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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丁學良】習近平時代,「中國模式」走向何方?

2017/10/28 — 11:37

習近平,圖片來源:新聞片段截圖

習近平,圖片來源:新聞片段截圖

「不同意的請舉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

「沒有!」「沒有!」監票員報告聲響起六次。2336位黨代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一致決定,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這是2017年10月23日,十九大閉幕會議。江澤民沒有表情,胡錦濤低頭看文件。在黨代表的零反對聲中,「習思想」獲得了與「毛澤東思想」比肩的地位。中國九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此宣告進入「習」時代。

中共十九大紅幕落下了。放眼世界,中國的步伐似巨輪轉動,早已不容忽視。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至今已近四十年。中國GDP總值,從七八年的1495億美元,增至2016年約112000億美元。「中國模式」在經濟上取得矚目成績,在政治改革上卻是裹足不前。網絡監管力度加大、公民社會備受打壓,本就微弱的民主化改革呼聲,噤若寒蟬。兩年前開始的「709」人權律師大規模抓捕,更讓習近平強調的法治口號難以自圓其說。而中共內部的集體領導制,在「習思想」寫入黨章、全黨獨尊習近平一人的情況下,顯得似乎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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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中國模式」,是如何產生的?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國模式」又將走向何方?

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丁學良教授,是哈佛社會學巨匠Daniel Bell的關門弟子。捲入過文革,當過紅衛兵;從「上山下鄉」,到成為1949年後最早一批負笈美國的留學生,當中數十年人生變遷,他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有其獨到見解。2011年,習近平還未上任,丁學良寫就《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對海內外熱烈爭論、運行三十幾年的「中國模式」,給出引人深思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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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謂「中國模式」,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概念,這概念高於「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立。

2. 「中國模式」可剖為三個相互交織的子系統:政治權力架構、社會控制、經濟體制。這三者分別體現為「核心的列寧主義」(即一黨執政)、「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即維穩),以及「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

3. 「中國模式」產生四大成本:1)對弱勢群體、地區和領域的掠奪,2)生態壞境的破壞,3)體制性腐敗,4)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

4. 邁向「新中國模式」,要把小眾資本主義,發展為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普通公民獲得人力資本和創業機會。

六年過去。日前,丁學良教授接受《立場新聞》專訪,分享他對「習時代」下「中國模式」的觀察。

丁學良 (香港電台片段截圖)

丁學良 (香港電台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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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產生動力,源於六四粉碎了政治神話

1976年到1989年這十三年裏,貧窮的中國從文革巨浪中掙脫出來,在萎縮至荒蕪的觀念和思想中,開始向外張看。中國興起了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以「真理標準大討論」【註1】為起點,破除幾十年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經過大半年的大辯論,中共黨內不少黨員乃至高層的觀念發生改變。於是,1978年11月,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這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

「西單民主牆」民主運動,就是在大辯論的思潮下,應運而生。人們在西單墻貼大字報,要求平反冤假錯案,主張言論自由,實行民主法制。這樣的「民主牆」運動,最終還是被當局壓制了。

但正如丁學良所說,這段時期所激發的豐富思想,是重要遺產。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這十餘年時間,被丁學良稱為「中國模式」的「史前階段」。

「從毛澤東七六年去世,到八九年這當中十幾年,在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中,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好的時候。」丁學良回憶,「那時大部分人有個共識,就是按毛澤東路線走下去是不行的。尋找新路的狀態很開放,一直延續到八九年的六四。」

丁學良認為,「中國模式」的動力(dynamics),正是源於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深刻而劇烈的政治危機。六四事件,就是把「中國模式」的史前階段和其後階段劃分開來的轉折點。

「六四這個事情,對中國來講,從來沒遇到過。」丁學良說,自己問過許多年紀比他大十歲二十歲的共產黨幹部,他們提及的一個細節,讓他印象很深,「這是九十年代初,當時國外很多人問:為什麼鄧小平命令軍隊去解決問題?」

「他們說,你還不能僅僅用『殘酷』這點來形容這事情。從毛澤東去世到六四之前,共產黨很自信。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就符合人民的願望,並沒預見自己和人民之間有一個敵對關係。它可能準備對付魏京生這種人,但它沒準備對付大面積的老百姓。」

政治社會學有個概念,叫 political formula,丁學良將它譯為「政治神話」— 統治階層要實現穩定統治,就要設計一套政治說法,讓社會大眾逐漸接受:統治階層的利益,同時也是社會大眾的根本利益所在。

然而,六四事件,從中國的統治階層,也從被統治的民眾那裡,同時粉碎了兩邊所相信的、中共在1921年成立後不斷重複的政治神話,那就是:中國共產黨跟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是血肉關係。

「六四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它發現:怎麼回事,老百姓都反對我們。六四流血事件以後,對當年的共產黨來講,它要考慮,至少在此前,他們肯定是犯下了很多錯誤。」

六四流血事件還沒想清楚,中共又遇到了蘇聯垮台 — 這對他們刺激很大。既不能按照毛澤東方法走,也不能按照從七六年到八九年的方法走,現在更不能按照蘇聯辦法走了。「所有的老辦法都不能照搬,怎麼辦?」

六四事件,和蘇聯解體,將中國共產黨逼向一條新道路。「八九年以前,沒有『模式』,就是試一試,試不成就拉倒,再換一個。我認為,正是在這種心態下,中國才有那麼十幾年的開放。但八九年之後就不一樣了:八九年發現,有些事情不能再試了。所以『中國模式』在這時候推出來。它不是『設計』出來的,是遇到了現實狀況,要找一個新的辦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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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縮的集體領導制,個人集權的「習思想」

十九大剛過,「習思想」寫入黨章,外界的焦點離不開「集體領導制」的存亡問題。丁學良教授就從六四事件續說,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如何正向個人領導的一邊傾斜。

八九六四後,中國走上新道路,丁學良總結為三點目標:「第一,最重要的,共產黨自己不能垮台;第二,社會不能大亂;第三,經濟不能搞死。」

對應這三點目標,「中國模式」發展出了三大支柱:核心的列寧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即維穩)、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所謂「核心的列寧主義」,指的正是「中國模式」在政治上的特點:共產黨不能下台,一黨永遠堅持執政,保持高度壟斷的政治權力架構。

在堅持中共一黨執政下,共產黨內部形成了集體領導的權力規則。每五年一屆的中共黨代表大會,正是要選出中共的領導集團,其中以政治局常委為權力中心。丁學良就認為,真正的中共集體領導制,嚴格意義上建立於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而1989年後的集體領導制,其實是被收縮了的。

「毛澤東個人專制,什麼程序都不管,什麼會都可以不開,然後就拍板,解決問題,把人抓起來。這讓共產黨所有核心幹部感到不安全:我們一幫人在做事,不能你一個人決定我們的生死。」

「所以真正的集體領導制是從七六年以後建立的,一直到八九年。七六年到八九年是最寬鬆的時期,鄧小平不是管得很細,大家也有個空間。但八九年以後就不行了,因為鄧小平看到,在最核心的問題上,不能大家討論個沒完,還是要有個人拍板 — 就是他拍板。」

八九年後,中共雖仍實行集體領導制,但鄧小平掌握核心問題的決策權。「八九年以後的集體領導制越來越收縮,最關鍵是鄧小平。他沒有回復到毛澤東那個階段,但在最重要的權力問題上,他已經不再和第二個人商量了。因為到了危機狀況,其他人解決不了,太複雜。」

集體領導制走到今天的習近平,是否已經死亡?十九大閉幕,華爾街日報刊文:「習近平獨在高位,集體領導制已死」。但丁學良就認為,還沒有。

「他可能想結束,但還沒完全到那個階段。因為從集體到個人決策,路是很長的,並非黑白分明。我們講『程度』:他離集體領導制或者一個人拍板,是多遠。這中間的過程,毛澤東也不是一下子就過去的,他也是好多年才到那個地步。1966年以前,毛澤東不是隨隨便便就不開會,不進入程序。一直到六六年,他才做到這一步。」

但丁學良同時也認為,習近平的確有個人集權的傾向:「從今天十九大看得很清楚,兩件事情:第一,他把名字寫進黨章;第二,那些常委中,沒有一個明確的接班人。這在共產黨體制中,是很明顯的事。第一,寫進黨章以後,同事們就不能隨隨便便批評他;第二,他沒有指定一個明確的接班人,那麼這事就是開放的,後面的人不能隨便去跟他爭個沒完。」

丁學良指出,十九大這兩件事,習近平過去五年,每一天都在為此努力。「比如把薄熙來抓起來。這是最大的一件事。如果沒有把薄抓起來,薄就不會同意這道程序。抓了薄還不夠,還要抓別人。一路抓了那麼多人。他(習)不斷地開會,不斷地強調,主要是解決這個問題:這些人不能隨隨便便去挑戰他。黨的紀律最核心是什麼?就是你要服從最高層。他講得很清楚,也沒有很謙遜。要服從核心。」

沒有指定接班人的習近平,會打破中共總書記任期不超十年的傳統,在下屆繼續連任嗎?丁學良說,「我們不知道,但這個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他認為,全世界大部分領導人都希望在最高權力位置上,停留盡可能長的時間,只是不同國家的制度,限制了他們。「Trump剛當選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想要連任八年了。我們不曉得習近平通過什麼程序來多呆一段時間,呆多長時間。現在還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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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胡、習:跌宕的共產黨權力積累史

習近平強勢集權,給外界一個印象,似乎共產黨統治來到這個節點上,個人領導之勢冒起,甚至直逼毛澤東時代。有論者以「毛澤東2.0」形容習近平。丁學良則認為,人們可能忘記了,江澤民後期的集權程度,與習近平今日相比,其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共產黨的權力積累,是經過漫長時間的,只是中間出現一個胡錦濤階段,權力的積累沒有延續下來。

「只要鄧小平還在,江澤民都小心翼翼。而什麼時候開始真正進入江澤民時代?1997年,鄧小平去世,江澤民權力急劇上升。後來江澤民不願退休,當了兩年軍委主席。每次現身的時候,江澤民一會兒是第一,一會兒是第二,底下的人都感到不行了:到底誰是一把手?」

「江澤民身體不錯,他也不想退休,後來半退半休,他不放權,然後才有了胡錦濤那十年顯得很弱勢。」

丁學良認為,人們之所以覺得現在習近平權力很大,是因為跟胡錦濤十年相比。「實際上江澤民最後幾年權力大得不得了。」大到什麼程度呢?丁學良說,江澤民曾經去山東,仿照中國皇帝,登泰山。在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開始,歷代不少皇帝都有去泰山登封告祭。在江澤民登泰山的路上,沿路貼出標語:「江澤民總書記萬歲」。原來是時任山東一把手、省委書記張高麗寫的。而當時,胡錦濤已經任中共總書記。

「喊萬歲,只喊過毛澤東,連鄧小平都沒有喊過萬歲。喊萬歲不就皇帝了嘛!」丁學良說,「後來這個事情都不許提,提都不許提。」

「江澤民最後幾年的權力,有些方面甚至比習近平現在還大。我從未聽過,中國哪個地方出現標語,說習近平總書記萬歲。江澤民最後幾年實際就是一人拍板。什麼人他都可以任命,什麼政策他都可以拍板,什麼話他都可以說。習近平現在,最多也只能做到這一步。現在的習近平,是回復到了江澤民最後的三四年。就是所謂的『核心』。」

中共的意識形態術語體系,承認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黨的「核心」。到胡錦濤,卻變成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不是「核心」,只是「總書記」。在習近平第一屆任內前四年,中共沿用了「總書記」一說,直到2016年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上,習近平才獲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術語級別,回復到胡錦濤以前的「核心」時代。

胡錦濤、習近平、江澤民(CCTV片段截圖)

胡錦濤、習近平、江澤民(CCTV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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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掌權五年:緩解的腐敗,高層的權鬥

丁學良2011年提出,「中國模式」的成本,其中尤為突出的,是體制性腐敗。回復到「核心」水平的習近平時代,如何處理貪腐問題?

「腐敗,共產黨也承認這一點。環境污染,它也承認。還有對弱勢群體不照顧,它也承認。十九大提的口號,實際上針對的都是這些問題。共產黨承認這些問題,但怎麼解決問題,是另外一碼事。」

習近平上任五年,聯手王岐山,強力打貪反腐。丁學良就認為,習的反腐,有一部分是出於權力鬥爭,但不可否認的另一部分,則是極大地克制了中國社會的腐敗程度。

「中國共產黨這些幹部,過去三年是很怕的。他們怕人舉報。現在事情都可以上網。此前他們是不怕的,妳怎麼舉報都舉報不了。過去五年的反腐打貪,對中國社會腐敗程度是非常大的一個克制,不是一點點。四九年以後,不曾這麼大。在他的第一個五年任期,這可能是他做得最艱難的一件事。」

「在中國體制下,妳不能說所有被打下來的人,是中國體制最腐敗的。但要承認,打下來的人中,絕大部分是腐敗分子。習近平的反腐,有一個部分是權力鬥爭,但這麼大面積的打貪,不全部為了權力鬥爭。」

大面積的打貪,越往黨的高層走,越是和權利鬥爭有關係。「因為到了那麼高層,僅僅是貪污一點錢,不至於把那個人搞倒,他一定是政治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也好,王岐山也好,一直在說薄熙來他們是黨內的陰謀家、野心家,是政治上犯錯誤。薄熙來貪污七百多萬,廣東一個村長也不止七百多萬。他們得有個交代。所以習近平後來越來越強調,是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

「到了最高層,最大的錯誤是政治錯誤。比如令計劃、周永康、薄熙來,他們肯定不是因為拿了一點錢就倒霉了,是因為他們捲入了政治陰謀。到了這麼高層,不會為了幾百萬,就判一個人終身監禁。黨的高級幹部被打貪,還是政治問題。」

薄熙來、周永康

薄熙來、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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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模式,沒有兌現的承諾

丁學良說,要從「中國模式」邁向「新中國模式」,關鍵是要從特權、小眾資本主義,向大眾資本主義轉變。讓更多普通中國公民,能夠享受市場和改革的好處,獲得更多人力資本和創業機會。以此為方向,在習近平過去五年中,有兩個決議,丁學良認為最得人心。

「他們許諾:一個是三中全會決議,在中國的經濟領域裡,要市場力量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全世界都擁護的。實際上就是要突破原先的經濟模式 — 中國模式的一個很基本的面向。不是官商勾結,不是官僚資本主義。」

「第二個,要法治。很多事情根本就沒有法治。中國很多方面是權治或者人治。他們許諾要解決這些問題。這是過去五年中我所聽到的許諾。」

承諾是美好的,真正的兌現卻似乎遙遙無期。

「有的根本就沒成果。妳看法治方面就沒成果。如果法治有成果,我們應該能看到,老百姓能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丁學良感歎,「但我們看不到這個。」

「法治不是給有權力的人。有權力的人要用權來保護自己,沒有權力的人才要用法律保護自己。看法治有沒有進步,要看這個社會最最弱勢的人,能否通過法律程序,保護自己的利益。」

不談法治,談經濟改革吧。丁學良認為,要市場力量發揮決定性作用,「也只做了一點點,後來也沒做下去。這是他們自己許諾的,是他們通過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跟全中國、全世界許諾的。但我們沒看到多少實際的進步。Very sorry,very sorry.」

丁學良曾在書中指出,阻礙中國邁向新模式的深層次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團」,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當權者。記者問,作為統治階層,有什麼動力能迫使他們實現這些許諾?丁學良攤開手:「就是啊!我只能講,中國社會的壓力,國際市場的壓力。」

「特殊利益集團自己不會去改革,必須要有壓力。就像要改變歧視女性的事情,男人會自己去做嗎?男人不反對就不錯啦!」

「也許中間少數人,覺得這個壓力夠大了,應該要做,也許有一部分人就覺得,這個壓力還沒到那個地步,還可以再耽擱一下。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讓法治進入中國的社會,這傷害一部分當官人的利益,那他們就算算:這事能不能推遲幾年呢?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丁學良認為,國內經濟動力不夠,壓力逼使統治階層引進國際競爭;而讓更多國際因素進入中國,可以制約特殊利益集團。「如果能夠讓全球化、國際化要素進入中國大陸,就能產生更多競爭。當年中國大陸參加WTO,就是這個意義:它覺得國內的改革,已經動力不夠,必須加進國際的競爭,然後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越是開放,越是自由程度高,特殊利益集團受到制約就越大。」

但這個國際化,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調節。「政府可以把門開大一點,也可以把門開小一點。」

靠國際化壓力,讓特殊利益集團實現關於市場經濟和法治的承諾,未來五年,會有這樣的改變機會嗎?丁教授說,他不知道。「有期待,有希望,沒把握。過去幾年,(共產黨)曾經給過我們希望。但實際上,在一些領域裡,走的卻是反方向 — 比如把維權的律師給抓起來。這是不對的。維權律師,他們就是要落實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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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縫隙中尋找機會:不「另起爐灶」,仍有空間的黨內民主?

是否不改變一黨制,就沒法改善中國模式?論及此處,丁教授顯得有點激動起來。

「我不同意這點。」他說,黨內最保守最不願改革的人,與那些最鼓吹改革的人,在這一點上是「兩極相通」的:只要一改革,共產黨就會下台。這對共產黨是危機信號,本可改革的事情,因此會擱置免談。

「反對改革的人裏,最狠的,是把任何改革倡議,都粘到共產黨一黨制上。他只要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什麼事都不能談了。而很多提倡改革的人,出於相反的目的,卻得到了同樣的效果。」

「我要講的話,很多人都會討厭我,但很抱歉,我得說,妳們這些人,是很真誠的,為了民主、為了自由。但妳們的思路,跟共產黨中最保守的人一模一樣:把所有的改革,都和共產黨執政這事粘在一起。只要粘在一起,甭改革了。我們小時候就是這麼過來的,總有人說只要改一點,共產黨就要下台。」

丁學良堅定相信,在一黨領導之下,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改進的。

「並不是所有共產黨一黨領導下的國家都一模一樣。北朝鮮能和中國一樣嗎?古巴、越南、老撾、柬埔寨,在此前有蘇聯,東歐十幾個國家,能和中國一樣嗎?當然不是!同樣在共產黨的體制內,還是有很大的空間。」

丁學良認為,在不觸動一黨制前提下,對經濟、法治,甚至一部分行政系統,都是可以改的。「而這些改革本身,並不會馬上導致共產黨下台。頭腦簡單的人,或者那些嚇唬人的人,才會這麼說。這就叫做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一千年以前的規矩不能動,一動就完了。」

如何在不觸動共產黨統治同時進行政治改革?丁學良曾給出一個答案:黨內民主。要在每年召開的兩會上,能夠對本級行政部門的預算和人事編制進行公開討論、辯論、質詢和表決。

「我這些建議,都建議了多少年了。這不是要拿美國英國的制度,來代替共產黨制度。我是在共產黨的體制之下跟妳講。這些方法,共產黨已經有,但它後來拋棄了。所謂黨內民主,其實有很大的空間。比如我講每年黨代表大會,在縣一級實行海選,一個縣也不是很大,大家都互相了解,最壞的人就被選下去了。它只要把這個辦法拿起來,共產黨內部很多問題,就不至於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到中央黨校做調研時,黨校的教員講,大部分黨員是願意走這條道路的。因為大部分黨員都覺得,只要這條路開了,好的黨員能選上去。我並不是要多黨制,這個太遠了。」

丁學良說,無論是否統治階層的人,都要去嘗試改變。「控制開關的有些人,也會在有些事情上,不同意這個開關。很多的改變,就是這麼來的。所有人都要想辦法去做,然後某一天,才能出現這個可能性。否則這個世界永遠不會變。今年的世界之所以跟以前不一樣,就是因為有些人在試,不管什麼制度底下。只要有人試,就會有更多的人去試。總會有一點可能性。」

統治階層的人也會去嘗試改變嗎?「胡耀邦也是統治集團,趙紫陽也是統治集團。他們是黨的總書記呀!他們不是民主黨的人士呀。」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已經走進第68個年頭。研究多年,丁學良說:「我們這些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國能夠越來越遠地離開黑色地帶,走向白色地帶。這個改進的空間是足夠大的。每往前走一步,都是一個進步。」

「我永遠認為這個世界,只要嘗試,永遠有希望。」

 

文 / 楊子琪

 

【註1】在胡耀邦的推動下,1978年,在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首發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被公開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引發了全黨和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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