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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爭論

2018/12/4 — 16:47

特朗普、習近平

特朗普、習近平

【文:黃兆基】

中美貿易戰表面上是貿易糾紛,實際上涉及到經濟體制之爭,這問題若不解決,貿易談判難有成果,貿易戰爆發以前,中國十分高調的宣傳其國家實力,其中一個爭論焦點,是所謂中國模式,中國官員以致一些新左翼學者,提倡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可供他國學習。但到底中國模式是什麼,又似乎眾說紛紜,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及國際形勢變化,中國模式的主張也在演變,亦反過來影響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回顧過去數十年的世界經濟發展史,其實中國模式與 90 年代流行的新威權主義一脈相承,當年甘陽、王紹光、崔之元等新左翼學者推崇的新威權主義,把民主化前的南韓、新加坡、臺灣等經濟體制地奉為圭臬,高速發展有賴於精英管治,官僚系統資源運用集中及高效,與當時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提倡的私有產權和市場化制度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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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起飛,2004 年 Joshua Ramo 提出所謂北京共識,得到不少國內外學者和應,後來亦改稱為中國模式,他們主張漸進改革,不盲目移植西方的制度,要制度創新,強調改革的實驗本質,並舉八、九十年代鄉鎮企業的例子,當時企業所有制改革尚未見效,發展鄉鎮企業是為權宜之計,使工業化得以展開,初期確十分成功。一些不認同華盛頓共識的西方經濟學家,如 Joseph Stiglitz 和 Dani Rodrik 也主張政府應推行積極的產業政策扶持工業發展,限制進口和外國進入投資,補貼出口,現實中發展中國家也常用。Rodrik 更認為即使中國許多政策與世貿的規定不符,也無可厚非,只反映世貿的規定不合理,如要嚴格執行,必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改革的是世界貿易體系。

中國在 2008 年前的發展並未遇上太大阻力,西方國家樂見中國大量生產勞動密集的商品,期間中美之間也有貿易不平衡的矛盾,但當時主要討論中國有否操控匯率,問題相對簡單,但近年中國經濟轉型,以發展高技術行業為目標,中國資本也開始走出國門,2008 年金融海嘯使中國覺得不應以西方制度作為目標,國內漸有吹捧中國模式之風,儼然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學者如胡鞍鋼、鄭永年、Daniel Bell 等認為中國比東亞各國的威權政府更具優勢,共產黨的層級政治體制,中央官員由底層地方政府選拔,經過多年磨煉,才德出眾的方可晉升國家領導人,Bell 指這體現唯才主義(meritocracy),另外西方政府易受利益集團左右,中國則無此問題,北京大學的經濟學者姚洋稱之為中性政府,乃制度優勢之一,這些思想相信影響了不少中國領導人,但好些論點都限於臆測,難作實證分析,一則中國條件特殊,類近的國家不多,一則中國模式的特徵難以驗證,例如中性政府有何量化指標,看不見利益集團遊說活動不代表暗裡沒有,中性政府的說法也與很多人的經驗和印象不符。(相比之下,民主體制國家數目既多,且特徵明顯,民主化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多如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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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間的矛盾,使國內學者重新審視所謂中國模式,胡鞍鋼最近就受到各方批評,他一直認為中國獨有的體制有利高速增長,更妄言中國經濟及科技實力已超越美國,被指是挑起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線,但其實吹捧中國模式的,又何止胡鞍鋼一人。另一方面,也一直有人認為並無中國模式,吳敬璉、姚洋、張維迎等經濟學者就指中國模式是錯誤解讀,中國經濟增長迅速,應歸功於市場化及私營企業的發展,這與早年 Sach 及 Woo 的經濟研究結果一致。

西方國家視中國模式為國家資本主義,目前美國、歐盟、日本等西方國家仍未確認中國具市場經濟地位,而近年這些國家有關傾銷的投訴,主要針對的亦是中國。中國的制度比其他國家更複雜,國家經濟行為不限於國資委、發改委及國有企業的運作,即使是私有制企業一樣設立黨委,黨對企業的運作仍有很大影響力,私有企業如華為,美國及澳洲政府就不讓其進入電訊市場,以免電訊業會被中國政府控制,受黨指揮的私有企業到底算不算政府的一部分,WTO 機制以產權是否國家所有來界定企業性質,對這些糾紛也往往束手無策,多邊體系解決不了,便會導致激烈的單邊行動。

總結中國模式的討論,我們須思考兩個問題:第一,不論是新威權主義、或什麼國家模式,把國家孤立來看,或都言之成理,但放在自由世界經濟體系又格格不入。工業政策與重商主義往往只差一線,會加劇國家之間的矛盾,互相報復,如果每個國家都只顧自已利益,以鄰為壑,國際貿易規則又何以建立?第二,我們若回看香港的經濟制度,內地來港上市的企業,近日也紛紛成立黨委,中國模式與世界經濟制度是否相容,實際上也成了香港的切身問題,香港經濟將何去何從?

 

作者自我簡介:從事專上教育工作及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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