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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國之路 — 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2016/5/27 —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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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曠新年】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中國之路: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表面上社會主義是到處都還看得見的一塊招牌,但是,對於我們許多人的內心來說,已經是一個很陌生、很遙遠的概念。幾年前,錢理群老師說,「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我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社會主義有著沈重的歷史負擔和可怕的現實陷阱,尤其是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談論「社會主義遺產」,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困境。黃紀蘇說,許多人覺得一絲不掛的資本主義要比三點式的社會主義痛快實在。因此,我其實不怎麽喜歡社會主義這個不怎麽痛快實在的詞。

在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本書中,我讀到,1980年,梁漱溟很樂觀地認為,在全世界,社會主義會終結資本主義:「我認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要轉入社會主義。」(第21頁)在他的心中,「改革開放」不是「門戶開放」。他說,「還是為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這個大道路而要四個現代化,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四個現代化。」(第161頁)梁做這個口述的那一年,我正好進大學讀書,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那個時候,許多事情都有點「撥亂反正」的意思,因此,當我今天讀到這本書的時候頗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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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歷了5000年文明史上最劇烈的巨變。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和文化、道德都急劇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迅速地造成了最嚴重的地區和階級分化。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快速釋放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這些財富卻被極少數人攫取。「改革開放」越來越像一場「零和博弈」:在少數人暴富的同時,最廣大的社會群體淪為了「弱勢群體」。用孫立平的說法,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斷裂的社會」,一個「裸體為官」、沒有責任的上層和一個被全面剝奪的下層。今天的中國,專制與自由同體,暴富與貧窮攜手,樂觀和悲觀並存,希望與失望共生。我們同時看到國家的崛起和社會的崩潰。現在的中國也許最適合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說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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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上而下的「奉旨改革」,由於缺乏民眾的參與,改革的過程也就是國家認同瓦解和社會分裂的過程。然而,需要明確的是,反思改革決不意味著應該回到文革。並且首先要提問的是,為什麽會發生改革?改革的發生,是因文革失敗了,文革的路走不通了。文革失敗的終點成為了改革發生的起點。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樣,文革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到了天怨人怒的程度。用黃紀蘇的話說,1976年天安門發生的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就是人民對文革的公投。

2006年,中央電影台推出了被目為「新《河觴》」的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形成了「大國崛起」話語高潮。《河觴》和《大國崛起》是一部意識形態的連續劇。它們的區別,用李零的話說,只是一個是悲情版,一個是豪情版。今天,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也不論是在白天,還是在黑夜,我們都有「同一個夢想」,這就是「大國夢」。「大國」,翻譯成五四時候的詞語就是,「列強」。「大國崛起」的論述完全省略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崛起和殖民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繫。一夜之間,「資本主義列強」成為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大國崛起」的論述是中國徹底脫離「第三世界」政治的一個明顯標誌。

中國會成為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在未來幾年的時間裡,能夠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什麽樣的思想和方案將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最近幾年,中國的政治表面上有一種左轉的勢頭,但是,實質上卻在急劇地右傾。同時,左翼思想進一步衰退。我發現一些左翼朋友迅速地轉向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一些人自稱左派卻不假思索地批判「普世價值」,盲目地搭上了民族主義便車。歷史上任何進步的階級和文化都自認為代表了普遍價值,《國際歌》就是以「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結束。當今這種民族主義轉向並不是個人主觀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左翼思想向民族主義退化,是中國思想萎縮和危機的一個重要癥候。

同時,當我們在奢談「大國崛起」的時候,全然忘記了在1991年之前,世界上曾經存在一個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蘇聯。與今天全球最大的買辦國家不同,蘇聯不僅曾經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具有一套相對獨立、完整的思想、文化和價值體系。蘇聯不僅最早爆炸了氫彈,而且率先把人造航空器送入了太空。我的許多左翼朋友說,中國應該造航母,發展軍工。蘇聯的軍事力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這個「超級大國」卻在一夜之間就崩潰了。

現在流行「軟實力」的說法。盡管梁漱溟沒有使用「軟實力」這個名詞,但他在1980年就意識到了「軟實力」的存在。他認為,美國的上層建築「很有力量」。他說,「現在上層建築不單是一個掌權的問題,它也是學術文化,學術文化跟有錢、跟有權都連起來了,好象是不容易推翻的。」(第103頁)當時,全世界將蘇聯看作是最強大危險的敵人,蘇聯不僅是和美國並列的超級大國,而且咄咄逼人有駕乎其上的趨勢,美國和中國因此結盟抗蘇。全世界幾乎沒有人預見到蘇聯的崩潰,但是,梁預言了蘇聯的崩潰。他說,蘇聯算不上什麽社會主義,而是一種變態。他認為,蘇聯的這種黨的專制不可能長久維持,會要起變化,這種統治維持不住了,沒有力量維持下去,它要變化。(第102頁)梁談話後十年,1991年,蘇聯就崩潰了。

2007年是南京大屠殺70周年。我們怎麽紀念南京大屠殺呢?我希望既不是簡單的控訴,更不是在「盛世」的白日夢中陶醉和遺忘,而是痛徹的反省和思考:中國現代化到底還有怎樣的選擇和可能性?同時,我們怎樣面對、思考南京大屠殺和中國現代史上的苦難?尤其是,這些綿綿不盡的苦難從來不缺乏堂皇的名義。

2007年,似乎是對南京大屠殺70周年的回饋,出產了《色·戒》、《集結號》、《蘋果》和《投名狀》等電影。這批大眾文化產品受到了主流媒體的高調宣傳和熱烈追捧。它們成為了當年最有票房和影響力的電影。這批文化產品充分流露了這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它們共同吹響了新意識形態的集結號,催生了一場具有深刻意義的「文化革命」。這場文化革命在2007年年底結晶成為一個流行的時髦詞——「靠不住」:「看完《色戒》,發現女人靠不住;看完《蘋果》,發現男人靠不住;看完《投名狀》,發現兄弟靠不住;看完《集結號》,發現組織靠不住。只有靠自己了,我靠。」它體現了今天信任和共同體徹底崩潰瓦解的現實。

《色戒》激起了民族主義的強烈反應,引起了中國思想和知識界的激烈爭論。《色戒》受到主流輿論的歡呼擁戴。我的朋友們尤其黃紀蘇、祝東力和王小東對此很激動、很生氣。黃紀蘇義憤填膺、激昂慷慨:「中國已然站著,李安他們依然跪著」。可是,《色·戒》之所以引起激烈的爭議,黃紀蘇等先生們如此激動,如此敏感,其實就是因為中國還不夠強大,還沒有真正站立起來。

2008年,奧運火炬、藏獨和汶川大地震激起了青年學生尤其是海外學子的愛國熱情。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嚇壞了吳稼祥先生,他在《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發表了《民粹一咳嗽 大眾就發燒》的檄文,恨不能召喜馬拉雅山冰川引太平洋之水來澆滅這群「愛國賊」的體溫。

2009年,《中國不高興》一書使民族主義再次處於媒體聚光燈的照射下。民族主義被自由派打成了「極左派」,真有點匪夷所思,因為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民族主義應該是位於右邊的。從左派在《色戒》事件中為國民黨和民族主義辯護到自由派將民族主義打成極左派,說明了今天中國思想界的極端混亂。

民族、階級和性別是現代敘述的三個關鍵詞。19世紀以來現代世界地圖主要是由民族主義繪制的。民族國家是理解現代世界結構的關鍵。離開民族,我們就無法理解和把握現代世界。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構築起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然,當我們談論民族主義的時候,是指政治民族主義。在現代歷史上,中國的失敗實際上是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失敗。因此,中國現代歷史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國民黨為什麽叫做國民黨?

顧名思義,國民黨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它的基本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國民的國家。但是,國民黨卻沒有完成中國民族主義的目標。在馬克思的時代,歐洲無產階級已經開展了共產主義運動和「階級鬥爭」。但在馬克思看來,被歐洲征服的亞洲和非洲,解放的第一步是首先要爭取成為「民族」。因此,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現代一個最重要的歷史主題。(真能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同時包括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兩方面的內容,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實際上又是不可分割的。依照五四的說法是,我們必須「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用王小東的說法是,「內修人權,外爭國權」。民族主義構成了新時期一個重要的思想脈絡。

然而,新時期的一個根本轉折就是,從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在目前,民族主義在中國所發揮的似乎是一種進步的作用。20世紀,許多知識分子和學生就是從民族主義的本能出發走向左翼的。但是,歸根到底,民族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很容易被看作是美國霸權主義的簡單盜版。而且,確實,今天「中美國」的說法,煽惑了中國精英們參與瓜分世界的幻想。

馬克思主義認為,現代民族是人們在共同的生產方式、種族、語言和地域的基礎上,通過長期穩定的經濟聯系而形成的社會共同體。資本主義造成了廣大的市場,現代民族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崛起而誕生的。然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卻又決定了民族無可避免地分裂為利益相對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盡管無產階級構成民族的形式多數,但卻始終處於被統治的地位。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民族國家建築於階級社會之上。因此,羅莎•盧森堡指出:「在階級社會,民族作為渾然一體的社會-政治現象並不存在。任何一個社會生活領域(堅硬真實的物質基礎也好,細膩復雜的精神生活也好)裡,統治階級和覺悟的無產階級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語言,更談不上(在此前提下)構成一致對外天衣無縫的『完整民族』」。[1]

1920年,李大釗在《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中說:「日本人說,中華的學生運動是排日運動,我們固然不能承認;中華人說,中華的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我們也不能承認。我們愛日本的勞工階級、平民、青年,和愛自國或他國的勞工階級、平民、青年一樣誠摯,一樣懇切。我們不覺得國家有什麽可愛的道理,我們覺得為愛國去殺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強盜的行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為。我們只承認中華的學生運動,是反抗強權的運動。」[2]

在「大國夢」甚囂塵上的時候,我想起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演講中的警告:「中國古時常講『濟溺扶傾』。……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麽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針對滔滔「大國夢」,最近,張承志在《三笠公園》中滿懷憂慮地寫道:「已經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勢。海水被艦首劈成兩片白浪,他們隊形嚴整,奏著進行曲駛過來了。而這一邊卻還沒準備好——連民主都沒有準備好。」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即使我們「崛起」了,也會是一種巨大的災難:「由於失敗的歷史,新潮的大國夢變成了包圍的眾論,在一個世紀後一浪一浪地湧來。它崇洋的媚態,它專制的出身,它隱現的他者歧視,讓我感覺緊張。」 [3]在張承志看來,正確的取道應當是,我們必須側身而立,「一面迎戰著史無前例強大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唯有在劇痛中,去追求徹底的人道主義。」[4]

本質上,現代民族國家是階級國家,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也是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登上世界歷史舞台的過程。與此同時,現代民族主義動員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徹底掃蕩封建主義的過程。作為西方入侵的產物和反抗帝國主義的武器,20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其建黨綱領都包含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內容;但是,國共兩黨所尋求的力量卻截然不同,國共兩黨民族建構的路線也絕然異徑:國民黨「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定義,采取的是傳統的「文化中國」的理解,而構成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則是「階級國家」。區別於西方資產階級革命,GCD主張在工人和農民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型的現代民族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黃紀蘇等人的中華主義論述之所以空洞虛幻、蒼白無力,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現代民族國家的階級性質。如果民族主義是天經地義的話,那麽無法解釋這樣一種悖論和荒謬現象:他們所謂的「漢奸電影」卻受到主流的熱烈追捧,相反,他們批判「漢奸電影」的言論卻沒有發表的空間。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出發點都是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其區別是以什麽方式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和建立一個什麽樣的現代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以一種什麽樣的思路、方案來整合中國。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邏輯。《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1925年毛澤東作為國民黨宣傳部長時寫的論文。

這篇論文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基礎。這篇文章劈頭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那麽,毛澤東怎樣界定敵人和朋友呢?毛澤東的分析方法是從各個階級與帝國主義的關系入手:「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是依據什麽來劃分敵友和判別各個社會階級的性格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毛澤東思想中,民族主義的目標怎樣和階級分析的方法結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把民族主義劃為了極右派:「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我們經常說蔣介石背叛革命,他背叛的是國民革命。毛澤東把他所領導的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當葉利欽說「民族和解」的時候,蘇聯解體,民族分裂。梁漱溟晚年有一個反省。他說,他曾經希望中國合起來,但中國沒有合起來。毛澤東主張階級鬥爭,結果卻使中國合起來了。

今天,我們面臨著想象力的失敗,就像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這種想象力的失敗將最終導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國家的崩潰。由於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國想象的空間極為有限,在所謂「歷史終結」之後,今天甚至還不如1960年代當時兩個陣營並存所提供的空隙。1990年代以來,我們批判烏托邦和理想主義,「現實」越來越強大,「理想」和想象失掉了自己的力量和位置。我感覺到,今天不論是所謂左派還是右派都面臨著想象力失敗的問題,都提不出真正有力的遠景和方案,我們今天許多人在被歷史拖著走。

當我們被歷史拖著走的時候,應該回頭看一看,看看過去的歷史是怎麽發生的。1979年「改革開放」,歷史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歷史地這裡拐了一個彎。那麽,「改革開放」的歷史是怎樣發生的呢?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答應李光耀提出的「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的要求,停止對東南亞的廣播和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援助。

1978年7月,中美兩國代表在北京開始建交談判。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美方談判代表伍德科克,直接與他就建交聯合公報方案交換意見,使中美建交談判在數日內一錘定音。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了建交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1978年12月中共11屆3中全會召開,標誌著「改革開放」正式開始。

1978年11月西單出現大字報,為了向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挑戰,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日本社民黨委員長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就讓他們出。」第二天,一個加拿大記者在西單民主墻傳達了鄧小平談話的內容。[5]……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規定,今後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大字報,只準在月壇公園內的大字報張貼處。(《1979年12月6日 西單「民主墻」禁貼大字報》,《人民網》)「西單民主墻」由此消失。

1979年2月17日,中國與越南爆發邊境戰爭。劉亞洲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就是從這場戰爭中邁出去的。」他對中越戰爭有過這樣的解釋,他說中越戰爭是中國為美國人出氣,是打給美國人看的:「小平同誌前一天訪問白宮出來,第二天就開打。為什麽要為美國人出氣?美國人剛剛灰頭土臉地從越南走掉了。」「小平同誌這個時候發起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就是把自己、把中國從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中劃出來。當時許多東歐國家都不滿意,說社會主義國家打社會主義國家。」[6]針對中越戰爭的後果,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第二版的序言裏說,社會主義把信錯誤地送到了民族主義的手中。

1979年12月27日,蘇聯入侵阿富汗。隨後,中國和西方聯合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這是奧運史上第一次將奧運會政治化。

1979年5月3日,瑪格麗特·撒切爾贏得英國大選。她宣布:「英國公民放棄了社會主義,30年的實驗徹底失敗了——他們準備嘗試別的東西。」1980年11月4日,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總統。撒切爾和裏根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他們的政策被稱為里根-撒切爾主義,導致了全球的政治右轉。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有內部的邏輯,同時,國內的小氣候又是和國際大氣候的變化相聯繫在一起的。

「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年。今天,中國走到了又一個重要轉折關頭。是走向一個少數寡頭利益集團控制的中國,還是走向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這是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

在《中國不高興》一書裡,王小東和黃紀蘇講內憂外患,但是,我覺得中國主要的不是外患,而是內憂。中國的問題在內部而不在外部。即使外部的問題,它的根源也在內部。中國今天根本的問題是兩極分化、社會崩潰。美國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而中國則0.4%的人口控制了70%的財富。民族主義無力解釋中國的現實。杭州飆車案和巴東鄧玉嬌案典型地說明權力和金錢對於人的壓迫和踐踏到了一個什麽樣程度。有權有錢的人拿錢去打一個女孩子的臉。

這個動作富有象征意義。

有權有錢者認為人們理所當然應為他們提供「特殊服務」。強奸的嫌疑犯一個也沒有抓起來,但是,面對強暴奮起反抗的女孩子卻被送進了有精神病院,並且以「故意殺人」的罪名將她逮捕了。權力的貪婪暴戾到了駭人聽聞、空前絕後的程度。今天在權錢的眼中,所有中國的男人都是太監,所有中國的婦女都是妓女,所有不屈服於權錢淫威的中國人都是精神病人。中國今天的問題在於,權錢勾結,權力資本化,不受約束的權力的貪婪、暴戾和無恥。因此,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是,制約權力,縮小貧富差距。正如20世紀,民族主義救不了中國一樣,21世紀,民族主義同樣救不了中國。

如果中國簡單地以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替代的意識形態,那麽就無力化解國內的階級矛盾和國外的民族沖突。我注意到何新最近從國家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個有罪的知識分子。他終於反省: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是,我要強調,只有民主才能救社會主義。事實證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必須走憲政社會主義道路。在憲政的櫃架下,擴展自由、民主和人權,創造自由、平等和有尊嚴的生活。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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