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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漏洞處處,特區當局何以看不見?

2019/6/25 — 19:56

圖片素材來源:Succo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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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縣河邊發現女屍,公安十七天後迅速拘捕疑凶佘祥林,控告他殺害妻子,荆州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幸好他不服多番上訴,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才有命等到「被殺妻子」(其實是離家出走)十一年後無恙歸來。當局如夢初覺,十日十夜刑訊逼供都白費功夫了,再複查案情,才確認起初從湖裏撈起的女屍是另有其人。

河北工廠年青工人聶樹斌卻沒有這種「福份」。二十剛出頭,聶給公安抓住,控以强姦和謀殺兩罪,95 年法庭判處死刑,同年行刑。怎料十年後真凶落網,聶的家人要求重審,起初仍不得要領,直至再九年後最高人民法院介入,案件才現轉機。到 16 年底,聶遭處死後的第 21 年,最高法院正式撤銷原審判決,宣判聶樹斌無罪。

佘、聶兩案看來不可思議,但在中國當代冤假錯案史上卻是見怪不怪。兩位學者鍾月英、代孟良搜集所得的 141 宗法庭錯判案件,按照案情特徵作內容分析,當中如佘案那樣「亡者歸來」而得以平反的共 4 宗,如聶案那樣「真凶出現」的更多達 32 宗。兩類案件合計,佔全部錯案四分一,不幸的是,其中四名被告獲平反前已被處決。其餘四分三冤案終獲平反,原因不是犯罪事實不清,就是證據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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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冤假錯案的誘發關鍵

兩位學者的論文重點更在於列述 141 宗錯判案件的主因及其根由所在。根據她們的分析,錯判源於七、八個問題之多,若簡言之,可歸咎於三方面。首先是公安人員辦案表現差劣,甚至不擲手段,包括三方面:一是嚴刑逼供、屈打成招,不僅虐待被告,連其家人和證人也不放過(86.5%); 二是查案馬夫粗疏,忽略可讓疑犯免罪的證據(55%); 三是任意舞弄證據,或生安白造,或故意隱瞞,如凶案現場留下腳印與疑犯不符,便叫疑犯重做脚印,以作呈堂證供(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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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證供不可靠導致錯判,主要是化驗出錯(24%),如驗錯疑犯血型,或證人供詞失實(24%),如認錯疑犯或遺體身份,以至故意撒谎造成證供不可靠。最後是專業操守失當,包括檢控機構疏忽職守(3.5%),如只按公安檔案資料提出檢控,不到罪案現場搜證,或者對某些證供視而不見,而更多問題則出在司法機構未盡本份(20%),如不理疑犯的不在場證據、拒絕辯方請求調查疑犯遭到嚴刑逼供等等。

公檢法人員犯下彌天大錯,草菅人命,,他們的個人質素不堪固然無法抵賴,但誠如兩位學者所扣問,這些重大案件都由上方組織(如審判委員會以至政法委員會)最後決定,何以對辦案手法和證供粗疏的種種問題,視而不見,甚至明知故犯,而導致冤案連篇?

問題正出於這些上方組織的種種政治考慮。根據上述的研究報告,政治壓力首先來自「限時破案」、「命案必破」、「怕漏不怕錯」等等政策觀念和任務,使公安鋌而走險,以非法手段破案。特別在嚴打罪行運動期間,在設定時限和資源不變下追求迅速而全面破案,酷刑在所難免,公檢法人員更要互相「配合」,而表現合格,任務達標,才不致影響機構撥款和個人待遇。

其次要數來自領導機構和領導人的壓力。不少錯判案件其實都由政法委員會拍板決定,他們可以為裁決定罪定刑,也可以定罪不定刑,交由法庭酌情決定。當公檢法對案件看法不一,政法委可召集三方頭頭開會,政治先行,未審先判,結果錯判收場。

其三是合群的壓力。公檢法三方本是同根生,都由黨一手領導,彼此關係密切,有法官坦承錯判難以避免,因為一旦裁定控罪不成立,也等同指出公檢有錯,令他們顏面無存,也無法跟公檢部門維持良好關係。更何況,三方對大案結果早有約定,一言為定,法官不能按庭審情況作相反的裁決,否則便違反集體決定和黨的紀律。

疏通關係影響司法裁決

除了法庭以外的政治壓力直接損害司法的獨立和公正,公平審訊受到的干擾還有其他,例如社會關係。另兩位學者賀欣及 Ng Kwai Hang 曾經訪問四十位中國大陸法官,探討關係對司法裁決的影響,其中一位受訪法官的說話,道出問題的關鍵:「上級的請求,我覺得責無旁貸而且事在必行。若辦不到,我看來是沒有把工作做好。若辦到,對自己、對之後的發展都有好處。若是關係十分緊密的朋友請求我,若辦不到,我會覺得自己差勁。」

這番說話點出有兩種關係正不斷蹂躪中國的法治。一是上級跟下屬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若上級越直接有權決定主審法官的個人待遇和職業仕途,他的請求其實與命令無異,倘若主審法官一直得到上司悉心栽培,視為弟子,其請求更是不可抗拒。二是至愛親朋、良師益友的個人關係,關係越親密,越使不少法官感到人情如厚債,實在不償不快,因此義不容辭,徇私扶助,絞盡心思,鑽盡空子,力求法庭的有利判決。

當然涉訟者不一定認識法官,但社會關係互相交錯,更隨住人際網絡不斷延伸。研究論文引述多個案例,按上述兩種關係,每種再分親疏兩類,一共四款,分析關係對司法的干擾,事例甚多,但礙於篇幅,這裏不贅了。簡言之,憑關係左右判案者,主審法官的知交有之,主審的直轄上司有之,法院領導人有之,領導人的直轄上司政法委員會主管有之,結識政法委領導人或者以上任何一方者均有之。總之,只要打通權力矩陣的關節,有形無形之手便可經由關係網絡伸入法院,干預審判結果。

由此可見,不論是政治主導還是人際關係左右審判,都顯示中國的刑事司法系統以至司法制度滿佈漏洞,可讓法庭以外的不同力量從多方面穿透入內,左右裁決,踐踏司法審判應有的尊嚴,也令中國的司法表現,大大不符國際人權公約確立的基本要求。

近年來,不少認真的學術研究,從不同角度揭示中國司法審判的具體問題、制度弊漏及恐怖後果,上述兩者,都是基於確鑿事實、合乎理論規範的研究範例,而其他值得引述的,還有不少,執政者觸及此議題,理應參詳一下。也許特區當局心存寄望,在大陸,不是每案都由政治擺佈,也有政法委不插手干預的案件,而中國地廣人多,也許總有法官獨立特行,不受關係影響裁決,同時中國司法也許明天會更好,終於走上法治的康莊大道。我衷心希望連串改革也許(該是:「也許」)可以成真,但沒有任何研究推翻現有結論之前,當局良好願望的基礎不是知識,而是一個希望而已。那麼又有憑什麼保證疑犯由香港移交大陸後是幸運兒,會得到公平的審訊呢?

若說不相信中國有公平審訊等於不相信「一國兩制」,而不信者不如移民了事的話,未免不知所謂。正是中國沒有公平審訊,「一國兩制」才有需要、有價值,更何況大家一走了之,中國就可搖身變成法治之邦,享有司法獨立、公平審訊嗎?

 

延伸閱讀:
Lena Y. Zhong & Mengliang Dai, The Politics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6, 260-276, 2019. 
Xin He and Kwai Hang Ng, "It Has to Be Rock Hard!" Guanxi and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65(4): 341-371, 2017.

原刊於 5 月 10 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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