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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勞工NGO人士 將會激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2015/12/7 — 17:20

2015年12月3日,廣東廣州、佛山兩地多名關注勞工權益的NGO負責人和工作人員被警方帶走,被帶走或被失聯人數超過十五人。其中包括佛山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何曉波、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工作人員朱小梅。

12月4號下午,警方向何曉波家人出示了刑拘通知書,通知書顯示:何曉波因涉嫌「職務侵佔罪」,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南海區看守所。

同一天晚上,曾飛洋、朱小梅的家屬也收到了刑拘通知書,兩人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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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南方勞工NGO的清掃早就開始,而且一直沒有停止,只不過以前都是以逼遷為主,這是第一次對勞工活動人士採取的大規模拘捕/盤問行動,反映了一種來自政府高層的高壓態勢,無益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只能激化社會矛盾,希望有關部門冷靜思考,儘快釋放被刑拘人士,給工人服務/維權留下一定的活動空間,給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更妥善的解決方案。

刑拘勞工NGO人士  無益於解決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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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支活躍在工業區的工人服務/維權力量,近年來,打工族、南飛雁等勞工NGO積累了不小的威望和影響力,尤其是在廣州、佛山、中山等地的工人自發集體行動中起到了聲援和指導的重大作用,與此同時,也團結了一批工人裡面敢於鬥爭的先進分子。

別的不說,就拿廣州環衛工維權來講,在2014年打工族指導大學城200多名環衛工爭取經濟補償和社保的著名鬥爭之後,剛剛過去的番禺沙頭和荔灣逢源的環衛工維權的相繼爆發,一方面是工人受到了其他地方維權成功的巨大鼓舞,另一方面是因為工人們知道了有專業人士可以幫助他們爭取權益。

之所以,打工族等勞工機構遭受重大變故,無疑是因為他們在維護工人權益上,探索工運道路上邁出了堅定的步伐,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背後的深層次社會根源是:工人們在日益嚴峻的勞資對立中,因為沒有足夠的組織和行動能力,經常要忍受資方的欺壓,很多企業肆意違反國家法律,不給員工購買足額的社保和公積金,企業搬遷或倒閉不尊重工人的知情權和求償權,甚至連好幾個月工資都不給,工會選舉暗箱操作架空工人民主等。在這樣的背景下,願意公開站出來為工人爭取合法合理權益的勞工人士招致牢獄之災實乃社會、國家之大不幸。

例如,今年年初,廣州花都西鐵城工廠突然宣佈倒閉,給出N+1的補償通知後,粗暴要求幾千工人在1個小時內離開工廠,在此之前工人卻毫不知情,也沒有參與協商工資、經濟補償等事宜,該公司工會主席稱「什麼都不知道」 。可想而知,工人在工廠的地位得到了怎樣的無視,企業主的囂張到了何種地步,就像打發叫花子一樣對待員工。

經濟形勢不好,工人更加水深火熱,以往資強勞弱的力量對比進一步得到放大,企業可以一走了之,工人被推向社會,如果政府不能妥善處理勞工維權,主動給工人權益開闢空間,那麼自發的工人行動也會給自己創造道路。

罷工工人遭刑拘日益嚴重

在刑拘勞工ngo人士之前,政府用大棒來處理問題的思路已經深刻反映在對待罷工工人的態度上。

2012年4月3日,番禺一珠寶廠內工人與人事經理發生勞資衝突,要求資方解決社保補繳問題,一群女工阻止何某離開辦公室,何某一氣之下拉扯了女工謝柳鮮的頭髮並將她推倒在地,還動手打了另一個女工謝玉梅,工人報警之後,警方帶當事人到派出所問話,人事經理和謝柳鮮放出來後,警方卻對工人代表蔡滿基與謝玉梅宣佈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煽動工人非法拘禁」了人事部經理,這一拘留就是25天。

在他們被刑事拘留之前,中國極少出現工人罷工而被警察刑事拘留的案例。

2013年8月19日,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十餘名保安爬上醫院門診大樓前十余米高的玻璃擋雨板,他們用拉橫幅、散傳單以及用跳樓來迫使院方出面協商的方式「誓死」維權,保安們的跳樓相逼並沒有能夠讓醫院妥協,結果卻是參與跳樓的12名保安全被以「擾亂社會公共交通秩序」為由刑事拘留,隨後更被上訴法院,分別被判7、8、9個月的刑罰。

2013年5月,深圳工人吳貴軍也在罷工中被以「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為由刑事拘留,並被上訴。雖然最終法院判決結果是無罪,但他也因此喪失近一年的自由。

2014春節之前,廣州東海汽配罷工,其中兩個工人代表被「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為由刑事拘留。這兩位工人代表通過取保候審獲得自由,但幾個月之後,法院通知他們被檢察院上訴,最終兩位工人被判無罪。

2015年6月,深圳慶盛廠因搬遷問題引發工人罷工,女工吳偉花被以「妨礙公務」為由刑事拘留。罷工一月後,警方再次刑事拘留5位工人,當時更有警察出來與工人「講價」,稱工人停止罷工,答應廠方每人總共500到一千的賠償之後,便會放人。

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沒有爆出來的罷工工人遭到了刑拘。

工會危機:工會主席曾遭刑拘

最近,在廣州番禺區舊水坑工會聯合會的要求下,舊水坑一帶的企業開始組建工會,由此出現了一個奇葩的現象——老闆帶頭組建工會,實際上,廣東省在追求工會建成率和覆蓋率的資料大賽中一直突飛猛進,名列前茅,各地區工會建成率基本都在90%以上,只是不好意思說100%。

從2010年本田罷工要求重組工會以來,廣東工會的改良運動借機生蛋,孵化了一些官方嚴格控制的「選舉工會」,這些工會並不是致力於加強工人的自我組織化,而是獲取集體談判的合法代表性,以此來麻痹和壓制工人的權利意識,維護勞資關係的穩定。

不管是本田工會,還是廣州汽配行業的其他工會,經過了多年的工會改革試驗,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困境,首先是談判期間工人經常會自發的罷工增加工人力量,迫使集體談判更多地往工人利益一方傾斜,罷工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工人利用官方的改良意圖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其次,嚴峻的經濟形勢,蔓延到各行個行業,汽車產業也不例外,導致今年的廣州汽配行業集體協商(談判)揭開了虛幻的面紗,資方單方面通知,不再以談判的形式決定工資和年終獎等,而是按照既定的公式計算出來,至於怎麼計算當然就是老闆說了算。

至此,我們看到,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廣州工會及其談判制度開始宣佈了自己的無所作為。

取而代之的是,為了維護產業資本的利益,在此次當局實施大規模抓捕曾、何等勞動機構維權人士之前,已經有汽配廠工會工會主席在資方的挑唆和官方的配合下被刑拘,直到工會主席被迫屈服並許諾的情況下才予以釋放。

中國全國總工會改革將走向何方?

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廣東地方政府在工會改良上的探索是先於其他工會系統的,站在了改革的最前列,但就是這些被稱為創舉的改革樣板,卻相繼爆出工人對工會的不滿,2013年2月,作為深圳工會改革樣板之一的深圳歐姆工會,因為企業面臨搬遷,工會主席沒有站在工人一邊爭取權益,上百名會員參與罷免工會主席的行動,當年3月,本田工人再度罷工反對不平等的薪酬方案,本田工會的立場受到重大質疑。

作為地方工會的總領導,全國總工會長期以來處於隱身狀態,但偶爾也會站出來說說話,比如,就在2015年2月份,全總書記郭軍在全總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公開指出,「富士康等企業長期違法安排勞動者長時間加班,致使部分勞動者出現各種心理健康問題」。

沒想到的是,全總對富士康提出批評後,富士康卻公開挑釁,聲稱由於郭軍先生從未來過富士康的任何一個園區,沒有到過富士康進行實地調查,並不瞭解情況,因此在員工加班與過勞死或自殺現象之間建立的因果聯繫難以服人。為此,富士康向郭軍書記發出邀請,表示希望郭軍「能夠‘走到基層’,瞭解企業和員工的心聲,監督企業的不足」。

得到這樣的「禮遇」之後,著實讓全國總工會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也深刻反映了沒有了群眾基礎,日益貴族化和娛樂化的工會機關處於一個無所依靠的境地。

直到上月底,中共中央深改組第18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正式隆重推出,作為黨的群團工作的重要部分,全國範圍內的工會改革浮出水面。

2015年,經濟危機的氣息越來越濃,工人罷工的風潮尚未形成,大量的企業倒閉正在造成數億人的提前返鄉,與之伴隨的是老闆跑路,工人討薪,工人的集體行動還處在非常溫和和散漫的階段,訴求還停留法律規定的工資和補償層面上。對工人而言,珠三角製造業工人欠薪本來不是一個主要問題,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陷入倒閉和經營困難的境地,越來越多的企業主會選擇轉嫁危機給工人,由此將引發更多的企業欠薪不給,工人討薪艱難的境況。

2015年3月以來,珠三角工人找工作已經是頗為艱難,如今到了年底,又遇上企業惡意欠薪,甚至直接跑路拋棄工人的頻繁現象,按道理,地方政府和工會應該從民生出發,致力於解決工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困境,積極解決工人面臨的權益被侵害問題,事與願違的,不管是上半年的慶盛工人維權,還是下半年的駿達工人罷工,雖然工人溫和的罷工和上訪,都引來了大批的警察介入,警察甚至進入車間強迫工人復工,地方政府愈來愈傾向用大棒來處理問題。

此次中國全總改革,明確提出要增強工會的群眾性、先進性和政治性,做強基層等戰略目標,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中國工人遭受的企業欠薪、少繳漏繳社保、規避經濟補償等合法權益受侵害問題,那麼就很難保證真正推進工會改革向前邁出堅實的一步。

 

 

原刊於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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