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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村:神話的締造與破滅

2015/10/21 — 11:26

【文:沙垚】

破土編者按:21世紀,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們關注小村。一個又一個形形色色的小村莊構成了這個龐大的國家。我們的作者們來到南街村、小崗村、周家莊、夏家峁……它們有的保留了集體經濟,有的開創分田入戶的先河,有的在新農村建設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記錄它們,就是記錄這個時代。破土將於10月推出一組中國村莊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討論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出路。

30多年過去了,小崗村一直作為農民自主選擇分田到戶模式的象征存在著,分田之後的故事則少有人細細探究——村民是否就此走上了自主、富足的康莊大道?本文的作者從田野中帶回那些已經成為歷史的,還有正在發生的故事,告訴我們村民們分田想解決什麽問題?是什麽造成了這些問題?小農經濟在市場化、資本化經營的當下遇到了怎樣的困境?作為一個象征的小崗村又如何為這一歷史地位所限,難以進一步探究自主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2008年7月,沈浩還活著。我問他:「這些年,小崗村的經濟為什麽上不去?」他說:「原因有很多方面,村民很『懶』,是思想上的懶,不願幹活是其中一方面。」他表達這樣一個事實:外面(政府和社會)的資助太多,村民對此產生了依賴,幹活對於他們的生活改善似乎有些顯得蒼白。「可是來硬的,直接去掉外來補助,那等於斷了小崗的活路,可不這樣做,小崗就會像吸毒一樣,更加難以自拔。來軟的話,就只有像我現在這樣,慢慢耗著。一句話,矛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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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1964年生。2004年,他從安徽省財政廳來到小崗村,任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2006年底,沈浩在小崗村任職三年屆滿,村民集體按下手印強烈要求把沈浩留下來;2009年去世,官方訃告「積勞成疾猝然去世」。

小崗村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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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村所在的小溪河鎮領導再三強調「不要進農戶家裡!」「去大包干紀念館和村委會看看就可以了!」但我們自己租了一輛車,進了村。

進小崗有一條專門的支線公路,修的質量很高,送我們的司機說這是去年剛修好的,原來是柏油路,現在是水泥的了。約摸過了半個小時的車程,看到了小崗的地標——牌樓,上面有費孝通題寫的字。從村牌過來,路的兩邊種的是黃豆、黑豆、水稻等,還有人在插秧,臨近村委會的地方還有一個養豬場和一個鋼構廠,鋼構廠的大門關著。

牌樓的一側是剛竣工不久的小崗村黨委和村委會的辦公樓,一個中部的農村能有這樣辦公地點已經可以用奢華來形容了。對比我長期做田野的關中地區,不少農村村委會甚至連個辦公地都沒有,有什麽事情就直接去村長家裏開會。牌樓的另一側是一個大廣場,現在正在修,要趕在下半年前完工。

小崗村的核心地帶分布在一條主幹道兩旁,這條主幹道名叫「友誼大道」,是江蘇省張家港市長江村援建的。在小崗村主路上行走的大多是學生,有本地的小孩、中學生,還有各地來調研的大學生。主幹道兩旁分布著規格較為統一的二層小樓,有很多戶人家還在起新房子。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下半年中央會有比較重要的領導來視察,縣裡、村裡的財政鼓勵農戶蓋新房,每戶補貼2萬元。

沿著主幹道向東步行大概20多分鐘就來到了萬里題詞的「大包干紀念館」,這是所有外地人來到小崗後的必修課。門票20,學生票10元,導遊再加十元。一幅幅展板以時間為序介紹當年「大包干」的輝煌歷史。

三十年前的分田故事

我們第一個接觸的村民,是村小賣部的主人。他說,沒有那場變革的話,今天他們的生活也許會更窮。而在今天,他依然支持這項政策,他說:「家庭單幹,至少能讓我們獲得溫飽,獲得收益。」

在農民的記憶中,分田是因為窮。小崗村當年生產隊長嚴俊昌的四子嚴德友回憶:「兩歲的時候,做過一次手術,父母說,要給小孩留一點好吃的,補一補,就是這榆樹葉。」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當年的大隊會計嚴國品就去蒙城要過飯,對於這段青春故事,他記憶猶新「那裡地比較平,盛產山芋,比這裡好一些,這裡的土地肥力不夠。也去過浙江、常熟要過飯,不管人家家裡好不好,有人要飯,總要給一把的。一個月下來,除掉自己的吃的,還能帶回家20到30斤糧食。」

18戶天天在一起,一睜開眼睛就在一起幹活,天天商量鼓動,從春天到秋天,就決定分田了。可是要做這種反革命的事情,誰也不相信誰,所以嚴力學的父親嚴國昌才提出按血手印的想法,嚴國品說「不怕你不承認,那天晚上我在,但是我什麽也沒問,也不阻攔也不管。」

那天晚上按了一次,後來中央電視台拍電視的時候又按了一次。第一次按的時候沒有下雨,中央電視台拍的時候用水泵把水抽到屋頂上去的,說是下大雨有氣氛。電視裡還說是在村委會按的,吃飯都吃不飽,哪裡來的村委會?

這些話,雖然都已經講了無數遍了。但村民還是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地講著,在講的過程中,很難說是越來越接近真實,還是越來越偏於想象。或者說,為什麽分田、如何分田本身已經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村民為什麽要一次又一次地講述?

首先,是他們不得不講。作為共和國農村歷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否定分田,就意味著否定1970年代末以來的農村改革。因此,政府、媒體,甚至市場都要村民去講,當年多窮,分田之後多富。通過反覆強調,來論述今天道路的合理性。

其次,農民的講述中也包含著他們復雜的感情——既愛又恨。愛,是因為分田曾經給他們帶來榮耀和今天的福利,農民說「小崗村的人餓不死」,因為政府不會讓他們餓死,各種政府補貼接踵而來,維系著這個萬萬不能破滅、不容置疑的神話;但他們也恨,因為他們心裡明白,小農經濟已經制約了小崗村的發展,但是他們無法甩掉、也出於私心不願意甩掉這個沉甸甸的歷史包袱,所以今日的小崗村舉步維艱。

所以今天,在杜潤生去世之際,重提小崗村分田之事,重新讓農民講述,或許作為符號的價值和道路選擇的意義更為關鍵。

小崗村為什麽窮?

在主流的歷史敘述中,將小崗村的窮簡單歸結為集體主義的經濟生產方式,認為缺乏效率,大家出勤不出力,幹活不積極。但事實上,在訪談中,我發現一個事實。1960年代全村18戶,每戶都幹過隊長,矛盾激化,誰也不服誰。而矛盾的背後,是宗族的力量,一方面嚴氏家族排擠其他姓氏;另一方面,嚴氏不同支脈之間矛盾亦十分復雜。導致忙於鬥爭,每年競選生產隊長拉票等花費過大。到1970年代中期,18戶人家,公社派來了20個左右的工作隊,工作隊的主要成員是知識青年,雖然工作隊下鄉的名義是支援生產,但工作隊隊員並不懂如何生產,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借助外來的力量,協調家族內部的矛盾。

到這個時候,或許分田單幹,是唯一化解矛盾的方式。但小崗村經歷了短暫的經濟復蘇之後,到1980年代末開始,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家庭聯產承包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真的適合小崗村嗎?

後分田時代的產業困境

在進入小崗村之前,我們看到大幅廣告牌「小崗面業」、「小崗皮鞋」,但村民介紹這些都跟小崗村沒有直接關係。

我們能看到的小崗產業有兩個。

一個是嚴德友的葡萄園。他說,他從2001年開始經營。2002年,90%以上的村民都開始套種了,2003年全村開始大面積種植,一般人家5、6畝地,每畝平均純利4000元。

據嚴德友講,他現在主要是雇傭附近的年紀大了,不能出去打工的老人在葡萄園裡忙些活,他們主要做套袋、防蟲、防鳥、防病等活計。除掉給他們的工資,每畝每年能賺2000元,共200畝地。

第二個產業是蘑菇基地。蘑菇基地是承包制,工人每月500元工資。對於老板來說,每個大棚租金400元,但政府會給每個棚補貼5000元。但一位老板說,蘑菇產量不高,銷路不好。廠家壓低價格收購、條件苛刻,棚主賣給他們幾乎不掙錢,所以大棚主要盈利即政府的補貼;其實工廠也不願意收購蘑菇,但政府行政要求,同時給工廠補貼,才讓這個產業鏈看上去「正常」運行。現在農民在種植蘑菇的態度上有點消極。

小崗村的出路

2008年7月6日,我訪談了小崗村黨委書記,沈浩。他認為小崗村的出路在於重新「走農民合作化、組織化的道路,發展現代農業」,這樣「一是可以節省資金和勞動投入,降低了成本,二是農產品可以賣個好價錢,提高了效率。」但他強調,「現在農民的合作化、組織化,主體是農民協會,黨委和村委會只是起一個引導和服務的作用,農民是自願的。」

但事實上,他說「大部分村民在觀望。」他還提到,近30年來,小崗村成為樣板,是政策養活了小崗村,村民不需要太勤勞,就可以活得不錯。

但是日益增長的消費支出還是讓村民們在本村的收入顯得捉襟見肘。一位徐姓農民介紹,1995年左右,大批的小崗村民開始外出打工。

小崗村也沒有逃離「流動」與「留守」的魔咒。三四十歲的青壯年勞力全部外出,留下來的大多是老人與孩子。還有是家庭較為龐大,負擔較重,以及為了照顧小孩上學而留下來的人。

結語

在小崗村做訪談,真的特別困難。幾乎每一個村民說話做事,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首先,很多村民家門口每天都是車水馬龍,有些甚至一天要接待五六批記者。30年來,他們見的太多了,他們說的也太多了,從作家、記者到每年絡繹不絕的學生,很多話他們可以不過腦子地隨口背出來;其次,很多村民不願意說,他們擔心萬一說錯話,被寫出來,領導會批評他們。

小崗村的歷史功過,以及它走過的路,過於復雜。但我仍然期待,一個負責任的、長期的民族誌考察。或許這有這樣,才能解開近半個世紀的謎,也才能還原或者打破這個分田的神話,還歷史一個真相。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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