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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公開信 促「六四」定為國殤日 有家屬被傳喚、住所被安裝監視器

2019/3/9 — 12:59

天安門母親網站

天安門母親網站

內地兩會之際,天安門母親發表公開信,要求為 1989 年的民主運動平反正名,並將「六四」問題納入法治軌道,公正解決「真相、賠償、問責」3項訴求。「天安門母親」在網站發表祭文以及致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指三十年前,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用機槍丶坦克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但事後當局卻編造歷史,甚至在去年編寫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大事記》,把六四標明是「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

公開信又提到,「天安門母親」一直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從1995年起就向歷屆的「兩會」及國家領導人發佈聯署公開信,而當局卻置若罔聞。

公開信說,每當聽到電視中播放國家領導人的「為民」講話,允諾要讓百姓增加「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時,頓感悲從中來,內心無比凄涼。因為「六四罹難家屬」就成了中國最為「安全」的一群,一到敏感時期,他們家門口就被人和車站崗放哨,不得隨意外出和接待來客,即便被允許外出,也有警員(或便衣)、車輛相隨。電話被竊聽、電腦被駭,有的難屬居室內外竟被安裝監視器。有的難屬不只一次被警方傳喚、監視居住、刑事拘留、甚至上手銬關押到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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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質疑,中共十八大以來一直強調「以法治國」,國家領導人多次講到「要讓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司法的公平與正義」,但為何「天安門母親」建議將「六四」問題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卻至今得不到答覆?而中國領導人對台灣同胞喊話,表示「兩岸一家親」丶「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卻不解決拖了三十年的「自家人殺自家人」冤案,又如何取信於彼岸的自家人?領導人說要讓百姓增加「幸福感」丶「獲得感」和「安全感」,但自從他們的親人被戒嚴部隊殺害,幸福感就離她們而去。

我們是一群在“六四”大屠殺中痛失親人的公民。

卅年前,中國首都北京天安門前的十里長街和京城中軸線沿線,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動用機槍、坦克、甚至國際上已禁用的達姆彈,屠殺毫無戒備、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市民。這場腥風血雨的大屠殺奪去了成千上萬鮮活的生命,讓成千上萬個家庭墜入無底的深淵。

這場大屠殺是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發生的。好幾年間,北京的許多路口、大街小巷上仍彈孔累累、血跡斑斑。儘管卅年後,這些罪證已被林立的高樓、立交橋等一派“繁榮”景象所掩蓋,但大屠殺的鐵的事實已鑄入歷史,任何人都抹煞不掉,任偌大的權力也改寫不了,任何等巧言簧舌也無法抵賴!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同胞,前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警示毛澤東:“人相食,要上書的。”由此,我們也不禁要問:人民軍隊在眾目睽睽之下屠殺大批無辜同胞,難道就不會被歷史所記錄?難道大大小小的劊子手,最終能逃開歷史的審判?

“六四”屠殺過去卅年了。卅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對於人生又何其漫長——足夠一個呱呱落地的嬰兒,成為懷抱孩子的父母。卅年的塵與土,卅年的雲和月,都無法平息我們內心的創痛!我們的受難,不僅限於“六四”當夜的屠殺,卅年來,我們內心的巨大傷口一再被撕開,撒上鹽粒。當初,當權者放言“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調數十萬野戰軍進京殺人放火,但事後,當局卻相互推諉,卑劣怯懦地編造歷史:政府先是將“六四”定性為“動亂”、“反革命暴亂”,幾年後又改口為“政治風波”……。然而在2018年,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大事記》中,又將“六四”重新標明是“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如此顛三倒四,反反复复、進一步退兩步,豈不是越描越黑嗎?

今天,面對“六四”英靈,我們至愛的親人,我們不得不向你們傾訴:我們淚已乾,力已盡,心已碎。我們為你們正名的所有努力至今尚未成功。我們滿懷愧疚,悲痛難抑。蒼天啊,你如有眼,請再賜給我們一點淚水、一點力量,讓我們去擦淨那至今尚潑向“六四”英靈的污泥濁水!大地啊,你如有靈,也請賜給他們以安息之所,還英烈以公道——他們是為“反官倒”、“反腐敗”而獻出生命的赤子,絕不是什麼“動亂分子” 、“反革命暴亂分子”!歷史啊,你如有知,更請用你公正的手,撫平英烈的傷口,早日讓這些聖潔的亡魂入土為安!

我們至愛的親人啊,惟可告慰你們的是,儘管你們的驀然離去,給我們每個家庭帶來了滅頂之災,但你們的親人們還是從你們的血泊中頑強地站立起來了。為了死者與生者的尊嚴,我們強忍悲痛、挺起胸膛,在戒嚴部隊的霍霍屠刀下,打破沉默,公開譴責“六四”大屠殺,譴責這場民族劫難的製造者,要求公佈殺害你們的真相,追究大屠殺劊子手的罪責。卅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從未放棄、從未停止過尋訪同命運者,從未屈服於我們悲愴的命運,我們相互支撐、相互扶持,在胝足前行中凝聚共識,凝聚成“天安門母親”群體——這個特殊的“六四”苦難命運的共同體,始終不渝地在風雨中共同為你們守靈。

我們是“六四”英烈的守靈人。

為了守護親人們生前所秉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天安門母親”群體從1995年起就向歷屆的“兩會”(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會議)及國家領導人發布聯署公開信,正式提出公正解決“六四”的三項訴求,即:“真相、賠償、問責”。我們還提出與政府平等對話,將“六四”問題納入法治軌道,先易後難、逐步解決等原則性建議。

“兩會”年年開,“六四”年年過,我們的公開信也年年寫,年年用掛號信寄出。然而,石沉大海,杳無音訊。歷屆“兩會”代表與國家領導人均傲慢地對待我們的訴求,置若罔聞,不予理睬。我們的善意與誠意換來的只是公安、國保、國安們對難屬的更為嚴厲的控制。

歲月無情,生老病死之自然規律不可抗拒。從1995年起我們這個苦難群體中已有55位參與苦苦抗爭的難屬先後含冤離世。其中最為悲慘的是難友軋偉林先生(“六四”遇難者軋愛國之父)。2012年,這位73歲可敬的老者實在熬不住這艱難歲月,選擇自縊,以死相抗,用這樣決絕的方式到另一世界尋覓他的愛子去了!然而,這也撼動不了當權者的鐵石心腸。

難友們一個個離去,2018年又走了五位! “六四”英烈死不瞑目,我們在悲傷、思念他們之時,不禁聯想起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受害者。近年來,受害者(包括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家屬、細菌戰受害者、慰安婦等)一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日本法院一次又一次地否決了他們的正義要求。日本政府一方面極力掩蓋真相,一方面採取拖延戰術,希望拖到受害人一個個老去、死去。他們的種種言行不僅引起受害人的憤慨,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學者以及施害一方的當事人,也紛紛行動起來揭露真相。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的醜行,令我們對比想起另一事例——1970年,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懺悔致歉。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是希特勒、納粹犯下的,而勃蘭特則是多少年之後民主、自由之德國的總理,按說二者已經沒有什麼干係,但勃蘭特卻承擔了當年德國納粹的罪責,向罹難的猶太先靈、向全世界下跪、道歉!勃蘭特的華沙之跪,震動了世界各國,提升了德國民族的國際形象,使之重歸文明世界。為此,勃蘭特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華沙之跪也成為戰後西德與東歐諸國改善關係的重要里程碑。

勃蘭特說:“誰忘記歷史,誰就在靈魂上有病。”納粹大屠殺倖存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威塞爾也說:“忘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他還說:“如果我們遺忘了,我們就是罪人,就是幫兇。拒絕記憶必將使我們重複過去的災難和戰爭。”日本與德國同為二戰中殺害異國異族人的戰敗國,一正一反兩個典型例子引人深思。對於歷屆中國政府來說,卅年前戒嚴部隊奉命所殺害的卻是與其同種同族的同胞啊!面對這樣的罪行,面對這樣的事實,政府能永遠扭過頭去嗎? !

今日中國的當權者,無非兩條道路:一是如同日本政府一樣,竭力掩蓋罪行,把頭埋進沙子裡,迫不及待地等待“六四”難屬一個個老去死去,似乎“六四”難屬不在了,“六四”這個歷史冤案、懸案也就不存在了。殊不知,對罪行的掩蓋本身就是新的罪行!我們也深信,即使我們這個苦難群體的成員全部離世,也“自有後來人”,也會有人來執行“歷史的遺囑”!而拖欠愈久,付出的代價愈大,犯下的罪行愈多!二是學習勃蘭特的華沙之跪,直面歷史,對政府過去犯下的罪行進行懺悔,與“六四”受難者群體展開真誠的對話,把“六四”問題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公佈“六四”大屠殺真相和死傷人數,對“六四”受害群體進行賠償,對製造大屠殺的責任者進行正義的審判,從而真正開啟一個新時代,讓“六四”悲劇不再重演…… “天安門母親”群體——“六四”亡靈的守靈人,殷殷守望這一新時代的早日到來!

我們是堅定的守望者。

至愛的親人們,我們知道,無論我們如何守望,你們都不可能回家。我們所堅定守望的,僅僅是那遲到的正義。卅年來,我們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卅年來的守靈與守望之中,我們也飽受失望的折磨,但我們絕不會放棄,將繼續堅持!唯有如此,才無愧于良心,無愧于死不瞑目的英烈的魂靈!

在祭奠“六四”英靈之際,我們向政府、國家領導人提出以下問題:

你們倡導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要求全面、完整、準確地對待歷史事件與評價歷史人物,那麼請問: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為什麼隻字不提為中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立下不朽功勳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以及萬里、習仲勳等人,反倒是把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一股腦兒地堆積在鄧小平這個“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頭上,把他依然捧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做法嗎?

你們充分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請問:卅年的實踐已經足以檢驗了當年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向政府請願“反官倒”、“反腐敗”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他們行使的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何罪之有? !卅年的實踐已經足以檢驗:正是當年的濫殺無辜,把反腐的正義之聲彈壓下去,使得此後卅年的中國官場進入了一條無障礙的腐敗快車道,上演著大面積的、塌方式的、肆無忌憚的、窮凶極惡的貪腐競賽……

中共十八大以來一直強調“以法治國”,主張“司法公正”,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多次講到“要讓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司法的公平與正義”。如前所述,“天安門母親”群體從1995年起就向歷屆的“兩會”及國家領導人寄送聯署信件,提出公正解決“六四”的三項訴求:“真相、賠償、問責”,以及將“六四”問題納入法治軌道解決的建議。我們還將紙上的訴求付諸於實際的行動,於1999年5月14日和5月21日“六四”十週年前夕,以眾多難屬名義,把“六四”大屠殺的責任者之一李鵬告上最高人民檢察院,並由難屬親自先後把兩份訴狀送往高檢。當時高檢收下了訴狀。我們的這些行動,與當前政府司法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但為什麼我們直至今天依然得不到任何答复?

你們一直在倡導“中國夢”。作為中國公民,你們的同胞,我們也有夢。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夢就是“六四夢”。我們夢想,有朝一日,國家能為“六四”英靈正名,為八九愛國民主運動正名;定“六四”為國殤日,建立“六四”紀念碑及“六四”陵園,讓英靈早日入土為安;為“六四”英靈舉行國葬,讓國人不忘國殤,讓“六四”悲劇不再重演!今天我們在至愛親人和所有“六四”罹難同胞靈前,我們鼓足最大的勇氣,不畏報復,不懼高壓,大聲說出了天安門母親“六四夢”的全部內容!請問,我們的“六四夢”何時能實現?或者何時能提上你們的工作日程?何時啟動政府方面與我們難屬之間的平等對話? (這裡,我們還想提醒當今國家領導人,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軟禁中曾致信中共十六大,提出三條解決“六四”問題的建議,即:“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自己解決比由別人來解決好”。遺憾的是,他的熱誠與睿智不能為當時的領導人所容,反而招致更為嚴酷的人身監禁。)

你們近年來以大國風範與氣度在國際社會廣泛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內倡導公共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請問:作為中國公民、你們的同胞,“天安門母親”是不是個苦難命運共同體?是不是個弱勢群體?我們的命運難道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個例外?我們中的大多數就生活在北京城鄉,你們的身邊,在失去親人的苦難中掙扎了幾十年。歷屆國家領導人對我們均置若罔聞,若無其事、安之若素。卅年來,有哪一位當權者真正關心過、理會過我們?而卅年來陷我們——你們的同胞於苦難之中的政府,不去真正懺悔糾錯彌過,又有何資格去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想在世界範圍內立威,可沒有高壓國內的民眾那麼容易吧!

我們也注意到,前不久中國領導人對海峽對岸的台灣同胞一再喊話,表示“兩岸一家親”、“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如果你們能早日解決拖了卅年的“自家人殺自家人”的驚天冤案,那麼一個行動會勝過一打宣言。否則,如何取信於世界?如何取信於天下以及彼岸的自家人?

每當聽到電視中播放國家領導人的“為民”講話,允諾要讓百姓增加“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時,我們就悲從中來,內心無比淒涼!我們要請教,我們的“三感”在哪裡?我們該如何獲得“三感”?

這裡,我們願意告知國家領導人:自從卅年前我們的至愛親人慘遭戒嚴部隊殺害,那滅頂之災重重地壓在我們每個家庭之上後,人間的幸福感就離我們而去。人死不能複生,在我們的親人死不瞑目時,我們何敢奢談幸福?你們亦是為人父、為人子者,不難體察我們心中的“痛”。

至於“獲得感”,則不妨略作分析:當年我們的親人被殺害時無論是屬於哪個年齡段,他(她)們留下的或是嗷嗷待哺的遺孤,或是相濡以沫的妻子,或是垂垂老矣的父母。卅年前,他(她)們或者已經是家中的頂樑柱,或者即將成為家中的頂樑柱了。可現如今呢? !失卻頂樑柱後的卅年中,我們的生活跌入低谷,所獲得的是無窮無盡的難與困。我們這些蒙難家庭在經濟上、精神上等等方面所受到的損失與傷害,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所能描述,也不是用數字所能計算的。更有甚者,我們這個受難群體中部分成員卻由於公開譴責了“六四”大屠殺,要求追究劊子手的罪責和為困難家庭呼籲人道救助,而被當局剝奪了包括工作權利在內的種種權利。我們完全沒有“獲得感”,恰恰相反,我們有的只是被剝奪感!

言及“安全感”,則更具諷刺意味。自從我們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公開譴責“六四”屠殺,要求公佈殺人真相以來,“六四”難屬就成了國內最為“安全”的一群——凡是參加公開信署名者幾乎都生活在政法部門的關注下,這些部門對我們施行“有罪推定”的原則,一到敏感時期家門口就被人和車站崗放哨,不得隨意外出和接待來客,即便被允許外出,也有警員(或便衣) 、車輛相隨。電話被竊聽、電腦被“黑客”。有的難屬的居室內外竟被安裝監視器。有的難屬不止一次被警方傳喚、監視居住、刑事拘留、甚至帶上手銬關押到看守所……對於外地的難屬則更加毫無顧忌。當地警察竟上門直白警告,不得參加“天安門母親”的公開信聯署簽名,否則就停發那少得可憐的低保費!

我們是守靈人,我們是守望者。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告訴“六四”英靈——我們至愛的親人,我們沒有被高壓所壓倒,不會被利誘所分化,就是因為你們的大無畏精神一直與我們同在!

還要告慰“六四”英靈的是,你們的親人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並不孤立、孤單,世界並未遺忘“六四”。國際社會中的各國政府、政要、民間團體以及國內外的良心人士一直關注著你們和你們親人的命運。這讓我們感到人性的光輝和溫暖。

早在1990年的“六四”——你們殉難一周年之際,當時的美國國會議員、現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就踏上中國國土,在戒嚴部隊嚴守街頭、虎視眈眈之下,勇敢地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你們倒下的地方,打出橫幅:獻給中國民主事業犧牲的烈士。 (她當即被帶往天安門廣場派出所遭傳喚、扣押,被驅逐出境。)

聯合國也曾關心過我們。1993年,聯合國人權大會不顧中國政府的阻擾,正式邀請“六四”難屬參加維也納的非政府組織的人權會議,儘管未能成行。

1995年,美國前總統夫人、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率團來華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之際,與非政府組織一起,營救了被中國當局非法羈押的“六四”難屬。

1998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夫婦訪華期間,曾向江澤民提出要會見“天安門母親”群體代表,雖然未果,但難能可貴的是:在之後的兩國首腦共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克林頓從歷史高度公開表明對“六四”的態度,他希望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要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

2008年,德國現總統、當時的外長施泰因邁爾訪華,經他的一再堅持,終於排除阻擾,與德國兩黨的訪華議員們,一起成功會見了“天安門母親”代表。

據我們所知,已故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以及其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還有不少我們所不知曉的人士,為了鼓勵我們堅持前行,曾多次為“天安門母親”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我們不會忘記不少西方國家駐華使館如美、英、德、法、瑞典等國的外交人員以及這些國家的記者們都在我們最為艱難時刻所給予的彌足珍貴的人道關懷。

這裡,我們還要提及香港地區的記者和市民們的熱情。每年“六四”,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總會令我們熱淚盈眶!

正是在那些被中國政府視為“敵對組織”的“全美學自聯”、“中國人權”、“港支聯”等民間人權團體以及眾多海內外友人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慷慨人道捐助下,那些嗷嗷待哺的“六四”遺孤得以成長、完成學業、建立家庭、生兒育女;特困戶得到特別照顧、年邁多病的老人也終於熬過了一個個秋冬春夏。

這都是人間大愛!我們心存感激卻無以回報,只能銘記於心,祈願上天賜福給天下的所有善良之士。

至愛的親人啊!今天,我們克服了重重阻力,得以聚集在一起默默地祭奠你們。卅年了,還沒有為你們討回公道,還無法讓你們安息,我們無比愧疚,能做的就是堅守住“三項要求”的底線,維護生者與逝者的尊嚴,保持難屬群體的獨立性,做堅定的守靈人,做堅定的守望者!

讓鮮花與燭光給予英靈們些許溫暖與安慰吧!願黎明早日到來,上天護佑我中華民族!

 

天安門母親泣祭於2019年清明節前夕

簽名人:

尤維潔 郭麗英 張彥秋 吳麗虹 尹敏 郝義傳 祝枝弟 葉向榮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錢普泰 吳定富 宋秀玲 孫承康 于清

孫寧 黃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廣明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樹森 楊大榕 賀田鳳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邵秋風 譚漢鳳 王文華 陳梅 周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王連 管衛東 高婕 劉淑琴 孫珊萍 劉天媛

黃定英 熊輝 張彩鳳 何瑞田 田維炎 楊志玉 李顯遠 王玉芹

曹長先 方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齊國香 韓國剛

龐梅清 黃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齊志英 方桂珍 雷勇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郭達顯 王琳 劉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穆懷蘭 王爭強 寧書平 曹雲蘭 林武云 馮淑蘭 付媛媛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奚永順 肖宗友 喬秀蘭 陸燕京 李浩泉 賴運迪

周小姣 周運姣 陳永邦 劉永亮 張景利 孫海文 王海 陸三寶

姚月英 任改蓮 倪世殊 楊雲龍 崔林森 吳衛東 賈福泉 王德義

朱玉仙 石晶 袁刃 包麗梅 奚貴君 鍾俊華 軋愛強  

(共127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 李淑娟 楊銀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蕭昌宜 軋偉林 劉建蘭 索秀女 楊子明

程淑珍 杜東旭 張桂榮 趙廷傑 陸馬生 蔣培坤 任金寶 張淑雲

韓淑香 石峰 王桂榮 隋立松 田淑玲 孫淑芳 陳永朝 孫恆堯

徐珏 王範地 李雪文 王雙蘭 張振霞 肖書蘭 譚淑琴  

(共55人)

—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

— 《天安門母親網站》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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