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不容自由的百年帝國夢

2019/1/10 — 18:38

回顧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東亞大陸猶如和自由絕緣無底深潭。大陸上的民眾大多沒有自由的靈魂,縱偶有像劉曉波先生那樣實踐自由意志的賢者,卻會遭到國家以至鄰舍排擠、甚至可以不得善終。敵擋自由的國家意志,亦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得以彰顯。東亞大陸的互聯網採取實名制,國家能根據國民的一舉一動判斷其忠誠程度,以「信用評級」把國人分等級。等級低下的叛逆者,不只求職求學會有問題、甚至連訂車票出遊之類的閒事也會遇到困難。《1984》的反烏托邦就是東亞大陸的現實:國家要異議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也不過彈指間的功夫。

東亞大陸的政權自詡為天下之中的「中國」,對周邊邊民的自由更是置若罔聞。中央政權一直都要消滅西藏固有風俗,強行清拆寺院和宗教學校,藏民接二連三地自焚抗議,卻未能替當權者帶來一絲的感動。而在新疆,中國更效法納粹德國興建大批禁閉營,將整代維吾爾族青年關進去勞動思想改造。即使比較富裕的基督徒,亦因意識形態問題遭政府以武力強行清拆教堂及十字架、甚至還可能要改用由國家修訂至「符合國情」的新舊約聖經。

根據自由之家的公民自由評級,日本和香港自1970年代起一直都是東亞最自由的地方,其評級徘徊在最佳三級之間。臺灣和大韓民國在1970年代徘徊第五、六級,僅比中國好一丁點,但之後卻能在1980年代末急追直上,並維持在與港日同等水平。唯獨中國表現強差人意:很多時都處於第二差的第六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六四慘案之後幾年,中國公民自由水平更屬最惡劣的第七級。

廣告

中國國勢日強,目前已不繼收緊香港的自治權,甚至要考慮用嚴刑峻法針對任何疑似港獨言論。即是在實際獨立的臺灣,中國亦動員假消息假新聞,要以流言蜚語干擾臺灣的民主政治,期望能靠急統的威權主義者引導輿論、甚至讓這些第五縱隊參選奪權。

廣告

為了東亞恆久的自由,我們得先瞭解東亞大陸如何變成自由黑洞,也就是東亞大陸由清帝國轉化為名為「中國」的現代國家之過程。

文明帝國的現代轉型

在東亞大陸固有觀念中,世界就如一個同心圓,普天之下只有一個文明中心,也就是漢人居住的中土。中心之外那一層是文明較開化的蠻夷,隨著文明向外擴散,也將與中心融為一體。再外面那一層開化程度較低,亦較難融合。如此類推,最外面那層就是野蠻原始的化外之民,亦是中心帝國難以施展力量的地方。雖然這種天下觀並未能反映東亞世界體系的現實,比如中土亦一直有吸收同心圓外圍的文化,然而東亞大陸的知識人始終認為內外有別的華夷秩序乃正當的理想。對於外來文化,他們或視之為生活風雅、或視之為奇淫技巧,總之是難登大雅之堂的事物。

即使清帝國於英清戰爭後屢為西方國家所敗,東亞大陸的知識人仍未有捨棄這種華夷天下觀。由於西方國家的勢力大多限於沿海的租界以及邊境,他們只視西方的挑戰為傳統的邊患。他們以為只須學會西方軍事技術就能「師夷之技以制夷」,此後天下帝國的秩序仍然可以千秋萬世。然而舊帝國的邏輯,在日清戰爭落敗後再也沒有說服力。擊敗清帝國的日本雖自安土桃山時代後再沒有臣服於大陸的帝國,但在壬辰戰爭失利後就沒有正面挑戰帝國身為上國的地位,明帝國和清帝國也因此能繼續視日本為天下體系的邊陲小國。華夏帝國遭邊陲小國打敗的事,縱然不是沒有發生過,但以往入主中土的外族都採用儒家禮教。日本此刻卻正值明治維新,雖然儒學的影響實情未曾消退,但從大陸的觀點看,日本卻是個離棄孔孟、擁抱西方的東夷。自此華夏再也不能是理所當然的世界中心,清帝國也不得不承認自己不過乃列國體系中之一員。東亞大陸必須思索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自此踏入三十年轉型時代。

嚴復於1890年代引介並翻譯《天演論》等著作,並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將世界局勢描述為白種人與有色人種的種族戰爭。東亞大陸深受朱熹《家禮》影響,對血緣親族的祭祀傳承甚為重視,容易接受基於血統論的種族主義。如此嚴復之譯著一石激起千重浪,帝國的知識階層皆恐懼會遭亡國亡種,為此議論紛紛。梁啟超卻自信黃種人不能與其他低下的有色人種相提並論。他於《論中國之將強》指出「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的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為之事,黃人無不能者。」雖然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廁身列強,但「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那麼倘若清帝國能以明治日本的方式變革,不就能再次富強嗎?梁啟超、譚嗣同等寄望得到光緒帝的支持就能大展拳腳,卻令慈禧太后等感到威脅。最終慈禧發動政變,百日維新夭折、梁啟超亦得東渡日本避難。

梁啟超流亡日本,不斷觀察日本成功之道。他發現國族主義的力量,能集中國民意志推動現代化改革。為此他於1902年撰寫《新民說》,指出東亞大陸必須從文明帝國轉化為國族國家。因為「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所磅礡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見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如今大陸面臨西方和日本的擴張主義,「欲抵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此時知識階層的子弟,亦以留學日本為風尚,他們同樣認為東亞大陸應按照明治日本的模式,提倡以文化和血緣為基礎的族裔國族主義。

在清帝國談族裔,難免會觸碰開國以來的滿漢矛盾。江南文人於私人藏書中,重新發現明清之交的禁忌之學,曾投身於反清復明運動的王夫之亦被奉為哲人英雄。《揚州十日記》等描述明清變革之暴力的著述,亦再版並於地下流傳。新一代知識人反覆描述明人遭滿人弄得國破家亡的悲情,並將東亞大陸的現狀類比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他們認為漢人自十七世紀末就遭滿人奴役,東亞大陸也淪為滿人的殖民地,如此當船堅炮利的西方人來到東方,滿人就將殖民地的奴民輕易出賣予西方的新殖民者。鄒容於1903年撰寫《革命軍》,如此挑動讀者的反滿情緒:

嗚呼!我漢種,是豈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為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眾,適足為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足供他種人之棲息。漢種!漢種!不過為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漢種!漢種!又由滿洲人介紹為歐美各國人之奴隸。

漢族中心論者主張以暴力革命,把滿人驅逐出漢人聚居的十八行省,並建立漢人主導的共和國。但這亦意味著這新興東亞國家將不會統治清帝國在滿蒙疆藏的領地。梁啟超等人認為這等同將這些地域拱手讓予西方各國,如此東亞大陸的處境只會更加凶險。他們認為以立憲君主制度將清帝國轉型為多族裔國家,會是更穩當的做法。為此他們從日本近年政治發展中尋找思想資源。

日本於世紀之交正值自由主義退潮。1870、1880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與地方利益有太多糾纏,坂垣退助等運動領袖也許更關心如何能從薩長藩閥手上奪權。主導明治維新的領袖大多偏好官僚專政,木戶孝允等開明派亦因坂垣的權慾而與民權派鬧翻。執政官僚基於儒家公益私利之辨,把自己抬高為不群不黨、大公無私的父母官,把民權派政黨貶斥為基於利害關係的私黨。日本於1889年立憲後,官僚和保守派積極反撲。1890年頒佈的《教育敕語》借用神道教概念將天皇捧為天命所歸的聖王,再以儒家忠孝觀要求國民服從政權,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抗衡民權觀念。由於憲法未有賦與國會組閣權,官僚亦抗拒參與政黨政治,被稱為民黨的反對派只能透過拉倒預算案與政府討價還價。而所謂民黨,又不過是不同地方利益的鬆散組合。如此國會自1890年11月召開後,政局一直不穩定,單單在1890年代就出現過8個內閣。對在此時此刻到日本求學的大陸知識人來說,自由民權可算是好壞參半的概念。

梁啟超的精神導師加藤弘之於明治初年曾為自由主義者,卻因自由民權運動與政府的衝突而轉向成為國家主義者。他於1882年出版《人權新說》,否定天賦人權的民權觀,並指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才是真正的天道:惟獨於競爭得勝的強者,方有資格申索自己的權利。而族群之間的殊死之爭,又比個人的競爭更為關鍵。日本要在普世的族群鬥爭站穩陣腳,就必須集合眾人之力,為此日本必須維持其國體:日本國民必須以天皇為首,讓輔弼天皇的官僚以國家之力推動由上而下的變革。天皇的國家主權,必須凌駕於民眾的自由和人權。梁啟超剛落難時曾接受過自由主義的理念,卻於1901、02年轉向,主張清帝國要建立集權國家體制,以公權力改變社會、改造國民。他於《新民說》中指出:

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

與此同時,隨著日本的帝國擴張,日本知識人亦逐漸拋棄講求血統純正的單一族群論。新一代的學者多指出日本史就是族群融合的歷史:西國的彌生人、東國的繩文人、九州南部的隼人、東北的蝦夷人與來自大陸與韓半島的渡來人,在過去兩千年使日本列島變成族群的大熔爐。在明治年間,琉球人和阿伊努人的融合仍是現代進行式。昔日列島各族既然能在天皇的恩典下融為多元一體的大和民族,那麼帝國新領地的住民,理論上也能透過文明開化成為日本人。日本人在韓半島提倡日鮮同祖論,認為日本人與韓民族有共同祖先:他們認為好一部份日本人的祖先為自韓半島遷入的望族,又一些歷史學家則以神功皇后征韓之傳說論証日韓一體。統監府以及後來朝鮮總督府的日本人,多指出日韓同種、韓語也是日語方言,只是韓半島的文化因朝鮮王國之鎖國政策而固步自封。日本征服韓半島,是為了文明開化落後的「同胞」,在天皇的恩賜下推行現代化改革,將韓人同化成為完全的日本人。

而這一套邏輯,後來亦用在其他領地之上。雖然臺灣在日治初期曾因「清國因素」採用特別統治主義,但在田健治郎於1920年代執政時還是改採內地延長主義,之後亦隨戰爭爆發推動同化臺灣人的皇民化運動。到1930年代,日本亦以相若的邏輯侵吞滿蒙,想要把滿族、蒙古族以至是漢族與日本人融為一體。

這種多元一體又能無限擴張的族群融合論,正好切合清帝國多族群的現狀,亦有助於讓國內諸族融合成同樣尊崇天子的新國族。由於漢族能與他族融為一體,也就沒有丟棄滿蒙疆藏的問題。梁啟超顯然被日式多元一體論說服,是以他在1903年於〈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提倡他所言的「大民族主義」:

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蹠於五大陸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

另一位立憲派楊度則更進一步,在1907年於〈金鐵主義說〉論証中華民族之融合,乃歷史自然演化的過程:

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

楊度認為東亞大陸各族群融合為中華,乃五千年之歷史過程,滿清入主中原也是這歷史進程的一部份。漢人欲排斥滿人而自立,就是和歷史潮流作對。而在西方進迫的世界大勢下,大陸諸族也必須在帝國的領導下集中力量,融合成中華民族:

故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三者之中,不可失其一焉有所變動,一有變動則亡國矣……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而不可分一為五。

在1900年代,主張五族共融的立憲派與主張排滿革命的革命派鬧得不可開交,但隨後事態發展卻超乎所有人預期。清帝國最終的立憲方案極為保守,令躍躍欲試的地方士紳大失所望;而經濟波動又使帝國急需借貸,朝廷將鐵路國有化為抵押品,更侵害地方士紳利權。最終原先傾向立憲的地方士紳反抗,意外催生中華民國。革命派在脆弱的平衡下取得大陸南部統治權,不敢負上出賣國土的罪名。而他們排滿的初衷,是為了建立富強的國家,如今有望能執政,自然想將清帝國的遺產整碗捧去。是以革命派在屠殺滿人的狂熱過後,就改採「五族共和」的方針。孫文於1912年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就如此宣告: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同年孫文與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達成協議,袁世凱答應迫宣統帝遜位,孫則將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位出讓予袁。清帝國自此覆亡,且由名為中國的國族國家取以代之。不過中國卻非典型的國族國家,中國國族主義亦非典型的國族主義。歷史社會學家管禮雅(Liah Greenfeld)指出國族主義的理念,乃主張普羅主權和身份平等的世俗化思想。也就是說,先有民主自治的平等公民,才為他們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先有國民,然後再按國民權益界定國土。中國國族主義卻反其道而行,先是認定清帝國遺下的疆域一點都不能少、再根據領土界定誰是國民,到最後知識精英才以國家的需要界定國民能享有的權益。為求延續帝國的規模與威榮,就以先射箭後畫靶的方式模仿他國的國族主義,這就是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所描述的官方國族主義。

中國問題專家白魯恂(Lucian W. Pye)曾指出,中國只是「一個偽裝成(國族)國家的文明(帝國)」。他的意思是:中國只是為了保全帝國,才將自己裝扮成國族國家的模樣,期盼能以國族主義的動員力重現帝國的榮光。中國的國族主義,雖然以受害者的姿態披上「國族解放」的迷彩,其本質卻是意欲稱霸世界的帝國主義。

五四:與自由擦身而過

中華民國想以共和制國族國家的形式延續清帝國的領土疆域,卻盡得兩種模式之弊。民國政治,乃真獨裁假共和,但偏偏沒有一位獨裁者有稱帝的能耐。袁世凱蠢蠢欲動,但尚未登基就離心離德,最終只得鬱鬱而終。他的手下沒人能一言九鼎、大家也看不上大家,就淪為互相攻伐的軍閥。在外交方面,蒙古等地只願臣服清帝、不願恭順漢人,就借俄羅斯之力雄據自立。日本則趁西方忙於應付歐戰,向中國聲索原由德國享有的山東利權。雖然中國工業發展略有起色,但與舶來品競爭激烈,而中國工業規模基數低,再發展國貨還是難敵種種洋貨,尤其是趁歐戰於亞洲各地搶灘的日本貨。文化方面反倒是一成不變,尊崇天地君親師的儒家禮教仍主宰大部中國人的心智。

民國初年的種種亂像,使知識階層反思傳統文化之不足。他們主張要以民主和科學啟蒙國人,並於1910年代發起被稱為「大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知識人不再只關心富國強兵,反倒關注如何擺脫傳統枷鎖以擁抱自由。分析民初文章資料庫中的關鍵字,可看到「自由」、「個人」、「自由主義」、「個性」等字於1910年代用得頻密。也就是說,中國知識人於這幾年日益重視自由的理念。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並於創刊詞〈敬告青年〉勸勉讀者要抱緊自由:

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對民國政治失望的知識階層把希望寄託在於民國初年才踏入大學校園的年輕世代。在這個世代成長期間,清帝國廢除科舉,並以西式現代教育取以代之。與其飽讀四書五經的前輩相比,年輕人較不受儒家忠義觀念的影響,傾向相信民眾能由下而上地改革中國。開明知識人為栽培晚輩,寄望他們能擺脫儒教道學對個性的壓抑、以及各種迷信的傳統觀念,就積極地於校園推動自由學風。如此自由風潮席捲1910年代中國的校園。

當年青世代自我主體意識覺醒,就確認自己為有權參與政治的國民,要為社會種種不平事發聲。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7年美國參與歐戰前,就已經提出對戰後世界秩序的願景,寄望能藉輿論奠定美國戰後影響力。威爾遜指出未來的國際秩序若要穩定,世界各國的地位與權利必須平等、而各國政府亦必須得到住民認受。這些觀點在1918年被歸納為十四點和平原則,當中提及國族自決和平等對待殖民地民眾的原則。於191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美通訊社向中國各大傳媒發佈威爾遜的訊息,這些內容引起極大迴響,是以各媒體經常全文轉載威爾遜的演說辭。中國知識人和大學生深受鼓舞,得見自由美國戰勝威權德國,就憧憬著尊重弱國的自由世界新秩序。

但現實政治終究是殘酷的。英國、法國和日本在戰勝後,都無意放棄其帝國霸業,亦對德國的海外領土垂涎三尺。美國自身亦有海外利益,也無意為殖民地問題與盟友鬧翻,因此不欲於歐洲以外貫徹國族自決方針。軍閥主導的北京政府於1919年派員代表中國出席凡爾賽和談,代表團原先期望能收回德國在山東之權益,但開戰後日本就出兵攻打德國在青島的租界、並於山東長期駐軍。但列強對只曾派出苦力和輜重隊的中國並不重視,傾向把山東權益讓予日本。代表團準備簽字的流言於5月1日傳到北京,使大學生義憤填膺。他們於4日走上街頭到天安門外集會,然後遊行往各國使館。部份學生高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衝往親日官僚曹汝霖的宅邸趙家樓,先是見人就打、隨後縱火洩憤。雖北京政府下令拘捕學生,蔡元培等師長仍為學生四出奔走,而學潮則迅速擴散全國。民眾亦一度積極聲援學生,商人發起罷市、工人發動罷工。最終政府退讓,通電代表團暫緩簽署合約,使山東問題繼續懸而不決。

受「大五四」薰陶過的年輕學子,在「小五四」期間得到充權,並發現社會抗爭引發的政治能量。最終愈來愈多人嫌思想啟蒙曠日彌久,便改為投入政治運動,期望奪權後就能以公權力從上而下改造國家。年輕人的口號,亦日趨政治化:他們認定軍閥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協作者、又倡導揚忠孝抑個性的迷信,是不得不打倒的對象。是以他們的口號從最初的「民主與科學」和「只問外交、不問內政」,到後期演化為「打倒軍閥、再造中國」。雖然仍有知識人孜孜不倦地為啟蒙默默耕耘,但奪權救亡的思潮卻成為時代的巨浪。年輕人於1920年代日趨激進,他們認定軍閥政府乃反動保守的賣國者,就想以暴力革命把其推翻。比如北京政府於1921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成功取回山東主權,但《新青年》對此卻隻字不提。既然軍閥是要打倒的對象,他們的功績也自然要視而不見。

大五四的知識人乃充滿矛盾的一群。他們主張個性解放,卻未有擺脫族群競爭的世界觀:他們只是假定個人自由的實踐是群體成功的關鍵。他們雖主張理性和科學,卻有着浪漫主義的情懷:他們深信自己可以成為英雄、可以用意志克服種種現實的磨難。知識人提倡民主,卻又相信自己是少數獲得啟蒙的一群;他們要回到民眾那裡,但又覺得自己是民眾的導師。這群知識人就這樣在自由夢與帝國夢之間夢迴,直到帝國夢把自由夢吞噬。

年輕知識人想要推翻軍閥,自然會招致無情打壓。在小五四期間,中國全民激憤、民眾與工商界積極聲援,如此才迫使代表團拒簽凡爾賽和約。但當社會運動的焦點從外交轉往內政,不願介入政治鬥爭的民眾便不再支持,使知識人陷入孤立無援之境況。知識人急需打倒政敵的力量,卻發現自由主義無法提供這種力量,就轉為探索更激進的思潮。部份知識人因此對列寧主義感到興趣。曾勸告青年擁抱自由的陳獨秀,亦於1920年離棄自由主義,改為主張以集權手段實踐列寧主義。那年他於〈談政治〉一文指出:

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

既然要以強力集權的方式推動變革,就需要有一支領導群眾的先鋒黨。小五四後陳獨秀於社會運動屢戰屢敗,亦未能贏得普羅大眾支持。陳因此對啟蒙失去信心,更不認為愚民獲得自由能成好事。他於1921年撰〈卑之無甚高論〉一文,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貶斥民眾之愚昧:

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着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將這重大的責任胡亂放在毫無知識、毫無能力、毫無義務心的人們肩上,豈不是民族的自殺!

救亡既是頭等大事,就不能讓愚蠢的平民作主、亦不應顧慮愚民的自由。知識人反倒要做先知先覺的精英,從上而下領導民眾、按知識人的藍圖改變社會。為此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於1921年7月成立中國共產黨。此時盤踞廣東的孫文,亦積極籌備自己的先鋒黨組織。他反思1913年反袁世凱叛變的失敗,認為「二次革命」敗於同盟會成員未有服從他的指令。於是他翌年於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要求加入者宣誓向領袖個人效忠,到1919年此黨改稱中國國民黨。如此孫文會被列寧主義吸引,也就不足為奇。他於1922年與共產國際的代表接觸,到翌年1月26日更與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宣言。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個先鋒黨結為革命伙伴,國民黨實施聯俄容共的方針,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甚至讓他們身居要職。而共產黨則決議和國民黨組成革命統一戰線。國民黨於1924年於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協助之下把國民黨改組成列寧式政黨。

孫文於1924年展開一連串演講,要向國人闡述其「三民主義」思想。他表明反對自由主義,認為中國人必須犧牲個人自由,服從強而有力的集權領袖,中國方能抵抗外來侵略。他於〈民權主義〉第二講表示:

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是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水和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裏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

而孫文的目標,不只是要抵抗外侮。他最終要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以民國之名義、重建世界第一等的帝國。他於〈民族主義〉第六講指出:

中國從前是很強盛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的獨強。

孫文自信以中國的規模,若能集中力量,像日本那樣富國強兵,中國就能回復世界第一的狀態:

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只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那個時候,中國便可恢復頭一個地位!

而中國再次強大後,更要領導世界各國的革命,達成天下一統的大同之治。雖然孫文強調此乃「濟弱扶傾」,並非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但這種想法依舊是傳統天下帝國觀念的自我辯解。孫文的用意,不只是要反對西方帝國主義、更是要建立以我為主的新帝國主義,讓重新偉大起來的中國成為新帝國秩序的中心: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

在1920年代,中國新興起的先鋒黨為復興帝國的春秋大夢,誓要戳破1910年代的自由夢,要以黨國體系集中眾人之力。受大五四啟蒙、並於小五四後投身社運的年輕知識人,就為國共兩黨所拉攏。自從這些知識人把目光從外交轉往反對軍閥政府,就失去民眾支持,工商界亦不願再提供物資。社會運動陷入內外交困之境,令年輕人不得不向各政黨求援。青年代表初次與孫文見面時,雙方均感到格格不入:孫文根本對年輕世代的啟蒙價值興趣缺缺。但雙方很快就意識到彼此能互相利用。國民黨於1920年代成為學生運動的主要財源,到1923年全國學生總會更索性遷往由國共兩黨盤踞的廣東。國共兩黨都積極在年輕人群體招收黨員,並想將青年運動轉化成政黨附庸。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後設立中央青年部以指揮學生及青年運動,共產黨則派員滲透各社運組織、並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此後年輕知識人就成為國共兩黨打擊軍閥和外國人的馬前卒,或是做文宣工作、或是動員普羅大眾、或是上街抗爭。這些街頭運動往往演變成流血衝突,為國共兩黨興師北伐製造條件。

投入國共兩黨政治運動的年輕知識人,像政黨領袖一樣自視為先知先覺的關鍵少數。他們認為身為先鋒黨的責任,是去喚醒和領導後知後覺的普羅大眾。而普羅大眾在他們眼中是無知反動的愚夫愚婦,對自身的權益一無所知,是以民眾必須得到智者提點方能實踐其權利。民眾尚未醒覺、其自由抉擇亦不能帶來解放,是以他們必須服從先鋒黨;而民主參與,則是在為民眾夙夜匪懈的先鋒黨的帶領下集合力量,爭取整個國家的集體權益。也就是說,要讓服從和團結取代自由和啟蒙。

國共兩黨及其年輕支持者若論及「自由」二字,只為突顯軍閥的不堪,卻無意推動民眾的自由與民權。他們反倒利用民眾既有的華夷觀念,主張打倒外國的帝國主義、奢言要重拾漢唐盛世的風範,以沙文主義口號煽動仇外民粹。而在取得一定民眾支持後,則會透過群眾暴力迫餘下的民眾歸邊。先鋒黨帶領民眾革命,奪權以後就以黨國之力由上而下地改造社會,以國家主義集合眾人之力,從而達成國家的富強。如此大五四的自由夢,自1920年代後只屬少數學者的堅持,一切都被清末以來的帝國夢所吞噬。而當北伐推進到長江流域,青年運動隨著國共兩黨矛盾白熱化被國民政府瓦解,此後繼續參政多加入國共兩黨、推動黨國集權。帝國的復興夢,自此完全壓倒對自由的渴望。

赤化:極權主義與帝國建構

北伐戰爭於1926年爆發後,國共兩黨為爭取主導權頻起衝突。年末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將沿江而下進軍上海。共產黨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高舉「打倒買辦資產階級」的旗幟爭取具國族情懷的商人支持。同情共產黨的商人聯同親共工會和大學生於11月28日召開市民大會,主張實踐抗拒軍閥的市民自治。1927年初北伐軍兵臨城下,共產黨發動三次罷工暴動,想要攻進上海各租界後建立政權、然後迫未進城的蔣介石接受既定事實。他們於北伐軍抵達市郊時,於3月21日發起罷工罷市罷課、並於翌日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又以警察和軍閥殘部的武器把工人糾察隊武裝成黨軍。然而蔣介石未有如共產黨預期那樣就範, 並於4月12日發動幫會襲擊親共工會、到14日派兵攻入臨時市政府總部,並開始肅清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到1927年,在武漢對蔣介石對峙的國民黨左派亦決定與蔣介石復和,並與共產黨訣裂。自此共產黨只能從事地下活動。

受到挫折的共產黨必須重新思索其未來發展。根據馬克思本身的想法,若要令普世所有人類得以解放,無產者必須團結一致,以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如此人類文明才能進化,先是達成以勞分配的平等社會、並為步向以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繼續奮鬥。這場革命必須是全球革命,國族主義則是資產階級分化無產者的技倆。

然而這套正統理論在中國卻有實踐上的問題。中國工業發展遲緩,所謂資產階級其實是遠離權力核心的新興階級,而普羅民眾則多為農民、並不是工業社會的無產者。國際主義的主張,亦與懷着華夷觀念的中國人格格不入。不過列寧卻為馬克思主義開了一度後門:他認為西方的殖民主義乃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擴張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利用透過剝削得來的海外資源收買西方無產者的手段。那樣西方以外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地區,仍能透過反抗帝國主義參與全球社會主義革命。倘若把這理論後門拉闊一點,共產黨就能以反帝之名義推動跨階層的國族主義革命,而毛澤東則把這理論突破轉化為政治實踐。

毛澤東出身於下層士紳家庭,在大五四期間於1918年曾任職北京大學圖書館,其上司為與陳獨秀一起創辦共產黨的李大釗。他於小五四爆發前返回家鄉湖南,發動學潮、組織學生、創辦刊物,之後於1920年成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他於1921年7月以湖南代表身份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為共產黨員。

在聯俄容共之時,毛澤東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職,負責北伐期間的動員工作。但在1927年清黨後,他未有像其他黨員那樣在城市組織地下工會,而是到江西農村帶領農民叛亂。當時共產黨由王明領導,主張以正統理論推動國際主義的階級鬥爭,認為毛澤東的農民運動只是旁門左道。而毛澤東則批評王明教條主義,本身則想把國際主義揉合中國國族主義、以領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從而滿足復興天下帝國的強國夢。國民黨期間多次圍剿在江西的共產黨根據地,共產黨於1934年9月決定逃離江西,一直流亡到陝北延安,美其名曰長征。在流亡期間,共產黨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獲得張聞天支持,擊敗王明那一派,亦自此晉身中央政治閣常委之一。

毛澤東站穩陣腳後,就積極擴張在共產黨的影響力,為此他提出了一套與王明等國際派抗衡的革命理論。日本曇花一現的大正民主於1930年代崩壞,並因軍人主政而走向軍國主義。駐紮在滿洲的關東軍於1931年9月18日瞞着東京的民選政府,逕自起兵驅逐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扶植滿洲國為日本附屬。1932年日本再出兵上海,迫使中國同意把上海鄰近地區非軍事化。蔣介石知道中國剛剛才勉強統一、與日本實力懸殊,因而投鼠忌器。在九一八事變時,蔣不許張學良反擊,之後亦對日本在華北的擴張多番忍讓。但共產黨未有執政包袱,就能在道德高地指斥國民政府喪權辱國,以民眾的屈辱感煽動仇外情緒、藉此提升自己的聲望。毛澤東趁機提出一套兼容國際主義理想與國族情懷的論述,他於1935年於〈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指出:

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蔣介石在北伐過後,就想要建立一人獨裁的制度。他甚為欣賞剛在西方冒起的法西斯主義,雖然他畏懼法西斯模式的群眾動員,卻期望能以類法西斯組織招聚忠心的地方精英。這種獨裁主義卻使蔣介石離心離德,曾與蔣一同參與北伐的地方勢力屢次與南京衝突,在1930年代爆發多場政爭以至是內戰,部份實力較強的地方勢力則於根據地雄踞自治。高壓政治和連場鬥爭使知識階層對國民黨大失所望,亦令他們無法體諒蔣介石的對日方針。他們未有考慮實際戰略問題,只是覺得國民黨專注剿共而未有興兵抗日,是因為蔣介石為一己權慾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毛澤東認為這些知識人雖然都屬於資產階級,卻是能與共產黨聯手打擊國民黨的有用伙伴。他主張可以與非國民黨的在野人仕組成革命統一戰線,集中力量與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對抗。

失去滿洲地盤的張學良不滿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於1936年12月12日趁蔣到西安巡視時發動兵諫。蔣於被俘期間承諾暫停內戰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為瀕臨敗戰的共產黨帶來生機。毛澤東主張調整戰略,先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並藉游擊戰培養實力。在趕走日本人後,再與革命統一戰線聯手挑戰國民黨政權。毛澤東於1937年撰寫〈矛盾論〉,為此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他根據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指出在社會演化的每個階段皆有正反雙方的矛盾鬥爭。正題與反題的鬥爭,最終會辯證出合題,使歷史踏入下一個階段。此後合題就會成為新的正題,遭到與之矛盾的反題挑戰,如此再踏入下一個循環。毛澤東強調在每個階段皆有其主要矛盾,在當前的階段主要是中國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在下一個階段則是革命統一戰線與國民黨的矛盾、在此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才會走到台前。國際派想於此時此刻實現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因而主張以國際主義取代國族主義,則是不辨主次先後的左傾教條主義。毛於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指出革命統一戰線在驅逐國民黨後,並不會馬上展開由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先實行新民主主義,讓革命統一戰爭各成員以民主方式組成聯合政府。此後中國要展開現代化改革建設,到條件成熟後才會過渡往社會主義階段。

在這些理論基礎下,毛澤東於1942年於根據地延安發動政治鬥爭,要求黨員自我批判、審查各幹部的思想,發展成批鬥內奸的獵巫運動。共產黨的國際派、親蘇派於這場延安整風遭到整肅,而毛澤東一躍而成共產黨獨一領導。然而在中國西南的大後方,毛澤東卻發行大批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文宣,非國民黨的知識人不滿國民黨以訓政為名實行一黨專政,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承諾甚為憧憬。在對日作戰方面,共產黨主要在華北農村發起游擊戰,將正規軍的對決交給國民黨。共產黨則以戰養戰,並於華北鄉郊建立多個解放區。

日本昭和天皇於1945年8月15日中午發表玉音放送,宣布向包括中國的盟國無條件投降,此刻國共兩黨皆為未來大決戰磨拳擦掌。雖然雙方曾於重慶談判,並於10月10日簽署協定,國共內戰還是在年底全面爆發。不過毛澤東全權領導的共產黨已非吳下阿蒙,在1947年初於臨江戰役得勝後戰局逆轉,之後進軍更勢如破竹。在這種形勢下,大批知識人受新民主主義吸引而離棄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於1948年選出81名院士,當中只有9位於翌年隨國民黨流亡臺灣、此外有12位院士出走美國,餘下60位院士都選擇留在中國。他們有的因富國強兵的迷夢跟隨共產黨的領導,餘下的或是討厭國民黨的獨裁與無能、或至少對共產黨沒有惡感。這81位院士的去向,或多或少反映中國知識階層的人心所向。除此以外,部份國民黨地方勢力亦因為與蔣介石的恩怨,就以投機的心態改投中共。在1948至1949年,國民黨連續輸掉三場關鍵戰役,無法守在東亞大陸,只得流亡到臺灣這片得手才四年的海外屬地。雖然那時候大陸西南方仍有國民黨部隊殘部,但大局已定,毛澤東亦於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和國成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以「志願軍」之名出兵韓半島。韓半島北部的金日成政權於1950年6月25日舉兵南侵、使大韓民國幾遭沒頂之災,但麥克阿瑟率以西方軍隊為主的聯合國軍於9月在仁川登陸後,不單迅速取回首爾、更勢如破竹地直逼鴨綠江。毛澤東不欲金日成政權消亡,於10月開始出兵入侵韓半島、到在1951年春更一度佔據首爾。此後戰爭陷入邊談邊打的狀態,前線亦逐漸固定在現時非軍事分隔區附近。這種膠著狀態一直持續到1953年7月27日簽訂停戰協定之時。

在停戰前夕,於蘇聯執政達31年的強人史太林於3月5日離世,嚴厲批判史太林路線的赫魯曉夫隨後上台。蘇聯共產黨在安定國內形勢後,於1956年邀請各國共產黨代表出席第20次代表大會。到2月25日,赫魯曉夫在各共產國家代表面前發表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之演說,這篇全盤否定史太林之演說震驚整個共產世界。中國剛於韓戰令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吃盡苦頭、守住金日成的半壁江山,就自信能取代蘇聯成為國際共產運動的新老大哥。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於11月12日的評論,就指出中國將於國際社會扮演積極角色:

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960萬平方公里和6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為此毛澤東發起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他先於1957年春發起「大鳴大放」,鼓勵知識人批評時政,藉此制衡日益坐大的官僚。然而知識人的批評很快就指向共產黨,觸犯了毛的逆鱗。毛指斥批評共產黨的知識人都是資產階級右派,既然中國已赤化多年,也是時候清算右派並正式向社會主義過渡。如此不順從共產黨的知識人,以至名義上與共產黨組成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的民主黨派都遭到整肅。到1958年,原有農村社區都遭重組為人民公社,原有地方精英遭到整肅而被架空,造就黨國體系對農村的直接控制,一改東亞大陸一直以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這兩年的政治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結構,任何共產黨以外的精英階層都遭受沒頂之災。共產黨確立黨獨攬大權、一把手專政和動員群眾專政的集權制度,中國正式成為黨國不分的極權國家。

共產黨完全執政後,就想要正式往社會主義過渡,並要以戰時集體動員的手法使國家經濟超越西方國家。毛澤東於1958年中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動員全民大煉鋼,以求達到年產1070萬噸鋼鐵的目標。劉少奇亦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將這種動員生產的方式應用於農業之上。「大躍進」的經濟模式,是先由黨國提出高得不切實際的生產目標,再利用剛奠定的黨國體制動員民眾,期望集中力量就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國力。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之所以要揠苗助長,為的是要達成富國強兵的帝國夢。毛想要中國成為共產主義版本的華夏天下帝國,他於1958年在〈仿陸放翁〉一詩中,感嘆「人類而今上太空,但悲不見五洲同」。他於1958年8月19日的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更直白地宣示:

來我們要搞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

他在1959年9月11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再次道出富國強兵、征服地球的壯志豪言:

我們戰勝地球、建立強國。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目的一定可以達到。

毛澤東的目標,首先是要在短時間「超英趕美」,以集體動員的力量追上西方的發展水平。其次就是以群眾參與證明中國比蘇聯民主、以廢除所有私有制的人民公社去證明中國才是貨真價實的共產社會,藉此說明中國才有資格領導全球社會主義革命。然而大躍進的集體經濟模式帶來的卻只有災難。為了達成「以鋼為綱」的目標,共產黨動員各地民眾放下日常事務,以土高爐煉鋼湊數。這種作法欠缺效率,又要為取得燃料而砍伐森林,造成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而農業生產的指標則不符現實,地方當局為奉迎上意虛報產量,最終使各地均須上繳超乎承受能力的糧食。當農村開始鬧糧荒,政府仍以城市工業發展和軍需為優先,遲遲不肯開倉濟民。在1958至1961年,中國氣候並無異常、部份地方甚至豐收,卻有逾三千萬人死於飢荒,部份地方還發生人相食之慘劇。

中國非但未能憑大躍進取得共產世界之領導地位,其造成之各種災禍反招人口實,令蘇聯能非議中國共產黨之方針。中國不甘示弱,反倒指斥赫魯曉夫否定史太林、又主張與美國和平共處,是出賣盟友的修正主義。兩國關係急速惡化,蘇聯更於1960年撤出所有支援中國建設的專家。毛澤東反倒堅定其取代蘇聯之心志:他認為蘇聯已經出賣整個共產世界,惟獨中國仍會堅持支援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他於1960年在〈轉發黑龍江省委傳達北戴河會議精神報告之批語〉表示:

革命之重心已移向亞非拉 (按:亞洲、非州、拉丁美洲),革命的指導中心已移到中國,我黨應把國際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

由於中國經濟面臨崩潰,共產黨不得不議決撤回部份較激進的集體經濟政策。在劉少奇主導下,當局容許農民保有自留地、以自負盈虧的方式在自由市場售賣農產,亦計劃讓農民家庭承包國家土地。毛澤東認為這是倒退回資本主義,對承包制更是反對到底。他堅信必須透過階級鬥爭,貫徹公有制的集體經濟,中國方能以共產文明之尊的身份領導全球革命。

最終毛於1966年藉吳晗創作的京劇《海瑞罷官》引起的論爭發動文化大革命,藉群眾暴力打擊他心目中的資產階級,甚至連毛澤東討厭的共產黨官僚亦一併被列為打擊對象。這場政治運動的目標,是要將中國轉化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使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皆萬邦來朝,讓中國成為向世界輸出革命的泱泱大國。當時尚為毛澤東親信的陳伯達提出〈毛澤東思想中心論〉,認為文化大革命能令中國重新成為文明世界的中心,一洗百年來西風壓倒東風的屈辱:

全世界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從東方轉到西方,現在又轉一個圈,又回到東方來了……東方起來的這個新文化比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高得多。這個新文化的創造者是毛澤東同志代表的中國人民群眾、中國無產階級。

日清戰爭戰敗之後,中國人一直思索如何能在列國體系中繼承清帝國的遺產,想要復興漢唐盛世的帝國風範。如今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是想要畢全功於一役。向世界輸出革命的中國,就如舊時代的天下帝國,中國因實行毛澤東主義而成為天下之中,而受中國恩惠的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帝國的朝貢國。在這個黨國天朝,毛澤東就如身為天子的聖賢,只是國家意識形態不再是儒家思想,由取而代之的馬列主義擔當共產主義帝國的國家神學。昔日信奉儒家禮教的地方士紳在赤化後的階級鬥爭運動遭到肅清,共產黨的科層組織把觸角伸到基層農村地區,透過分配國家資源與民眾建立恩庇侍從的關係、並向民眾灌輸官方意識形態。

如此共產黨擔當昔日士紳管理地方、教化民眾之角色,而地方黨組織則因一把手專政與中央緊緊扣連,確立黨國群眾融為一體的中央集權體制。這種國家建構再加上戰時動員模式的經濟架構,令中國迅速成為不容忽視的軍事強權。身陷越戰泥沼的美國亦不得不與中國修好,借中國之力抗衡蘇聯。美國總統尼克遜於1972年破天荒出訪中國,後來還於1979年放棄管治臺灣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與中國建立邦交。清末以來渴求帝國復興的春秋大夢,於此刻已實踐了一大半。

但黨國帝國主義的興起,卻為社會帶來沉重的代價。共產黨透過群眾暴力推動政治鬥爭,令社會充斥腥風血雨,侵害人權之事則成生活日常,不少被階級鬥爭的對象,只因家有餘糧、困境不及鄰人,就被視為富農而慘遭批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暴力失控,連共產黨官僚亦被視為資產階級同路人而遭鬥倒,比如國家主席劉少奇因曾計劃推動承包制而遭群眾虐待,最終因病於1969年離世。最終毛澤東需出動軍隊穩定局面,並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驅散群眾。黨內鬥爭亦因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的作風白熱化,原定接班人林彪於1971年叛逃,並於蒙古墜機身亡。如此政治局勢變得極不穩定,經濟生產因而停擺。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165美元,只有臺灣的七分之一、或香港的十七分之一,可謂是一窮二白。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法國學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不客氣地指出:

(共產)革命分子所追求的目標是民族的尊榮,而不是百姓的福祉。他們的初衷與列寧和馬克思大相逕庭,反倒是跟希特勒比較接近。

六四:步向自由的最後機會

毛澤東於1976年9月離世,文化大革命隨即結束。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接任國家主席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他以「兩個凡是」為口號,想要延續毛澤東固有路線。但此刻中國百廢待興、民心思變,共產黨內部亦多期望重新思索前路。結果鄧小平以元老身份架空華國鋒的權力,使中國走向開放改革。鄧小平實踐劉少奇未能推行的承包制,並以「兩條腿走路」為口號,推動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雙軌並行的務實經濟政策。共產黨放棄以群眾暴力進行階級鬥爭的作風,社會氣氛也變得相對寬鬆。

曾被視為階級鬥爭對象的知識人,終於能暫時重拾自由思想的空間。部份曾被毛澤東思想吸引的知識人亦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是條歪路,並為曾經投入群眾暴力而感到愧疚,就想要設法避免重蹈集體主義的覆轍。如此拋開毛澤東時代的黨八股尋覓自由、並從封閉的國界外尋找新思潮的啟蒙,就成為198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風潮。此時民間亦渴望走向民主自由,在1978至1979年於西單體育場的圍牆上,民間自發貼上各種政見的大字報,一度形成一個爭取政治自由化的公共領域。部份參與者更出版地下刊物,品評時政。參與的知識人意識日趨大膽、無所不談,被譽為「北京之春」。然而,《探索》創辦人魏京生於1979年3月25日,在西單民主牆張貼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號外文章,卻觸動當局之神經,認為魏要批評鄧小平是獨裁者。魏於29日被捕,後因反革命罪被判監15年。

北京大學於1980年10月亦展開校園民主運動,校內學生就各種政經文化事項議論紛紛,當年被打為右派的知識人成為學子的新英雄、而毛澤東思想亦成批評對象。學生們除了要爭取民主,還要求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他們高舉個性、主張對權力的制衡。此後學生運動雖屢遭打壓,但中國各大學的學潮於1980年代還是此起彼落。

中國知識界於1980年代想確立自己為主體,他們積極評論公共事務,想要為社會帶來啟蒙。他們擁抱自由,也要思想自由重估一切價值,為中國的未來想出路。簡要而言,就是要學效大五四:昔日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抗衡儒教八股、今日公共知識人就要以自由和啟蒙對抗毛澤東思想的黨八股。而民間亦想要有自己獨立的聲音,想要解除集體主義的壓制以及鬥爭思維的反智。在1988年新時期10年金曲回顧演唱會上,搖滾樂手崔健以象徵意義濃厚的紅布蒙着雙眼高歌〈一塊紅布〉,引起了一輪騷動: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 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看不見你 也看不見路
我的手也被你拴住
你問我在想什麼
我說我要你做主

 

歌詞描述一位恐怖情人,用一塊於毛澤東時代象徵共產革命的紅布蒙蔽故事的主人翁,以物理禁錮加情感勒索換取他的依戀、使他「忘掉我沒地兒住」、「看不見地已經乾裂」。可憐的主人翁最終「身體已乾枯」,不理智的迷戀使他一窮二白,卻已無從反抗。這不啻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強烈控訴,激起當時民眾之共鳴。〈一塊紅布〉和〈一無所有〉等控訴極權、渴慕自由的歌曲,使崔健一躍而紅,被歌迷尊為「中國搖滾之父」。

同樣於1988年廣播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則可謂當代自由知識人的共同宣言。紀錄片藉海洋文明與黃河文明之對比,挑戰黨國的集體主義。片中旁白主張民主開放,是現代世界的天下大勢,是以反專制、爭民主、為自由,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時不能迴避的功課: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隨意性;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我們正從混濁走向透明,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黃河最終要滙入蔚藍色的大海。

而《河殤》的評論,亦嘗試跳出「愛國不愛黨」的套路,並把大一統的華夏帝國觀納入批判對象。中國的專制和封閉,不只是「中共」的問題、更是「中國」本身之錯謬:

這個神秘的超穩定結構,主宰了我們兩千年……但是,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游盪……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致局部的腐敗現象,仍然在破壞我們的「四化」(按:四個現代化)大計……

《河殤》既質疑黨國、甚至也批評愛國主義,令共產黨中的保守派極為不滿,認為這是敵擋政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當時大部份知識人對愛國的質疑,主要是愛之深、責之切。他們心底仍有強烈的國族情懷,因此亦無意推翻政權、只是寄望共產黨能自行推動自由化改革。即或如此,1980年代中國的時代精神,顯然主張自由遠比愛國重要。愛國情意結,也不過是因時代局限而脫不掉的蘭尾;爭取民主與自由,才是這個時代的主調。後來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知識人劉曉波,於1988年12月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時,提出極具爭議的「三百年殖民地論」。他認為中國要成功改革、走出農業文明的專制主義,就必須:

(成為)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香港這樣……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劉曉波為現代化而「擁抱」殖民,固然忽視了「殖民現代性」與「現代性」之分別,對西方殖民主義有太多浪漫投射。即或如此,劉曉波的見解仍可說是高瞻遠矚。中國的大一統思想,本身就是帝國主義;東亞大陸千百年來的奴役,無疑就是殖民。那麼中國半桶水的現代化,無疑也是「殖民現代性」的表現。既然都是殖民現代性,那英國在香港的現代化縱是半桶水,和中國比還是相對上自由。人權先於主權、自由優於愛國、統一就是奴役,這才是「三百年殖民地論」的重點。

但1980年代的自由風亦有其時代的侷限。如前所述,大部份知識人皆未能割除愛國情意結的蘭尾、未能像劉曉波那樣坦誠和灑脫。但更大的問題,在於知識階層未能捨棄追求富強的救亡思維。《河殤》雖提倡自由民主、甚至質疑大一統的華夏道統,但其出發點仍是救亡:

救民族之危亡,勢必拒寇於國門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 對外開發,迎接科學和民主的新曙光。

除此以外,1980年代的知識人對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有太多浪漫的投射。他們質疑毛澤東思想,連帶把與集體經濟相對立的市場經濟擺上神壇,並將市場化與自由化劃上等號。這部份反映知識人希望能畢全功於一役,期望可透過一場運動兼得自由和財富。他們以為市場化必然會帶來自由化,並深信隨市場改革而興起的民營企業和中產階級會成為推動自由民主的中流砥柱。他們忽視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若缺乏制衡,容易招致分配不均的副作用。

也許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並不必然排斥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雖然英美模式的資本主義一直與自由民主並駕齊驅,但德國模式早已證明兩者之關並無必然的關連。這情況在東亞尤其明顯:在戰前日本和戰後的臺灣和韓國,其資本主義發展最初也伴隨着高壓的威權主義。與共產黨系出同源的國民黨,在1987年解嚴前就是靠黨國之力推動資本主義發展,並藉「拼經濟」的成果鞏固其在臺灣的遷佔者政權。我們切莫忘記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忠告:若是為了富強而追求自由,心不正、劍則邪,最終只會為富強而丟棄自由。自由理當是絕對的終極關懷,它本身毋須任何道德證成,更不能被當成追求財富及權勢的工具。

以元老身份垂簾聽政的鄧小平對知識界的自由風深感疑慮。他雖主張市場化改革,在政治上卻與保守派陳雲一樣,都堅持一把手抓的一黨專制。而黨內甚至領導人亦受自由風潮之影響,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等開明派偏向同情自由民主的訴求。1986至1987年各大學均爆發爭取民主的風潮,鄧小平認為這是挑戰黨的權威,並認為開明派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辦事不力。在1987年1月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題訓斥黨內開明派:

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的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們有些共產黨員。

結果胡耀邦於16日在壓力下辭去總書記一職。這時候中國改革開放走到十字路口,除了保守派與開明派關乎政治改革的論爭外,共產黨內部對經濟改革方向意見不一。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始終堅持計劃經濟,對市場經濟充滿疑慮。這樣中國只能折衷地採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而市場經濟的開放程度又受制於政治因素。很多時候在推行市場開放政策後,保守派就藉轉型期間的混亂反擊,最終使政策開倒車,造成「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惡性循環。而共產黨官僚亦利用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差價,在市場炒賣透過職權取得的資產,造成擾民的「官倒」現象。開明派受壓、經濟前景不明朗、官僚又走向腐敗,令民怨日益累積。

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離世,觸動傾向自由化改革的知識階層之情感,大學生則紛紛湧到天安門集會哀悼。就像「大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促成「小五四」的抗爭那樣,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亦於此時催生了天安門學生運動。學生留守天安門廣場,並於17日向當局提出七項要求。他們肯定胡耀邦生前主張的「民主、自由、寬鬆、和諧」,要求當局重新評價胡。此外,學生亦要政府正視官倒和官僚腐敗的毛病。

然而鄧小平卻認為學生和聲援民眾要質疑黨國體系的合法性,將事件定性為顛覆政權的叛亂。《人民日報》於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斥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尋釁滋事。之後天安門的抗爭呈膠着狀態,雖然國務院總理李鵬曾於5月18日與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對話,但雙方毫無交集、會談也不歡而散。最終中國軍隊於6月3日晚間開進北京城,到4日凌晨大開殺戒,以機槍和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死傷枕藉。當局隨後大規模搜捕抗爭者,部份被通緝的抗爭領袖則獲同情學運的香港人協助流亡海外。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自此煙消雲散。

後六四時代:大國崛起不容自由民主

受1980年代自由風潮鼓舞的天安門學運,於1989年6月4日清晨流血落幕。有論者認為抗爭者雖批判毛澤東思想,卻始終未能擺脫毛式全贏全輸的鬥爭觀,因此未能把握機會與共產黨內的開明派聯手。這評論雖不無道理,但似乎高估了開明派的實力、亦低估共產黨作為集權先鋒黨的路徑依賴。天安門學生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毫無疑問是因為知識階層與黨國之間的實力差距太懸殊。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何以整個自由風潮在六四慘案後就一沉不起。

對鄧小平來說,天安門學運乃幾乎招致黨國覆亡的認受性危機。除此以外,他亦認為共產黨內出了與顛覆者裡應外合的叛徒,故此決定整肅開明派。共產黨於23至24日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會中譴責趙紫陽支持動亂並分裂共產黨,並決議革除他於黨內一切職務。此後趙紫陽一直遭到軟禁,直到2005年辭世。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則接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被視為不忠的共產黨官僚亦遭到清算,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為六四慘案後被捕的最高級官員,他被控泄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最終被判入獄7年、並被共產黨開除。而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駐香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等共產黨官僚亦出逃海外。

在六四慘案和蘇聯解體的衝擊下,鄧小平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既有路線,即是堅持在共產黨領導下、承傳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統、以「人民民主專政」的集權政治推動改革開放。他亦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這二十字方針安定黨內人心。

除此以外,當局亦決定以愛國教育抗衡1980年代起的自由風潮。於1989年以後入學的大學生於開學前,均必須接受軍事技能訓練,藉此教導學生服從紀律。而於訓練期間兼任指導員的大學教師,之後亦會成為學生的班主任,繼續於校園跟進輔導。當局也把西方國家於六四慘案後以人道理由作出的制裁,與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西方的帝國主義挑戰相提並論。而要求自由民主的社會抗爭,背後是由西方國家煽動。西方國家想要重溫帝國主義的美夢,不想中國富強,才千方百計去搞擾中國社會秩序。1990年代以來的愛國主義教育,以「毋忘國恥」的口號煽動仇外情緒,以動員民眾順服共產黨的領導,放棄自由全力拼經濟,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踏上向西方復仇的復仇之路。

這種反自由的愚民政策效果出奇地理想,中國在1990年代起就經歷了好幾波的愛國排外風潮,而社會輿論亦多認為中國不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價值觀都毋須再仰西方鼻息。在1996年,宋強和張小波等人模仿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說不》撰寫《中國可以說不》,發行不足一個月就沽清需要重印,至今累積銷量以百萬計。而題材類近的《中國還是可以說不》、《中國仍然要說不》、《中國為何不高興》,都是熱賣的暢銷書。而1990年代後的社會抗爭,大都不脫愛國仇外的主旋律,於「忠黨愛國排外」的框架下提出自己的訴求。

然而鄧小平也意識到愛國教育若要奏效,就必須讓經濟發展起來、使民眾脫離貧窮,如此才能確立對黨國感恩圖戴的愛國心。為此中國必須全面市場化,跳出放則亂、收則死的怪圈。然而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卻堅持計劃經濟不可棄,認為市場經濟只會招來敵對黨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六四慘案的經歷亦使保守派振振有辭。到1992年1月,鄧小平決定先發制人,先到較接納市場經濟的廣東考察。旅程第一站是在香港邊界旁的深圳,那是鄧親自指示成立的經濟特區,也是全國市場經濟發展最蓬勃的城市。他於23日表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隨後就不點名地向着陳雲喊話:

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年輕人上去。

之後鄧小平到達位於珠江口另一邊的珠海,並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與會者包括軍旅出身的楊尚昆以及一眾高級將領,代表軍方對鄧小平的支持,唯獨身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江澤民未克出席。在會中鄧嚴厲地指出: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到31日,鄧小平才巡視陳雲的根據地上海。此時大部份傳媒都不敢轉載鄧小平的講法,都懼怕會於權力鬥爭中選錯邊。返回北京的鄧小平命令全國媒體轉載《深圳特區報》對南巡講話的報導,期望以輿論壓力強迫江澤民歸邊站。最終江澤民4月1日在日本記者面前肯定鄧小平之講話。之後當局便準備全面推行市場經濟,到10月12日江澤民更於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鄧小平推動市場化改革之際,美國亦調整了其中國政策,令改革事半功倍。於1993年1月上任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堅信經濟自由會催生政治自由的現代化理論,於任內積極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在他上任不足一年內,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即於1994年元旦生效。在美國主導下,124個國家於同年4月15日於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sh)簽署協定,將鬆散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改組成世界貿易組織。此時中國以假情報和裝作開明的官員,使美國政界相信在六四慘案後,中國社會以至共產黨內部仍存在嚮往自由的暗流。美國當局相信以自由貿易使中國經濟完全市場化,就能夠助長這股暗流,促成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和平演變。柯林頓政府因而決定不再制裁中國,於1995年起把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問題脫鈎,這意味着中國事實上已成為美國的永久最惠國。2000年10月10日簽署生效的《美中關係2000年法案》則將這既成事實變成法規,翌年中國就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之一員。

中國就這樣趕上了全球貿易一體化的快車。在全球化大勢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大舉在中國投資,將生產鏈遷往工資較低廉、環境勞保法規較寬鬆的中國。黨國體系根據市場經濟的邏輯、以計劃經濟的規劃推動各地基礎建設和制度改革。他們動用國家體制的力量,一方面集中人力物力以最短時間修橋築路、一方面掃除或會反對黨國經濟規劃的社會力量。之後黨國以「官督商辦」的方式,支持民間企業在國家經濟發展的藍圖下自由發展。

除此以外,中國亦趁此形勢加強對香港及臺灣企業的統戰,一方面汲取他們的資本和技術、另一方面則為透過經濟融合實踐對港臺的帝國擴張。事實上在1990年代,香港和臺灣才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而西方企業則多把工序外判予港臺企業設在中國的工廠。除此以外,中國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從外資手上取得技術,藉此建立自身的工業基礎。簡要而言,這就是戰後東亞沿海各國的發展模式、再加上中國特有的規模效應而造成的經濟奇蹟。

中國經濟於短短二十年急速擴張,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價從1990年的971國際元、2000年的2905國際元、升至2010年的9324國際元,前後增加了近九倍。也就是說,中國從低收入國家發展成中等收入國家。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總量,則從11,028億增至124,734億,剛好能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1990年的0.502、升至2000年的0.594和2010年的0.706,即是從低等水平發展成高水平。民眾之生活水平無疑會大為改善。

後六四中國在機緣際會下,其民眾不單能脫離赤貧狀態,國家也崛起成新興經濟強權。新興中產階級非但沒有像現代化理論預言那般成為自由化的中流砥柱,反倒變成黨國的忠實支持者:他們意識到自己新到手的財富,均來自黨國積極引入資金的政策。縱使他們很享受隨市場經濟而來的經濟自由,卻因此更不願攪擾既有政治秩序、不願讓自由民主衝擊令他們致富的建制。民間企業家受惠於黨國的扶植政策,不單無意確立自身的政治主體性,還與黨國官僚結合成利益一致的權貴資產階級。中國的新興企業,類似日本、韓國那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財閥:只是與黨國糾纏不清的中國企業,其官商勾結和靠家屬人事與政府連帶的日韓財閥相比,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而普羅民眾縱受到種種不公壓迫,多只會怪罪企業和地方政府,堅信被地方勢力「蒙蔽」的中央政府最終會體恤民情。

而也許更重要的是,後六四的中國不單脫貧,還成為世界無法忽視的列強之一。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其軍備及對外影響力均急劇擴張。香港和澳門分別於1997及1999年被納入版圖、淪為半自治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對此百感交雜,中國官方卻視之為一雪前恥的盛會。親中派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臺灣總統,則使中國寄望能透過「國共合作」,以經濟融合逐漸達成政治上的兼併。2007至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崩潰,使西方國家一度陷入經濟衰退,中國卻依舊維持高速增長。中國遂意得志滿地於2009年和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召開金磚四國(BRIC)高峰會,以世界經濟的拯救者自居。如今中國不單富而強,還有力問鼎全球。清末以來的帝國復興夢得以圓滿,更使民眾相信共產黨仍然掌握天命。

自由派相信經濟自由引致政治自由的現代化理論,卻與1990年代後的發展南轅北轍。受惠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產階級和民營企業固然對黨國感恩圖戴,但未能適應市場而生活艱苦的基層民眾亦無法理解自由派那種將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劃上等號的論述。國營企業在計劃經濟下原為社會福利的提供者,但企業在全面市場化後就要以營利為目標,不但未能延續既有社會救濟功能、更要大幅裁員。地方政府非但未能以社會福利政策彌補,反倒以招商投資為正業。他們既縱容企業違反環境、消防和勞工法規,亦為推行基礎建設和房地產投資以強制手段收地,令大批貧民流離失所。城市政府透過僵硬的戶籍制度,一方面汲取來自農村的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卻拒絕為他們提供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便農民工淪為替城市人擔當厭惡性工作的「低端人口」。面對種種步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痛,使自由派未能適應而集體失語。

後六四思潮:帝國神學群魔亂舞

一些親黨國學者於此時針對自由派弱點,以中立姿態批判自由派,藉此提出暗助黨國的理論。王紹光與胡鞍鋼於1993年撰寫《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指出黨國的國家能力於鄧小平時代就不斷弱化,還利用中國讀者之救亡心態、誇張地描述中國分崩離析的風險。王紹光將市場化改革後的種種亂象,都歸咎於國家能力弱化,並指責迷信經濟自由的自由派對此視若無睹。他指出國家能力和國家體制是兩種不同概念:專制國家的國家能力可以異常虛弱,而中國雖然必須民主化、但民主鞏固的前題乃強大的國家能力。然而,王紹光所講的民主,乃中國特色的民主。他以基要主義者的姿態,指斥西方的代議民主、自由民主和憲政民主乃不完全而「有修飾詞的民主」。王紹光故意忽略這些「修飾詞」的功用,是要消餌自由與民主間的潛在衝突、是要防止民主淪為多數人的暴政、是要防止魅力型領袖以群眾力量滿足個人野心。這種原教旨民主是否民主尚且可以爭論,但卻肯定是反自由的,甚至會為毛澤東主義那種動員群眾打擊少數敵人的集體暴力鋪平道路。

當中國於後六四時代走上富強之路,部份未能擺脫強國情結的知識人就如史華慈預言那樣變節,而王紹光這類「新左派」思想就為知識人轉向提供理論基礎。甘陽是其中一位較有名的轉向知識人。他於1980年曾是自由派,亦曾參與天安門學運、加入過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於六四慘案後甘陽逃離中國,並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他未取得學位,就於1999年到香港大學任研究員,並於2009年歸國。他於1989年寫的一篇文章,曾提倡個人自由之重要,指斥大五四的知識人執迷於拯救國家和國族,從而忽視自由:

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大教訓或許在於:他們總是時時、處處把社會、民族、人民、國家放在第一位,卻從未甚至也不敢理直氣壯地把「個人自由」作第一原則提出,因為在他們看來,個人自由似乎只是關乎一己之私事,豈能作為社會的第一原則?……然而,在我看來,正是在這裡,就已經隱含着他們喪失自己獨立性的可能。……從今天來看,五四時代提出「民主」和「科學」兩個口號,並沒有真正抓住問題的根本。不首先確立「個人自由」這第一原則,談甚麼科學,談甚麼民主?……這種所謂的「民主」和「科學」都有可能變成一種新的壓迫形式、新的專制方式。

然而甘陽到1990年代中卻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成為新左派的代言人。他附和王紹光強調建立國家能力的主張,不再承認自由是先於一切的終極關懷。他表面上是為了反對自由派的經濟不干涉主義,認為自由派不關注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當中國經濟日趨市場化,貧富懸殊只會日益嚴重。在此形勢下,平等比自由更為重要,而只有強大的國家方能有力紓緩種種社會不公。即或如此,甘陽此刻還是擺出開明的姿態,將自己的轉向包裝成自由派內部的路線之爭,並將自己的立場美其名曰「自由左派」。

甘陽亦像王紹光那樣主張「無修飾詞的民主」,並指責自由派為不信任群眾的知識精英。但他心目中的「民主」,卻是國家促成中央集權、壓抑地方勢力的工具。根據新左派的邏輯,社會不平等的元凶,乃不受中央操控的地方政府、以及與其勾結的資本。要打破這種壓迫,就須以動員民眾的民主政治,讓中央能有力量於地方貫徹管治意志、制約資本的貪婪。他以美國聯邦黨為案例,指出「民主」並不以地方分權為先決條件:

日後被稱為美國憲政民主之父的並不是「反聯邦黨人」,而恰恰是「聯邦黨人」。這就已經足以提示我們:中央集權未必一定就是專制,而地方分權也並不必然就是民主。

而美國的案例,甚至說明大國比小國更為優越,亦能論證中國將因大一統而偉大:

聯邦黨人在政治史上最大貢獻就在於他們徹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國才有可能的西方傳統政治觀,在西方以至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奠定了「社會越大,越能妥當自治」這一截然相反的「大國民主論」……中國的大一統傳統或將極大地有助於中國最終成熟為一個「憲政布於天下」的偉大現代政治共同體。

甘陽故意忽略美國政治的基本常識:縱使美國最終確立聯邦政府的絕對主權,其制度卻依然強調州權對聯邦政府的制衡。參議院和選舉人制度,用意均為增強小州的議價能力。部份大州的自主性,甚至比一些管治失效的小國更強。美國的民主管治表現亦非特別亮麗,於2017年經濟學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數排名僅為21位。除加拿大和澳洲外,排在前頭的都是中小型國家。而加澳兩國國土雖大、人口卻是中型國家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美國之發展史極其獨特,並非其他國家所能比擬。歐洲人開拓北美洲時,幾乎把原住民屠殺殆盡,讓美國能以處女地的姿態吸納各方移民。考慮到美國的規模,那其實是個均一的國家,比較貼切的說法是「在共有文化下均勻地多元」。這正正是美國作為大國仍能維持民主的原因。東亞大陸顯然不是這種地方。若要在此地建立大一統的「民主」,也許先要以歐洲人屠殺原住民的蠻勁,把大陸各地在族群、文化、語言、政治理念上的差異用公權力強行夷平,如此方能成事。

甘陽到21世紀,丟下「自由左派」的遮羞布,高調提倡黨國專權的帝國主義,如此可謂「大一統民主」的自然發展。他指出儒家禮教、毛澤東主義和鄧小平思想三者之間看上去似有斷層,但其實應當視為連綿不絕的華夏道統的三個階段。是以當代知識人應當「通三統」,在這三大傳統汲取思想資源融會貫通,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甘陽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偉大的文明帝國,只是到十九世紀不敵西方船堅炮利,才被迫降格參與建構國族國家的遊戲。二十一世紀當為中國的世紀,中國也應當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重新成為超越國族國家的文明國家。我們至此理解到甘陽何以轉向:當中國於後六四時代國力提升,他就重新燃起那潛藏的強國夢。這追求富強的心志,就是百年來知識人戀慕帝國威榮的復興夢,為此他們不惜侵害自由、以集權國家之力集合群眾之力重建帝國。

另一位轉向知識人劉小楓則頗為傳奇。他於1980年代起自稱為不信教的「文化基督徒」,在1989年到瑞士巴塞爾大學攻讀神學。學成後先到香港,並先後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和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任職。他這時候提倡沒有信仰的文化基督教,遵從的是1980年代自由派知識人的邏輯:如飢似渴地吸收西方思想、甚至不惜把西方浪漫化,想直接將西方模式套用在苦無出路的後毛澤東中國。他歸國到中山大學和人民大學任教後,卻轉向成為國家主義者,並積極引介施米特(Carl Schmitt)是的納粹法學。

劉小楓於2010至2013年舉辦了三次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演講,思路近似甘陽「通三統」之說。他以煽動仇外的口吻,控訴美國一直都想阻止中國步向富強。而來自西方的啟蒙思想,則是近代中國一切劫難的源頭。中國以儒家禮教治國的精英政治,正正就是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 (Leo Strauss)推崇的「賢人政治」,而近代知識人想要推動啟蒙、促進自由,只是庸人自擾的破壞。而毛澤東則撥亂反正,以儒家聖王的姿態驅除啟蒙遺毒、實踐黨國主導的賢人政治,是以當尊稱他為中國國父。

劉小楓的轉向,歸根究底是對平等主義的絕對排斥。他認為人類心性德性皆有異、人人水平不同,而真理也只能向少數聰明通達者顯明、愚蠢的凡人應當默默接受智者的領導。自由派主張啟蒙,只是讓愚者承擔自己承擔不起的責任。劉以蘇格拉底被處死的歷史為喻,指責自由派意欲煽惑民眾敵擋智者:

陪審團中那些非處死蘇格拉底不可的人是誰?是雅典民主政體的政治家……哲人與人民的對立是假象:因為人民既搞不懂也不關心哲人的言論,真相是哲人與自認為代表人民的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的對立。

劉小楓認為民眾的本質是反智的。他們沒有哲思的能力、沒有追求啟蒙的意願、也不介意讓全知的智者帶領。自由派提倡的啟蒙和解放,歸根究底只是偽議題。劉小楓認為自由派之所以卑鄙,是因為平庸的大眾若得知世界的真象,就只會陷入完全的絕望:

哲學搞到盡頭,一定會撞上虛無。然而,哲人的美麗恰恰在於,不可讓自己發現的這個世界的虛無本相大白於天下。

套用蘇格拉底的比喻,唯獨像劉小楓那樣的智者才有資格作個痛苦的人、才有能力明白真理。而凡夫俗子皆應樂於做頭快樂的豬、不要妄圖獲得啟蒙。讓智者以先鋒黨角色欺瞞民眾、帶領民眾,民眾才會快樂、社會才會和諧。倘若甘陽是為了大一統帝國的榮光而捨棄自由,劉小楓就是為了先鋒黨的尊嚴背叛基督。他當初選擇成為「文化基督徒」,是要利用洋教洋和尚的身份與民眾區隔:如此他就可以在扮演德拉克羅瓦(Eugène Delacroix)的名畫《自由引導人民》之自由女神,在英雄主義的浪漫氛圍下帶領民眾走向自由。但當他發現人獲得自由、就會追求獨立自尊,既不倚賴上帝、更不需要先知,他就必須另闢蹊徑才能滿足那身為智者的虛榮心。此刻中國帝國崛起、耶穌又不是中國人,那樣他自然就會離棄基督、擁抱自孔孟承傳到毛澤東的帝國神學,並自詡為幫助帝國開基創業的國師。就如猶大出賣耶穌,不是為那只值四個月工資的30塊銀錢,而是出於身為奮銳黨先鋒的虛榮。

而一度被共產黨視為封建餘毒的儒家思想,弔詭地於後六四時代成為炙手可熱的顯學。只是這新興中國新儒家學派,卻高調的反對西方、質疑自由。他們把香港和臺灣的新儒家視為假想敵,指責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想要引導儒學適應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在搞自我夷狄化的自虐儒學。中國新儒家主張惟獨中國才是文明中心,國土以外的種種思潮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凡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論調,他們都要反對到底;面對自由主義,他們更是嗤之以鼻。他們主張儒學必須政治化,批評港臺新儒家只搞內在修養的「心性儒學」。為了抗衡港臺的「歪風」,中國新儒家必須定位為輔弼帝國的「政治儒學」。

這種政治儒學,實際上是帝國儒學。他們反對一切的民主,認為民意只是一時一地的私益,而儒者卻要以「為萬世開太平」為己念。為此就必須重建一個長幼尊卑、內外上下皆井然有序的社會。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訴求,只會破壞秩序、損害和諧。儒家應做的是扶助政權、引導當權者成為儒家聖王,如此象徵宇宙意志的「君主」就能以儒教維繫人心、以壓倒一切的階級穩定促成社會和諧。在過個過程中,「政府利用儒家、儒家也利用政府」,最後達成所謂的「王道政治」。

另一些學者則着眼於重建華夷尊卑的秩序,意欲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天下體系。他們認為由獨立主權國家組成的西發里亞體制,是由西方霸權主導、也是由西方帝國主義強加諸世界各國之上。是以西發里亞體制強調西方之優越、以及西方與世界的對立,從而肯定西方對世界各地之侵略。與此相比,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天下體系,卻主張和平崛起,以及國際間的平等和包容。只是這些講法故意淡化華夏天下體系的侵略性,將東亞大陸幾千年的血淚輕描淡寫成平等包容的文化融合。

然而事實上東亞大陸的帝國大都講究華夷之辨的差序秩序,帝國中心與被侵略者之間也存在着「君子勞心、野人勞力」的不平等社會分工。帝國以文明教化「懷柔遠人」,看似和平包容,背後卻是「天下歸心」的野望、是要無止境地吞食天下的狼子野心。所謂新天下體系,就是要向西方叫陣、以中國霸權取代西方,並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帝國體系。

自由派學者徐友漁認為,後六四時代的中國思想界,已呈自由派、新左派和傳統文化保守主義三分天下之局。這種評估還稍嫌樂觀。在前文我們已看到新左派已學會挪用帝國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而中國新儒家則樂於攻擊當局所抗拒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這兩股親黨國思潮正合流協助當局維穩。在帝國崛起的氛圍下,自由派於論爭節節敗退、其社會影響力不斷消減。

在21世紀開始浮現的維權運動,亦只是自由派的負隅反抗,無法扭轉帝國夢壓毀自由夢的大勢。這些年來的維權運動大多限於經濟民生的議題,抗爭的對象多局限於地方。雖然這些抗爭得到自由派知識人的協助,卻始終未有串連成全國規模的政治抗爭運動,大體上仍是分散的偶發事件。大部份抗爭者都未有參與反體制社會運動的自覺,亦未能組織起來,儘管這樣已令當局甚為警覺。

中國的社會抗爭始終未脫清帝國以來的路徑依賴,抗爭者多只反地方貪腐而迴避體制問題。他們把中央想像成有道德感的明君,而抗爭則是想以道德「孝感動天」、期望能感動中央出手對付地方的奸邪。如此抗爭愈頻繁,中央政權的認受性卻只會愈來愈高。事實上黨國體制的認受性也未有動搖過,而習近平於2012年上任後即高調推行反貪腐運動,實際上就是扮演傳統明君的角色,如此再加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國夢,黨國體制在可見的未來似乎仍將屹立不倒。

美國平民思想家賀佛爾(Eric Hoffer)曾指出,戰後亞洲之所以動盪不安,既不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滲透、也不是源於殖民主義的壓制。問題的徵結,在於亞洲人渴慕威榮。他們之所以躁動不安,不是因社會不公而義憤填膺,而是在憤恨自己在強敵前的軟弱無能。於是獲得力量,就比實踐公義更為重要。從五四前的轉型時代、到後六四的經濟起飛時代,中國追求的都是帝國的威榮。中國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階層都把自己看作臥薪嚐膽的越王勾踐,一方面強調現狀如何屈辱、另一方面又期待他日報仇雪恨的榮光。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六四前的自由風潮,不過乃帝國復興運動中曇花一現的小插曲。當中國國力於後六四時代暴增,帝國夢壓倒自由夢就是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只要這個帝國崛起的歷史過程還未終結,東亞大陸就不可能有自由化的空間。

總結:為了自由,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五四和六四的自由夢之所以無疾而終,是因為政客和知識人皆動機不純。他們渴求的是一個強大的帝國,希望能以國家的力量滿足種族主義的虛榮心。中國人心底渴望富強,只有少數人能像劉曉波那樣有着自由高貴的靈魂。他們或會為追趕世界潮流、或是為壯大國家而主張民主與自由,但大部份人着緊的,卻不是個人的獨立自尊。如此只要他們遇到挫折,或是遇到難以說服的民眾、或是遭遇船堅炮利的外侮,就會傾向精英領導的集權主義,並置自由理念於不顧。

華夷尊卑的意識於東亞大陸根深蒂固,是以當來自遠方的西方人帶着先進科技挑戰清帝國的霸權,清國人之認知就不再協調。及後東亞體系的小國日本憑藉源自西方的技術,把天朝大國打得落花流水,東亞大陸也不得不向陌生的西方求現代化之學問。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清國知識人陷入既自卑又自大之情結。在初接觸西方學問時,他們總愛說他邦種種新奇事「我國古已有之」;在學習的過程中,又覺得不管如何努力還是會遭西方人白眼,因而深感屈辱。

但習過西學的知識人面對國人,又會鄙夷國人對外界的無知,自詡為接觸過世界潮流的先知先覺者;面對政權,一方面以懷才不遇的心態埋怨保守的當權者未能知人善任、一方面又期望能扶助明君謀帝國復興之大業。這就有如管禮雅筆下對西方愛恨交纏、於國內又無法一展所長的俄羅斯知識精英:管氏認為俄國精英自卑仇外、懷才不遇的怨恨,乃主導其國族建構之集體情緒。最終俄國以先鋒黨奪權的模式完成其國族建構,並以集權主義肅清社會中潛藏的外國奸細、以侵害個體的方式集合全國之力,與或真或假的外敵周旋。而中國的國族主義,也是如此走上極權主義之路。

中國國族主義的目標,不外乎是要「師夷之技以制夷」,想要藉現代國族主義的動員力,趕走圖謀不軌的外人、恢復帝國的榮光。中國的愛國主義、國族主義,歸根究底是要在清帝國原有領土的基礎上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除此以外,富強的中國也要改變既有國際秩序,要「以我為主」地建立以中國為天下之中的新世界帝國體系。中國國族主義常自詡為反帝解放運動,但他們只是反對別國的帝國主義,心底卻想要以自己的帝國主義取而代之。到1990年代,中國乘着全球化浪潮,就要把百年來的帝國夢逐漸化為真實。美國土耳其裔中國研究大師德里克(Arif Dirlik)認為:

在1989和1992年之間……黨的領導人決定解決帶來六四事件的這些矛盾,他們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鴻溝消除……新千年的中國,成功利用全球資本提供的機會,得以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中成長……世界第二的經濟力量很快就學到世界第一的帝國政策,美其名是「中國特性」,實際上乃是將早期帝國朝貢體制迴光返照,和半個世紀試圖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革命遺產混在一起。

這種戀慕帝國榮光的國族主義,使中國在本質上欠缺讓自由民主植根的土壤。為此我們可參考同樣以多元一體民族論立國的戰前日本。日本於二十世紀初,民眾透過一連串的抗爭要求民主參政,他們一方面爭取於本島推行普選、自由化改革和分配正義,另一方面又支持海外的帝國擴張。他們相信本島的改革與帝國擴張可以相輔相成,美國日本史學者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稱之為「帝國民主」。最終憲政會首相加藤英明於1925年與在野黨達成協議,眾議院遂於5月5日通過《普通選舉法》,讓本島25歲以上男性皆獲得選舉權。

但隨之而來的所謂「大正民主」卻異常短暫。1920年代末的階級衝突和經濟不景令民情出現變化,到1931年軍方繞過民選政府於滿洲發動九一八事變,令日本踏入戰時狀態。除卻少數忠貞的日本共產黨員,大部份曾擁護自由民主的日本政客和知識人都決定「相忍為國」、大批自由派和左翼知識人為帝國夢而紛紛轉向,支持由官僚和軍人聯合專政的例外狀態。轉向的政客則透過選舉政治替官軍共治的體系帶來認受性,到1940年更加入名為大政翼贊會的準法西斯組織。

對帝國邊陲的民眾來說,帝國民主的承諾更猶如畫餅充飢。雖然多元一體民族論主張對帝國境內全體臣民一視同仁,但當局及本島人對邊陲民眾始終充滿成見。殖民地當局常以民心尚未融合為由不斷拖延,並於當地推行意欲消除既有文化的同化政策,在實踐上則變成在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東京要到1945年敗戰前夕,才宣佈讓臺灣及韓半島的民眾取得完全的政治權利,不過為時已晚。只要帝國夢猶在,民主就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令帝國邊陲的民眾受惠。

即使中國能展開民主化過程,帝國民主也無法確保東亞的自由與和平。就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社會學家米高曼(Michael Mann)指出,民主化初期往往會伴隨族群矛盾的白熱化:新興民主國家的政客及民眾皆對民主政治缺乏概念,是以其政治陣營間的區隔多建基於族群身份,而不是較抽象的政策偏好。政客因而會偏好以族群認同區分敵我,甚至靠煽動仇恨爭取選票。這些矛盾要待民主政治日趨成熟、自由價值日益普及、公民社會日漸壯大後,才有望於一代人的時間內逐漸化解。

然而,在一些族裔國族主義傳統較強的國家,主流族群主導的政權取得民意認受後,就會想按主流族群的偏好改造國家。他們或會要求少數族群融入主流、或是將少數族群當作二等公民,不論如何都可能引致意欲「淨化」國家的多數人暴政。倘若這些國家民主化的底氣不足,很可能就會採用種族清洗的「最終解決方案」,令脆弱的民主迅即衰變為法西斯體制。尤有甚者,煽動族群矛盾的政客亦可能會主張收復故土,以行動串連鄰國的同族,使國內的族群問題激化為國際的邊境衝突。

而中國國族主義正正就是一種主張收復故土的族裔國族主義。中國國族主義者會要求清帝國故域內的所有民眾,皆要融入並效忠於所謂的中華民族:在實踐上這是要求少數族群採用漢族本位的主流文化。而中國的國族建構,基本上亦是收復故土的歷史過程:中國於1949年以「和平解放」之名侵吞新疆、在1959年消滅實際管治西藏的噶廈。到1997和1999年,則從英國及葡萄牙奪取香港和澳門、並持續削弱其自治權。此後中國以虛構的九段線為理由入侵南中國海,又以文攻武嚇的手段想要染指實際獨立的臺灣。就如這篇文章一直強調,中國並未接受過自由價值,也未曾有過真正的公民社會。一直關注少數族群問題的中國異見人仕王力雄斷言,中國若然民主化,其前景將極不樂觀;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淪為群眾暴力的普羅帝國主義:

如果現在的中國政府打臺灣,會被認為是專制對民主的進攻,民主國家會為此保護臺灣。但若中國實施了代議民主,在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動下,選民以符合程序的多數投票贊成打臺灣,包括打西藏、打新疆,不是沒有可能的,那時國際社會該如何判斷和對待?我把代議民主稱做「數量民主」。

東亞大陸何以和自由絕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陸的政客、知識人和民眾都眷戀着帝國的榮光。他們把帝國的面子看得比個人的尊嚴更為重要,想無所不用其極地取得在外族面前吐氣揚眉的力量。這樣的國家即使有機會民主化,也只會淪為仇外的群眾暴政,甚至會演變成向外擴張的法西斯霸權。事實上如今的主流民意,亦支持共產黨黨國以威權政治集中力量富國強兵。國際社會面對中國之強權,也是不斷犯錯。當年西方把東亞納入西發里亞體系時,不顧體系的內在邏輯而把清帝國當成壟斷整個東亞大陸的法人,之後又讓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繼承此法人身份。批評西方帝國主義的進步知識人,則無視東亞大陸帝國曾稱霸東亞之歷史事實,單純地把中國視為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如此皆助長了中國的氣燄,讓他們能披上國族自決的偽裝、行帝國主義之實。

東亞若要維持長久的和平、自由民主若要在東亞植根,就必須修正昔日便宜行事的歷史錯誤,裂解在大陸上的帝國體系、建設由民主小國構成的東亞列國秩序。建設民主中國之口號雖然漂亮,實情極不可取;若然愛民主、為自由,則當建設民主東突厥斯坦、建設民主西藏、建設民主廣東、建設民主湖南,諸如此類。東亞新秩序的建構,當由臺灣和香港開始,因為兩者一個是實際獨立的國家、另一個尚且還是相對獨立的自治體。讓臺灣成為有實有名的臺灣共和國,並鞏固臺灣國族主義的國族建構;讓香港本土思潮從本土情懷提升為國族情懷,先挽回日漸消逝的自治、再將自治提升為實際的獨立。

就以臺港為抵抗中國帝國擴張的前哨、讓臺港示範何為沒有帝國的東亞體系,最終要令東亞大陸的帝國分裂、令民眾丟棄帝國稱霸的顛倒夢想、並在東亞大陸各地創立多個獨立自主的自由國家。就如旅德中國異見詩人廖亦武於2012年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後的謝辭所云:

為了孩子不再死於無辜,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母親不再無辜地失去孩子,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中國各地的人們不再流離失所,淪為世界各地的累贅,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葉落歸根,為了將來有人守護祖宗的墓園,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全人類的和平和安寧,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原刊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9 日《上報》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