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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期刊管理 本質上是對思想的鉗制與壟斷

2016/6/23 — 10:25

上文談了中國的書籍出版問題,接下來是再討論期刊的情況:

(一)我們一般常說的書(籍)、(期)刊,其實屬於兩種不同性質,期刊有別於單一出版的書籍,是一種連續性的週期出版物(如年刊、季刊、雙月刊、月刊或週刊)。

(二)現時,中國的書、刊出版,均屬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管理職責範圍。一如出版社出版書籍需要取得統一出版書號(ISBN),期刊出版單位亦須持有國內統一連續出版物號(ISSN),並領取「期刊出版許可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負責書刊號的管理及配給,各出版社每年獲配多少書號,便可在該年度內出版相應書籍。不過,有別於書號,ISSN是以「刊物」為主體的;換言之,合資格的期刊,一旦取得刊號及證明,便可以按一定的週期,作連續性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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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於期刊這種連續性質,政府對期刊的審批及數量管制,自然比書籍更為嚴密。道理很簡單,書籍的影響僅限於該本書,即或如何受歡迎,再版加印,也只是這本書的觀點與內容。但期刊的影響力,卻可藉其連續性的週期出版,得以長遠地延續及廣傳開去;並且以該刊物為平台,開創更多討論,甚至推動某種思潮的流佈與發展,或將相關組織的理念持續地宣傳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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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刊各有不同的出版宗旨,現時中國的期刊種類五花八門,有屬於黨及政府關機部門的喉舌,也有各社會團體的機關刊物,大學及研究單位也有學刊或學報,還有大量以不同題材為主的普及性或綜合性刊物。不過,值得留意的是,民間組織要創辦期刊,仍面對極高的門檻。蓋民間組織本身要取得合法登記已不容易,即或合法登記,也不一定能獲批創辦期刊。關鍵仍是,黨國對連續性刊物的出版管理,遠比書籍更為嚴密。由於要取得ISSN遠比ISBN難,便出現了「以書代刊」的策略性回應,即不少以類似期刊形式出版的定期刊物,實際上只不過是書籍註冊 (ISBN),以同一本書名的不同輯(或期)號來作區別。「以書代刊」的方法,嚴格而言,缺乏了可持續的平台,視乎每年是否取得出版的書號,故雖有類似期刊的形式,但卻不能跟真正的期刊相比。

(五)就以宗教刊物為例,現時宗教類的書籍,儘管需要通過審查,但每年的出版量仍有長足的增長,也有些宗教類別的書籍改以文化類別為定位(最常見是書名不提及「宗教」二字,並強化其「文化」取向),藉此避開宗教審查。至於宗教類的期刊,基本上只有五大宗教的全國性愛國宗教團體的機構刊物,可以取得ISSN及出版證。(即基督教全國兩會的《天風》、天主教兩會的《中國天主教》、中國佛教協會的《法音》、中國道教協會的《中國道教》及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中國穋斯林》)。至於宗教類的學刊,僅有《世界宗教研究》及《世界宗教文化》(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學研究》(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國家宗教事務局)等。在整個期刊市場中,宗教類期刊的比例,可謂鳳毛麟角。現時,不少跟宗教或基督教有關的學刊,如《基督宗教研究》、《宗教社會學》、《基督教文化評論》等等,均為「以書代刊」的方式出版。

(六)中國的期刊,同樣存在著兩個市場:公開發行與內部發行。內部發行的刊物,只能在指定範圍內發行,並不得在社會上公開發行及陳列。現時不少宗教團體及宗教研究單位的刊物,只能以內部發行方式流通。按〈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公開發行的期刊不得轉載、摘編內部發行出版物的內容」。不少宗教研究的學刊(如上海社科院宗教所出版的《當代宗教研究》),或宗教院校的出版學刊(如《金陵神學誌》、《燕京神學誌》等),均為內部刊物。當然,近年不少家庭教會自行出版書刊,就連取得內部發行的資格都沒有,在當局眼中,完全屬於「非法」出版。

(七)與1949年前的民國時期相比,當時國民黨政權雖奉行黨國體制,但民間社會的不同範疇,仍能在威權統治下,享受若干程度的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及言論自由。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結社風氣盛行,志同道合者以相同理念凝聚,同時又有文人辦報刊之風,藉出版刊物,激發思潮,甚至月旦人物,針眨時弊,形成對當權者的監察與批判。其中新文化運動時期湧現大量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未嘗不是在中國缺乏統一中央政權的空間下,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即使在四十年代的國民黨執政下,也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出版的《觀察》(1946至1948),但最後仍當禁刊。基督教界方面,出版的刊物更是百花齊放,除了各宗派教會的刊物外,更不乏對信仰及時代作獨立反思者,如《真理》、《生命》、《文社》、《天風》(1945創刊)等,均可見當時在威權政治下的獨立思想及自由思潮的力量。

(八)在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統治下,對思想及意識形態工作一直沒有掉以輕心。黨內負責相關領域的部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屬於政府部門的國家新聞出版署亦歸屬其領導,充份體現以黨治國的體制。從上文可見,黨國對期刊的管控遠較書籍更嚴密,就是出於對意識形態及思想工作的高度重視及關注,防止被中央視為「錯誤」的思潮有持續性的傳播平台,並對民間組織公開宣傳自己理念的平台,作出重重規管。同時,新聞出版工作也必須強化「黨性」原則,重視出版的輿論導向,並就若干被視為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的「敏感」課題(主要涉及黨及國家的領導人、國防、文化大革命、民族及宗教問題等),訂下「選題備案」制度,未經備案,不得出版發行。據2013年統計,全國出版期刊多達9877種,全年總印數高達32.72億冊,反映期刊市場的已有具相當規模。不過,在「量」的背後,令人感到憂慮的是,長久以來,期刊所代表的自由思想及獨立言論空間,在黨國多年的領導及經營下,已經嚴重萎縮,淪為荒地。

(九)這令我想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經典著作《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曾說:

「如果出版是自由的,則這種(筆者按,指對個人的)奴役就不可能隨意進行。因此,報刊是保護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下卷,第四部分,第六章)」

他又說:「報刊的作用除了維護自由,還能維護文明。」(下卷,第二部分,第五章)

今天中國的出版自由狀況,正正是一面鏡子,照出這個國度內自由與奴役,以及文明與野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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