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

盧斯達

本土主義者

2019/1/5 - 22:51

「懷抱天下」的中國人 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脅

一名26歲民建聯青年成員接受訪問,講到為何愛國愛港,他答:「是由讀中史開始。」謂讀中史令人知道「國家」興衰,何以是今日的模樣,才會對國家有感情之類。接著就大談香港沒有國民教育,中史也不是必修科之類。

令人想到,2012年前後,香港開始又有一個學運年代,而且年齡還年輕化。不知是否因為新高中的中史不再是必修,然後又加上時事導向的通識科,對新一代有多大影響。當然權貴並不樂見,所以又有要求中史科復設必修的呼聲,也有人主張取消通識科。

一個 2600 多年前被 blame 的 victim

廣告

學校教的那套中史,其實很誤導。因為大多數人以為「歷史」二字就記載了「事實」,但其實不是。大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

中史科自古以來「文以載道」,文史不分,它的終極關懷首先是善惡,真實在後。例如春秋時晉靈公施政暴虐,民怨沸騰;大臣趙盾多次勸誡君主不果,君主反而起了殺心,但多次下手都沒成功,最後趙盾為避禍匿藏起來。最後晉靈公被堂弟所殺,趙盾復出,迎立新君,而晉國的史官董狐卻寫道:「趙盾弒其君」。

趙盾問史官為何入佢數,董狐卻說,因為趙盾為人臣,逃亡卻不出國,又沒有討伐弒君的亂臣賊子,所以他也就等於弒君。常人都會看出這種講法,近乎誅心,根據君臣倫理定是非,所謂 blame the victim,明明是趙盾被君主迫害,董狐扭曲事實,孔子卻稱讚為「書法不隱」的「古之良史 」— 雖然孔子也將趙盾評為「良大夫」,但大格局還是趙盾成了亂臣賊子。只差在未說那句「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吧。

董狐筆後來也成為某種史家或儒士典範,其講求「微言大義」,褒貶人事的「春秋筆法」,其實「是非」先於「真假」,為講好 moral of the story,歪曲事實是傳統。習當局主動要求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台灣回應不接受,中共就大肆批評「台灣破壞兩岸和平」,這當中的邏輯可古遠了。

在這套文明中,人的對錯不是由對錯來分,而是大部份取決於地位。「趙盾弒其君」是遠古例子,近的也有晚明的「清官」海瑞,其判案的準則是:「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很多時期的律法,都是不太講究實際情節,而是先講究親倫地位。父親打死兒子,和兒子打死父親,都是打死,但處理方法就不一樣了。亂賊臣子做了甚麼,並不重要。趙盾沒做甚麼,只是被迫害,卻也落得弒君大罪名。也是同一條原則:寧屈臣子,也要為君主隱惡揚善。與上位者處於對立的一方,無論道理有多足,最後都是沒有道理。

這種由家到國,由個人修養到大帝國的構造、「關懷天下」的道德化歷史觀,最終在漢武帝一朝成為完整的儒教王權的宗教。「大一統」是不證自明、不能抵抗的。世上只有極少的東西有類似的屬性,例如「神」這類概念。哪個政權屬於「正統」,歷史上便出現像宗派教義辯論的問題,這是因為擁有「正統」的政權也得到了「天命」。這些都是「中華」作為宗教帝國的教義。這些也是十足的一神教風情。

其實中史科一向是有效的宗教及國民教育,薰陶出來的香港人,無不愛戀「文化上的中國」,即使他們有些自認反共,甚而九七前後投奔怒海移民,他們心底裡還是一個中國人。有了這一套打底,很難洗盡鉛華,重新來過。

中國文化最佳的類比對像是伊斯蘭,伊斯蘭移民到了外國,有自己內化的一套法律觀、道德觀、歷史觀和世界觀。所以才會有對於歐洲「伊斯蘭化」的疑恐。因為他雖然肉身離開了,但靈魂還是屬於那個等待復興的文明帝國。對中國人來說,機制也是一樣。今日很多已經成為外國公民的「華人」,一樣對崛起的中國搖旗吶喊,打從心底裡自豪,可見一斑。

中國人普遍不喜歡兩宋的原因

尤記得自己高中時讀的中史課,講到春秋戰國,課本是主張九流十家和各種政治勢力,都為「統一中國」而努力。雖然事實上他們是為了自己。例如我們都知道屈原投江的故事。屈原效忠和愛戀的對象是楚王,而不是周天子;而現代的一個中國的觀念,在當時也不存在。當時我年少無知,認為是課本偏頗,而不是中國就是自古以來講究大一統。而後來發現,課本固然有新儒家和中華民族主義者夾帶的私貨,但「中華文明」在骨子裡,本身就具足侵略性和帝國主義。

有些人認為「中華」在梁啟超創造「中華民族」這個觀念之前,並無現代的民族觀念。的確如此。但自古以來,「中國」有「天下」這霸道而貫穿一切的世界觀。對古人來說,國家是暫時的存在,悠久存在的是「天下」。「天」的代理人是「天子」,他擁有整個天下的主權,其主權沒有地理和族群限制,是一種滲透性和擴張性的準帝國主義。《詩經》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其餘在本欄已經寫過不少。這是一種宗教式的宇宙論。關於「一」、「全」、「大同」的崇拜,無不滲透於這套文化的「神聖來源」。

統治者的「天命」是將主權擴及宇宙,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便登山封禪,這是表示自己回應了「天命」。黃巾之亂之後,中國就崩潰了,之後便是一輪外族入主,中國幾乎鮮卑化。唐宋以後,「中國」的形勢已經不再一樣。「天可汗」是國際格局,比起秦漢的「天下」還踏前了一步,並且更多輸入中亞文化和人種的影響,但之後體制就崩潰,或者說「中原」被異族顛覆。

宋雖然自認正統,但遼國和西夏國並非游牧民族,而是擁有體制的強大國家,宋被扯入國際秩序之中,受條約和均勢所限制,不再是天下的霸權。

兩宋的知識份子非常焦慮,做了很多文章來申明自己的正統性;今日的中國人,大多數對兩宋評價不高,因為那不符合一直流傳下來的「天下觀」。天下應該只有一個統治者,而那統治者是唯一、至大、無窮的,但兩宋卻只是「列國」之一,不能為所欲為,竟要跟異族簽「外交條約」而不是作為宗主接受「朝貢」。兩宋又不是秦漢帝國或「天可汗」,不能四處「征討」異族,有失「天朝體統」。中國人更願意認為蒙古人的所謂元朝,或者乾隆的「十全武功」更適合作為「中國」的代表。

中國是不情不願地假裝民族國家

事實上自認為世界中心,或者自認得到了擴張的「天命」,是很多原始宗教和文化都有過的現象。蒙古人的領袖在事後當然認為自己得到了長生天的祝福;羅馬帝國的皇帝則進行自我的神格化。至於基督教文化的 Christendom、伊斯蘭的哈里發國,則是「中華帝國」的同類。中國人會認為這些「異族」很殘暴、歐洲的宗教戰爭很無謂,但中國皇帝打著統一天下的旗號去打仗,不少中國人又認為是值得、必要,有價值的,但同時又會口誅筆伐日本人打著「統一」大東亞的名義去打仗。

其實越是古老的文明,就越有其殘暴的古性。嚴格而言,只有基督教世界從了良,因為教會在歐洲被宗派、市民階級、科學、民族國家等等所顛覆,不能再作惡。日本被美國人打殘和「教化」,也安份了。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是活得還不錯的兩個體系。這兩大文明就像兩隻千年老妖,原來在地下長眠,因為地上大興土木而被迫醒來,被拋入現代國家和條約體系之中。雖然被迫穿起現代人的衣服,人模人樣的過活,但內心是不情不願的,他們總是在找方法「超克現代」,要回復自己的「本性」和昔日的榮光。

「哈里發國」在敘利亞的短暫重建,外面就包著這層古老信仰;習近平的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一樣以超越「現體制」為目標。現體制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劃定了就不要亂來,但原來的帝國就覺得委屈了,因為帝國一向是管治多個民族的。

很多人認為共產黨來了,中國才變壞,中國以前是溫柔恭儉讓的。不妨想像中國在70年前的內戰結果倒轉,今日的大陸執政黨是國民黨,共產黨則退守台灣。大陸國民黨擁有整個中國的力量,他們也一樣會對台灣文攻武嚇,一樣會說「統一中國是中國人的神聖使命」。因為所有中國人都對「天下帝國」的遠古概念,有超越理性的神往。

你問十個中國人為甚麼支持統一,他們都答不出甚麼實際的。英語民族之後分了好幾個國家,他們會說「中國不一樣」,「中國例外主義」是中國人在這現代世界的信仰。這宗教也是有聖經的,好像以前的四書五經,《三字經》、《弟子規》,從帝國的建造,到個人的修心養性 (而之後建設帝國),都是那個信仰世界的一部份。

一國多制是帝國的特權

中國法學者強世功以前講香港和中國憲政問題,總是極具啟發性,因為他不會裝開明,把帝國的企圖講得十分露骨,正如高壓的前特首,反而是香港反抗者的啟蒙者兼良師益友。

在強的「香港論述」中,香港「一國兩制」如何操作,對於中國是否能夠作為帝國重新復興,至關重要。香港政客主張的「一國兩制」,是中國和世界體系和結條約,建立平穩關係的橋樑,「一國兩制」成功,是中國正常化的證明 (而現在已證明失敗);強世功的版本則是反過來,他認為「一國兩制」從來不必順從香港菁英那種「凍結過渡期」的要求,而是將香港人的港英遺痕抹走的開始,而這過程將是痛苦的,因此不能亦不必取悅香港人,更不需在乎世界體系的想法。如果信守承諾,反而是中國對世界體系的退讓,即帝國的失敗。

對強世功而言,「一國兩制」對中國的偉大之處,在於中國可以通過這種機制,對非中國地區(即香港)進行滲透和演變的練習。在過程中,黨國超越了西方主導的民族國家編制,「一國兩制」是「越界行為的回歸」,對西方而言是新奇,卻同時喚醒了中國文明古老而周行不滅的天下慾望:在「黃金年代」,「天朝」就是如此行事的,其勢力不會被一條清晰的疆界局限。帝國從來就是一國多制的,反過來說,就是多制「證成」了帝國。

習近平對台灣要推銷「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因為這是中國向外擴張的唯一模式。因為有了港澳這兩個成功例子。在強世功和陳冠中的古老論戰中,後者對此者反問:「難道強世功認為鄧小平是想中國再成為帝國嗎?」現在這明顯已不需用問號。這個模式在未來也會被用於其他非中國地區。一帶一路的理想,就是對中亞、南亞和非洲輸出香港模式:先以經濟建立影響力,然後是文化影響和統戰,最終建立封建式關係,再由封建到郡縣,由間接管治到直接管治,改土歸流,吞併到「內地」之中。

看中國的學術界或強本人對大清「帝國技藝」的傾心,就可知一二。大清的技藝,在於大清在各個地區進行「一國 N 制」的分而治之,在新疆、蒙古、西藏、西南、漢地,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體制,以此將統治幅度擴至極限。中共的帝國學,便是追認自古以來中華文明的這種特性,只是反而是異族建立的大清發揮到極致。

故中共承認蒙古是正統,大清更是正統中之正統。蒙古和女真人是異族並非重點,而是因為他們將侵略和管治異族的技藝發揮至極,所以其更得「中華」之精髓。比較先進的人會指出,中國不是民族國家,所以異族沒有需要同心同德,但恐怕帝國論者反而以「非民族國家」而自豪的,他們反而認為中國能統治異族,正顯示中心的強大。正因為中國不是民族國家,而是「治理體系」(可以留意近年中國文件和文宣中,「治理」二字出現極為頻密),這就是中國的獨特性,它是永不止息的擴張。

所以讀歷史不只是可能對「國家」產生感情,更通常是對一部擴張史的接受和追認。跟加拿大或德國為代表的那種不斷反覆追究過去,反省並批判自己的國民教育不一樣,中國的國民教育從來融在文史哲之中,視擴張和戰爭為正義,是一種隱性的帝國主義教育。

「對中國歷史文化山河有感情」,聽來很樸素,但其實就是這種文化土壤產生了「戰狼」文化。中國人移民到了外國,威權人格極少改變,中國崛起的時候還是大批心馳神往的人;愛戀著民國的人,面對過去秋海棠的地圖,還是會黯然神傷,因為民國的領土已沒那麼大,「外蒙古」獨立了,他們感到大帝國不再。

這就是地球上十幾億人共同分享的中華文化。

擴張熱的溫床在我們的腦海裡

64事件半年後,司徒華接受港台訪問,表示繼續支持回歸,原因是:

「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地方,回歸母體是必然的事實。雖然當時的政權很多地方我並不同意,但假如一個國家對屬於自己的土地也不收回,沒有民族自尊,這個國家和政權是要不得的。我們作為中國人,回歸祖國與十一億人民同命運是很應該的。過去百多年來,我們好像很『僥倖』與中華民族的苦難脫離,但亦有點自咎。所以不論前景如何,我還是支持收回主權,『六‧四』事件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這就是中華的天下信仰。縱然傷害香港,但為了神聖的統一事業,做人肉炸彈殺死自己也是甘願的。這怎樣不是宗教呢?

有人認為反對傳統,五四也做過,沒甚麼好結果。只是沒看到很多五四知識份子也是大國沙文的,他們選擇新派思想只是希望為大國招魂,希望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夠再次「強大」。說到底五四只是為了拯救中國,但中國就是那問題所在。

袁世凱稱了帝,現在又有了習,很多人才覺一個世紀以來,原來只發了一場夢,甚麼都沒改變過。因為群體的反省和批判不夠力量,溫情的歷史和文化還是繼續傳播。文化上的中國人,對自己的宗教式國家從來是(錢穆所說的)溫情敬意太過,歷史則是教會刪節選取過的福音書。當一般人走入歷史書的殿堂,便看到滿目的聖人雕像,從周公孔子屈原、唐宗宋祖、文天祥岳飛,多漂亮,但現實是神父在告解座搞小男孩。

我不是主張棄史束書,只是從第一身的經驗回顧我們的歷史教育,便是如此落後。自認比較西化自由的香港,普及歷史觀其實亦等如基本教義派的沙漠宗教,長年不受其他史觀的碰撞。諸如從中亞、印度、東亞、華南地區看「中原」看中國,跳出自身的單一視點去出入全局,是很晚近的事,而且不少還是外面傳過來,例如日本。太多人認為只要不歸屬某個政權,而歸屬「文明」,就高尚了,安全了,其實也是不究竟的看法。

超越政權和疆界的天下歷史觀,是擴張熱的溫床。歷史只是演義故事,如果沒有各種史觀的反覆約束,中國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對自身文化的無條件高舉、無條件自信,那是一頭深海中久不久就冒出來食人的怪物,而其他人只是正當自衛,追求自由,就成了弒君或者分裂國家的大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