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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左派的銷沉(下)

2015/7/16 — 11:43

【文:曠新年,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破土編者按:破土此前刊出了曠新年教授的《新左派的銷沉》上篇,引起了讀者的熱烈討論。繼在上篇討論新左派的興起背景之後,曠教授將在文本中反思和展望當下新左派的思想動向。無疑,當下中國思想界的圖景已經不再是「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簡單對立,其內部的差異並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要小,如果不是更大的話。曠教授在此批判了當下左派中的一些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或許正體現了這種內部分化的趨勢。破土宣導開放視野,主張多元對話,本著相容並包的原則,衷心歡迎不同觀點和立場的讀者來稿討論(郵箱:[email protected])。

下篇 後烏有時代:反思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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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將2012年作為後烏有時代開始的標誌。在許多人看來,新左派在2012年突然跌入了穀底。其實,2008年前後,左翼和右翼思想都在衰退。在某種程度上,自由派成為了資本的表達,新左派成為了權力的附庸。2008年,一方面左右派的思想活力都在衰退,另一方面,思想鬥爭卻越來越激烈,衝突越來越表面化和直接利益化。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爭論已經轉變為新世紀的利益衝突。思想空缺,利益登場。這並不是說,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爭論沒有包含利益的衝突,新世紀的利益衝突沒有思想的包裝。

2014年,新左派的思想努力和左右派的理論爭論在如下主題和領域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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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思想旗幟

毛澤東左派(毛左)是中國左翼最重要的派別,也是新左派重要的組成部分。毛澤東是在孔子、老子、朱熹、王陽明等古代思想家之外唯一影響了世界的現代思想家。

2014年9月26日,烏有之鄉站長范景剛接受英國倫敦大學歷史系藍詩玲教授的訪談,題為《毛澤東主義必將照亮人類未來》。範稱:「面向未來,傳承毛澤東思想必須與解決我們當下實踐面臨的實際任務相結合,致力於解決信仰危機、官員腐敗、民權喪失、兩極分化、道德缺失、社會不公、民生不保、環境惡化等問題,創造性地而不是機械地應用毛澤東思想。」[1]

在文革中,革命被神聖化,毛澤東被神化,公有制被意識形態化,改良、私有財產、資本主義代表罪惡。而在今天,毛澤東、社會主義被新自由主義公知們妖魔化,改革、私有制被意識形態化,革命和公有製成為罪惡。在今天的中國,由於社會的斷裂和利益的衝突,毛澤東成為了思想的試金石,肯定和否定毛澤東構成了尖銳的對立。在自由派妖魔化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另一個極端,新左派將毛澤東神化,但神化並不產生思想,而是相反。毛左必須正視和反思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歷史災難。

(二)「新社會主義」的討論

2013年9月9日,郭松民發表了《今天我們怎樣紀念毛澤東?——談談「新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他認為,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都存在著問題和缺陷,因此提出了「新社會主義」的構想。他所思考的「新社會主義」包括公有制、計劃經濟、為使用價值而生產、廣泛深入的文化革命、全面的選舉制五個方面的內容。他檢討傳統社會主義的最大問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沒有搞好,即文化領導權沒有根本解決。[2]2014年,郭松民有關「新社會主義」的思考在左翼思想界內部產生了廣泛的回應和討論。

有關文化領導權的思考是義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最核心的思想內容和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補充。意識形態是一個競爭的領域,文化領導權的取得不是「專政」而是「贊同」的結果。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取消思想自由,導致意識形態真空化,實際上從根本上放棄了文化領導權,因此,其失敗是必然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方面是因為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尤其是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於其內在的根本缺陷。米塞斯把俄羅斯看作是歐洲自由主義的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黑暗之地。俄羅斯格瓦拉的傳記作者尤裡·加夫利科夫把蘇聯領導人比作汪達爾人。蘇聯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運動黑暗的歷史時刻,是社會主義的悲劇。

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反思必須回到俄國十月革命前後盧森堡和列寧有關民主的分歧和論戰。盧森堡一方面充分肯定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然而,另一方面又預見了俄國革命的悲劇。列寧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對立起來,十月革命後解散了立憲議會,廢除了普選制,取消了出版、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而在盧森堡看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3]盧森堡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看法與卡夫卡對革命的有名的預言頗有相同之處。今天某些左派將自由和民主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馬克思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死敵的希特勒看得最為清楚:「西方今日的民主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馬克思主義而無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4]希特勒這位稱得上是為了反共產主義而降生的墮天使的觀點從反面證明了民主與馬克思主義的密切關係。蘇聯背棄了自由和民主,走上了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道路,也因此從根本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左派極力咒駡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叛變」,可是,他們卻從未對將「叛徒」推上領袖位置並且僅憑領袖一個人就可以推翻一種政治制度的極權體制本身有過任何反思。

對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缺乏歷史的認識,以及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傾向是新左派的致命缺陷。伯林說:「試圖貫徹這種單一的體系,不管它是多麼有價值、多麼崇高、得到多麼廣泛的相信,最終總會導致迫害和剝奪自由。專制‘顯然是整齊劃一的,只靠激情就能建立它,而任何人都能產生激情’。只有處在‘不安’的狀態、不穩定的平衡中的社會,才是真正自由的社會;它的成員可以自由追求——和選擇——各種各樣的目的或目標。」[5]自由主義是人類思想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成果和遺產。馬克思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沒有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簡單地對立起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一種文明,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是蘇聯一國社會主義和史達林體制建立的結果,史達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的兩種極端典型的思想代表。與此同時,鼓吹實質民主,貶低形式民主,抬高實質正義,輕視程式正義,也是左派思想悲劇的重要根源。程式正義是為了護佑實質正義,實質正義依賴程式正義而存在。連程式正義都不存在的地方,實質正義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文革的歷史教訓說明了,踐踏程式正義,必然導致實質正義的毀滅。左派反對民主憲政,他們既反對民主,也反對憲政,卻不懂得民主與憲政之間的張力與相互制約的關係。憲政是為了制衡或者說平衡民主,用史蒂芬·霍姆斯的話來說,「憲政實質上是反民主的。」[6]

(三)私有化的爭論

改革開放以來,芝加哥學派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產生了支配性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受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改革思潮影響的主流經濟學家對國有企業充滿了敵意,提出著名的「吐痰論」。新自由主義的牧師們苦口婆心地啟發國企領導人:要搶到國有企業這個飯碗,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往飯碗裡吐痰。也就是,先使國企虧損,然後再將其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牧師們可謂循循善誘。國企私有化導致了嚴重的腐敗和社會的急劇分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以後,2014年4月8日,搜狐財經獨家採訪參加博鼇亞洲論壇的主流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張表示:「混合所有制,我認為短期來講作為一種過渡性措施是可以的,怎麼國有企業逐步民營化,變成私有企業。但是不可以成為一個長期穩定制度,如果混合所有制變成長期穩定制度,它一定是嚴重的腐敗。」[7]張維迎將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確闡釋為私有化改革。外媒對中國正在推行的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大量報導,將混合所有制改革稱作中國的第二次私有化浪潮。

蘇聯在葉利欽主導下解體了,葉利欽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的藥方,對俄羅斯進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改造。1991年,葉利欽提出了一系列「休克療法」措施,他要求放開價格,把工廠和土地私有化。按照葉利欽當時的說法:「向市場價格作一次轉變,是一項嚴峻的、強制性的、必要的措施。」結果使俄羅斯政治和經濟崩潰。當人們用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質疑俄羅斯的改革的時候,中國的自由派認為,這只是俄羅斯改革的「陣痛」,並且認為俄羅斯改革的失敗是「休克療法」不夠徹底,留給我們的話是,看誰笑到最後,也就是說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勝負成敗還未有定,還需要時間來檢驗。2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結果是,俄羅斯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去工業化」,成為了一個完全依賴資源出口的三流國家,美國公開蔑視和污辱這個前超級大國,稱其不配作為美國的對手,而這個國家在蘇聯時期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被極少數寡頭攫取和壟斷。

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主流經濟學家將公有制視為萬惡之源,而左派則相反將私有制稱為萬惡之源,都將所有制意識形態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在回答當時「有人責備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要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問題時,指出:「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利,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利。」[8]馬克思沒有簡單地將所有制意識形態化,而是以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作為評價標準。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9]新自由主義將私有化意識形態化,將私有化作為改革的唯一目標,因此敵視和詆毀國有企業,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新自由主義一樣,左派也將所有制意識形態化,對私有制缺乏歷史的認識,單純從意識形態出發維護公有制,同樣不是將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評價標準。與簡單地反對私有化、全球化和市場化不同,杜建國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全球化和市場化過程中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是市場競爭和全球競爭的獲勝者,駁斥了自由派以壟斷低效為藉口瓜分國企的論調。杜建國還指出,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新左派,對中國的經濟變化和形勢缺乏認識,低估了中國企業(包括國企和私企)的國際競爭力。更重要的是,新左派沒有認清楚自由派「危機倒逼改革」的戰略。[10]所謂「危機倒逼改革」的策略在某種意義上是上個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中「吐痰論」的翻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所謂「吐痰論」,就是通過製造虧損,然後將國有企業幾乎零成本地私有化。而「危機倒逼改革」就是通過製造社會危機來推進資本主義的政治變革。對私有制,比起馬克思來,毛澤東有操之過急的情緒。然而,把文革後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和恢復已有了幾千年歷史的落後的傳統小農經濟表述為改革和一種思想的探險,也明顯地是一種歷史的誤會與政治的遊戲。我們應該反對把任何一種所有制簡單地意識形態化,而是應該創造一個規範的市場,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讓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顯示出自己的優勢。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的話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認為現在最迫切的問題不是給錢,而是企業要協助政府,共同營造一個規範的經營環境。總理,我們不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自己就可以做好!」[11]

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不過是自由主義的偏鋒。盧卡斯在《個人主義》一書中指摘哈耶克對自由的定義「極端狹隘和偏執」,「避而不談資本主義侵犯自由的價值觀的罪行」。[12]新自由主義既有嚴重的思想缺陷,也有重要的價值。新左派對於哈耶克關於私有財產與自由的思考缺乏起碼的同情和嚴肅的思考。以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有關私有財產權的思考,對人類文明是一個巨大的推動,是一項重要的思想遺產。經歷過死無葬身之地的蘇聯的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哈耶克有關私有財產權和自由的關係的思考無疑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和寶貴的價值,不失為克服極權主義的一種思路。因為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片面地維護所謂的「公有制」,那麼我們就無法避免法西斯主義的命運。

(四)階級鬥爭的論戰

2014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在《紅旗文稿》上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提到國家的階級屬性和階級鬥爭問題,引起了左右派的激烈爭論。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的奠基性著作《共產黨宣言》中首次用十分簡潔和高度概括的語言勾勒了人類歷史的大綱:「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13]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寫道:「《宣言》中始終貫徹的基本思想,即: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14]不論是贊同馬克思主義還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在將階級鬥爭看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例如著名的反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米塞斯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首次把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視為他的理論最重要的支柱」。[15]不過,正如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發明一樣,階級鬥爭也只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和歷史事實的描述,而不是馬克思的思想創造和發明。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就發現了階級鬥爭這一歷史現象。比如,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就這樣寫道:「回想起來,使用國家機器來改變收入分配這一政治方法並無神秘之處。在卡爾·馬克思誕生以前,我們國家的創建者——特別是那些聯邦主義者,如約翰·亞當斯、詹姆斯·麥迪森以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就有過有關階級鬥爭的著述。」[16]桑巴特認為,馬克思認為各個時代都存在著階級鬥爭的觀點是錯誤的,只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意義才變得如此突出,經濟利益重新組織和構造了社會,產生了明顯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現象:「在我們的時代,經濟利益特別重要的標誌再沒有明顯過這個事實:一切政黨都日益進於經濟政黨,最後更進而為階級鬥爭的階級互相對立。……只有在經濟時代,經濟利害對於人群的分組才特別重要;只有在這個時代人們才超越一切其他利害關係:如宗教的,政治的,血族的等等,而結成階級,即是對於經濟生活的基本構狀有利害關係的組合。階級與階級鬥爭是經濟時代的真正嬰兒。」[17]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刊登韓鋼《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攻擊王偉光。韓鋼的文章頗有代表性。在中國惡劣的論爭環境中,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使用長期以來濫用的導人入罪的政治意識形態殺手鐧,根本無視對方的文字,更無意正視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烏有之鄉網刊2014年10月1日刊登賀濟中文章《否定階級鬥爭就是對共產黨的背叛——評韓鋼的<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則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賀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階級鬥爭的論述指出:「王偉光的文章稱:‘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王偉光院長的文章中壓根兒沒提‘以階級鬥爭為綱’,只提了階級鬥爭就觸動了韓鋼的神經,韓鋼的文章便給王偉光戴上一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帽子,其目的是為了‘否定階級鬥爭’。因此韓鋼的文章涉嫌‘違憲’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章最後總結說:「否定階級鬥爭就是對共產黨的背叛。」[18]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階級鬥爭」異常敏感。文革的「階級鬥爭」不僅具有濃厚的封建血統論色彩,而且成為暴政的工具。一部分人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實行法西斯主義,一部分人淪為「階級敵人」,被剝奪了最基本的人身權利。[19]「階級鬥爭」成為了政治的子夜和人性的浩劫。人們往往將蘇聯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聯繫起來;然而,事實上,史達林的恐怖統治和階級鬥爭理論沒有任何關係。史達林的肅反和秘密審判及其恐怖統治恰恰是在1936年蘇聯公佈新憲法和史達林宣佈蘇聯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和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以後,那些被肅反的對象也不是作為「階級敵人」而是作為「國家的叛徒」被處決。赫魯雪夫上臺以後,蘇聯更是徹底拋棄了階級鬥爭理論,宣佈蘇聯是「全民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全民黨」,但卻並沒有改變蘇聯極權主義政治的性質。

(五)「小康」目標與「大同」理想

鄧小平在對文革的否定與反思中提出了「小康」理論。「小康」這一概念來自於儒家的重要典籍《禮記》:「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謂小康。 」然而,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裡,「大同」才是政治理想的最高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20]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將社會主義置於中國的傳統思想脈絡尤其是「公」/「私」觀念史中加以考察。社會主義不僅是西方20世紀思想的主流,而且也是從康有為、孫中山到毛澤東的中國現代思想的主流。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21]再到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都體現了這種社會主義理想,同時社會主義也是儒家的核心經典《禮記》所代表的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境界。

結語

1988年12月,在「蘇東崩」前夕,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和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在與伊朗拉明·賈漢貝格魯的談話中說:「在西方,近兩個世紀以來顯然存在著可稱之為左派思想這種運動,我看這種左派思想運動現在是第一次遭到了潰敗。……我看有些社會主義的信念已經崩潰了。整個世界在向右轉。我真不希望這樣。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22]當拉明·賈漢貝格魯認為不僅共產主義政權已經失敗了,而且作為一種哲學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也崩潰了的時候,伯林斷然否定了這種說法:「不對。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那裡,你可能找到屬於人類思想的共同財富的東西。」[23]當中國的一些自稱是左派的人士激憤地否定「普世價值」的時候,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曾經是一種強大的「普世價值」,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也同樣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普世價值」。實際上,每一種人類思想都希望上升為「普世價值」,或者說,真正偉大的思想都是在「普世價值」的地平線上思考的。有些左派人士把自己的使命歸結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麼,用什麼來反對呢?用封建專制主義,還是用法西斯主義?也許有人會告訴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然而,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和文字獄的環境中,根本就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只有在歐洲19世紀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環境中,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也只有在資本主義文明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思想對峙和衝突中,由於全球政治氣候的影響,新自由主義處於進攻的位置,新左派明顯處於守勢,反對憲政和普世價值都反映了新左派缺乏思想、理論的自信。初期的新左派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底層利益;然而,相對於自由主義漫長的思想傳統和豐富的思想資源,新左派的理論積蓄不厚。左派近年來的「民族危亡」論與自由派的「中國崩潰」論相映成趣,他們同樣都對中國的現實缺乏正確的理解和深刻的認識。而左派的民族主義喧囂,越來越遮蔽了勞動人民的利益訴求,使得新左派越來越成為一個脫離中國現實和底層的派別。左派過分迷信權力和關注權力鬥爭,對思想和群眾均採取虛無主義態度,具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和上層路線傾向。中國有一句俗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極為荒謬和可悲的是,某些左派人士並沒有處在思想員警的崗位上,卻以思想員警自命,不是將思想鬥爭而是將取消思想作為自己的光輝使命。新左派存在的最重要的根據和功能是思想,因此,新左派應該以有效的思想和理論,推動中國扎實的思想創造、理論鬥爭和制度的建設與創新。

馬克思赤手空拳,除了思想,一無所有,卻用「主義」改變了世界。無論是居於主流思想地位的凱恩斯,還是處於思想邊緣位置、將凱恩斯視為自己死敵的新自由主義者,都高度重視思想的作用。凱恩斯在其煌煌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寫道:「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這當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理由是,在經濟哲學以及政治哲學這方面,一個人到了25歲或30歲以後,很少再會接受新說,故公務員、政客、甚至鼓動家應用於當前時局之種種理論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24]米塞斯說:「武力鎮壓與運用思想武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鎮壓往往是自身虛弱和無能的表現,因為他們拿不出比對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最終決定鬥爭勝負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決定鬥爭勝負的唯一武器。」[25]米塞斯認為,和他們一起並肩戰鬥的法西斯主義用武力來反對社會主義只能取得暫時的勝利,只有通過他們從思想上戰勝社會主義,才能取得最後的、真正的勝利。凱恩斯和米塞斯都認為,只有思想能夠打敗思想。熊彼特把米塞斯稱為唯一從邏輯上否定社會主義的教授。[26]在幾乎整個20世紀,米塞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都處於世界思想界和知識界的邊緣,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時來運轉,成為主流。與此緊密相聯和形成對照的是,蘇聯極權社會主義輝煌崛起和黯然崩潰的歷史過程。

當福山剛剛以一種輕佻的語調宣告「歷史終結了」,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了,人們驚呼:「馬克思又回來了。」尤其是,當新啟蒙主義呼喚的資本主義自由的、黃金鋪地的天堂變成了今天「拼爹資本主義」的殘酷現實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由蒼白無趣的教科書變成了一根抽打資本主義現實的鞭子,而新自由主義機會平等和個人自由等宣稱在「拼爹資本主義」的現實面前成了一派胡言。「拼爹資本主義」的現實使我們重新回到19世紀自由主義的思考: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私有財產權不是絕對的。美國現代最著名的哲學家杜威的思考就是對中國「純真」的新自由主義和「拼爹資本主義」的有力回應:「關於財產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他最直截了當地陳述說,任何一代不能束縛它的後輩。傑弗遜主張:所有權是由‘社會契約’所產生的,而不代表為政府在道義上所應維護的內在的個人道德上的要求。」「追求幸福的權利,在傑弗遜看來,就是每一個人要求選擇自己的職業並按照自己的選擇和判斷來行動而不受任何別人的專橫的意志強加限制和束縛——不管這些人是傑弗遜所特別擔心的政府官員,還是那些控制著資本、掌握著就業機會,因而限制著別人,使之不能追求幸福的人。傑弗遜式的權利平等而不偏袒於任何一方的原則,當個人的權利和所有權發生衝突時,他是支持個人權利的優先權的。雖然,他的見解用來反對一切對當時經濟關係的、所進行的惡意攻擊,是十分恰適的,但是如果因而認為傑弗遜的民主觀念禁止採取政治行動去創造平等的經濟條件,使人人的權利平等可以自由選擇、自由行動,這就完全歪曲他的真意了。」[27]

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在日韓合併之前的「大逆事件」中被捕並被處死,日本詩人石川啄木因此寫下了「把地圖上的朝鮮抹黑之後,黑色的秋風也撲面而來」的有名詩句。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屬於右派。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也就是,由於它的思考物件和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的不同,民族主義在中國目前往往也被歸入新左派的範圍。近年來,新左派逐步向老左派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退化與蛻變。上海一位文人把民族主義稱為中國的思想「病灶」。確實,民族主義只不過是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一種創傷和反應。民族主義是空洞的,除了創傷,別無他物。正如伯林所說的:「強烈的民族主義不過是恥辱心理的表現。高度發達的民族不會產生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對傷害的反應。[28]即使在中國現代極度的民族危機中,單純的民族主義也沒有任何思想的位置。由於喪失了思想的活力,新左派有墮落為聲嘶力竭的民族主義的趨勢。如果新左派把中國崛起僅僅理解為中國和美國的霸權之爭,而不是創造一種新的文明,那麼就會重蹈上個世紀40年代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在太平洋戰爭中墮落和覆滅的命運——我決不是要否認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這一可能性,而是說,如果不能克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的原理,我們對於人類文明就沒有真正的貢獻。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范景剛《毛澤東主義必將照亮人類未來——范景剛與英國倫敦大學歷史系藍詩玲教授的訪談提綱》,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341.html

[2] 郭松民《今天我們怎樣紀念毛澤東?——談談「新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郭松民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d54a350101e7cf.html

[3]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盧森堡文選》下卷,第5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希特勒《我的奮鬥》第42頁,董霖、佩萱譯,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

[5] 以賽亞·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188頁,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6] 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約束與民主的悖論》,埃爾斯特、斯萊格斯塔德《憲政與民主——理性與社會變遷研究》第224頁,潘勤、謝鵬程譯,朱蘇力校,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7]《張維迎:國企混合所有制長期一定嚴重腐敗》,搜狐財經http://business.sohu.com/20140408/n397918719.shtml

[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5、2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 杜建國《「瓜分國企」的輿論是怎樣形成的》,《天下》2012年第3期;杜建國《中國經濟的自殘》,《杜建國的博克》2014年10月1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ce83a0102v3nn.html

[11] 《董明珠:我們不要國家產業政策扶持 只要公平競爭》,鳳凰科技網2014年7月16日 http://tech.ifeng.com/it/detail_2014_07/16/37361073_0.shtml

[12] 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第140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

[14]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2頁。

[15]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181頁。

[16]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61頁。

[17] 桑巴特《德意志社會主義》第26頁,楊樹人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18] 賀濟中《否定階級鬥爭就是對共產黨的背叛——評韓鋼的<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烏有之鄉網刊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559.html

[19] 希特勒的這一段話值得我們深味:「工會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不為各階級間的鬥爭,可是馬克思主義硬要把它拿來當鬥爭的工具。」「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階級,不過,從政治方面看來,有絕對的權利和義務的公民,同時也有絕對無政治權利的庶民。」見希特勒《我的奮鬥》第321頁,董霖、佩萱譯,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我們一方面要警惕希特勒從國家主義出發,否定階級鬥爭,使工人屈從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我們要牢記文革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將社會區分為「有絕對的權利的和義務的公民」和「絕對無權利的庶民」的法西斯統治的深刻教訓。

[20] 朱彬《禮記訓纂》第331-333頁,饒欽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21] 孫中山1924年所題、後來成為國民黨黨歌的黃埔軍校校訓中有:「三民主義,吾党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見孫中山《陸軍軍官學校訓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0卷,第30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22] 見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第117、119頁,楊禎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23] 見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第120頁,楊禎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24]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330頁,徐毓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25]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89頁。

[26] 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第265頁,吳良鍵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27] 杜威《自由與文化》第137-138頁,傅統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28] 見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第95頁,楊禎欣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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