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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之外,I wish I knew More — 重讀賈樟柯《海上傳奇》

2015/7/31 — 12:06

【文:陳桂林】

「作為一個裝置藝術的《海上傳奇》回答不了這樣一個嚴肅的論題,於是,它只能通過襟聲來給歷史消音,只能找來演員『假扮』懷舊目光下的碼頭工人,只能讓與『摩登』無涉的建築工人無聲地望向鏡頭,只能讓模糊了工人身份的青年打工者扭動『身體』……」

以賈樟柯的電影序列而言,海上傳奇實際上是一部相當「簡易」的作品。用胤祥[1]的話說,它「不該是一部紀錄片,而是一部多媒體裝置藝術作品,非常適合在世博會的場館循環播放」。我深以為然,這是一部猶如電視廣告一般主流拼貼作品。注意,我所說的主流,指的當然是以中國新中產為主的觀影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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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奇」這一能指背後,我們看到的一場懷舊符號的堆砌。導演不費吹灰之力,只需要聚合散落於民間的大眾文本中關於「上海」的符號,用公家的錢在影像上再現拼貼這些傳奇故事,就成了。換一種形式,除了可以被看做裝置藝術,電影腳本完全可以拿來當做都市生活類周刊的一期專題……如果說,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那麽,與其說影片講述了上海自開埠以來的歷史,不如說,影片搜集的諸多元素呈現給我們的正是九〇年代以來,關於老上海懷舊這一「傳奇」的構建。

「20世紀九〇年代初,中央政府開始給予上海以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特殊政策,但這被認為是一個遲到了的覺悟。上海希望通過迅速的市場化改革和國際化,樹立它在中國城市中的特殊地位。在將城市重新塑造為中國的經濟和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上海還試圖提醒人們一個被遺忘的過去以及它昔日的輝煌。在20世紀初,上海被譽為東方的巴黎,遠遠超越東京和香港成為西方視野中東亞現代性的代表。但是,正統的歷史敍事只強調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誕生地。雖然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上海,但其真正的聖地是處於西北腹地的、代表鄉村中國的延安,而不是這個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和頹廢的大都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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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在世紀交替之際出現了奇怪的轉變,於是,上海開始重新發掘那段作為「摩登」時代的現代性歷史(注意,在那一刻modern被翻譯成[摩登]而非[現代],已經是一件癥候性的事實)。由此,對上海的主要記憶不再是那個曾經供應全國一半以上輕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心,不再是中國工人運動和文化革命的主要承載者——曾經作為生產空間面目出現在社會主義敘事中的上海被拋棄,一個作為消費的現代性體驗的上海被喚醒。

國際銀行被重新請回原租界的歐式老樓,外灘被翻新和重構為上海旅遊的地標,與其隔江相望的浦東新區,更從空間的象征層面上完成了新老金融中心的對接,即某種歷史與未來的對接。此外,從石庫門到新天地,工人新村的變遷,棚戶區的改造,老洋房的縉紳化,正像影片中趙濤如鬼魅般遊弋的工地,城市空間的重整已經在整個上海展開。在這一盛大交響樂的高潮章節,正是作為「人類現代性標識」的世界博覽會最終來到上海。自此,今日上海不僅僅完成了與租界時代歷史的對接,更完成了與整個資本主義工業現代性文明的對接,並在這一脈絡中重申了早被命名過的「先鋒」位置。

與空間共同被重構的,便是「記憶」。那些關於摩登上海的光榮與夢想,金錢與權力,欲望與身體,被從「懷舊市場」中喚醒。「各種大眾文化形態被翻檢出來,舊時的娛樂小報、大眾化雜誌、廣告、電影、明星制、浪漫小說,乃至妓院文化,都成了當下市場熱炒的懷舊對象。」[3]

影片,恰似對這一九〇年代以降的這一「懷舊運動」的一鍋亂燉,而且以一種比傷感更傷感的方式,將「上海」這一懷舊的對象延伸到「海上」,延伸到台灣和香港,這三個被中國革命所標定的「傷城」之地,通過《蘇州河》、《海上花》、《紅柿子》、《戰上海》、《小城之春》、《阿飛正傳》的影像烘托,共同喚醒了那段被1949「打斷」的“傳奇”。於是,在這個遠東殖民現代性的空間和記憶重整中,紡織女工黃寶妹與維也納青年大會的故事,就顯得非常的突兀,六〇年代的歐洲社會主義城市維也納,成了這一海上傳奇中不能被同步的「海外」。

另一個有趣的段落是革命遺孀的講述,這裡非常刻意的使用了這一紀錄片除了趙濤以外的唯一的真正演員——一隊軍人——而將他們放置在一處作為鏡像的窗玻璃當中,背景漸漸的遠離鏡頭,恰似一場將這隊鬼魅一般的革命軍人送入歷史深處的告別儀式。儘管黑白照片上那慷慨就義的革命者如此令人動容,可在這一段落中,那僅僅成了他們被葬入歷史檔案薄前的一次悲情回望。

然而,「傳奇」與「現實」的對接,帶來了自己無法回答的問題,「那些以生產為中心、以工人和農民為主角的革命故事,如何與都市上海的消費景觀融合成統一的中國敍事?或者,那些恢復傳統男性氣質的父權制幻想,怎樣與消費文化所喚醒的女性魅力和陰柔權力和平共處?」[4]

很顯然,作為一個裝置藝術的《海上傳奇》回答不了這樣一個嚴肅的論題,於是,它只能通過襟聲來給歷史消音,只能找來演員「假扮」懷舊目光下的碼頭工人,只能讓與「摩登」無涉的建築工人無聲地望向鏡頭,只能讓模糊了工人身份的青年打工者扭動「身體」……他們都不占有歷史敘述者的位置,則那些關於「生產」、「勞動」跟「家國革命」的生死記憶和現代體驗,只能在「傳奇」的口述中變得無處顯身,不可讀解。

英文片名I wish I knew的《海上傳奇》,看似追溯了那些未曾被講述的故事,然而仔細品味過後,才發現,那些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拼湊給我們的過往,並沒有比我們已知的更多。傳奇之外,I wish I knew More 。

 

參考文獻:

[1]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3386694/

[2] 吳靖,《文化產業與流行情緒:作為內容和社會創意的懷舊》,載《文化研究讀本》,台灣:遠流出版社,2011.

[3] 同上註。

[4] 同上註。

相關文章:「共和國長子」不能說話嗎?--《二十四城記與當代中國敘事的主體修辭》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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