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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友師徒 — 彼此攝受的中日兩國,以及分道揚鑣

2018/9/19 — 14:05

國民黨最近在台南黨部弄了一個慰安婦銅像,日本政府認為其與事實不符,表示不滿。後來又有一個叫藤井實彥的日本人來到銅像面前,疑似反對銅像,作勢起腳,引起一場外交風波。

「仇日」確是「中國人國族認同」的永動機,是維持這個身份認同的必要原材料,必須不時灌溉。其實中日建成世仇之前,本來就是互相滲雜,幾乎無法分開。要了解清末以來的中國,就要連著日本一起讀。

孫文和革命黨不只接受日本政治界的地下援助,其實日本還幫助中國建立了現代國家的想像。中國人的國族主義其實是從日本輸入的舶來品。這一對國家,到了 20 世紀中期才分道揚鑣,一個遭核彈打擊,投降而意外得到一部「民主憲法」,在美國人的強迫之下剪除軍國羽翼,學習真正的現代化;一個則保持原貌,號稱人民站起來,現在成為現代世界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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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特別是浪人)和中國革命黨十分親密,之前在本欄已經提過不少,但他們後來反目成仇、兵戎相見,並不是一板一眼,過程也非常黑白難分。

中日反目成仇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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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維新之後,認為要擴張國權,特別是海路。山縣有朋總結為「國家利益線理論」:日本要維護國家利益,除了守護本土,亦要在海洋沿線經營勢力,包括琉球、台灣、韓國等等,防線一直波及中國大陸的東北。

日本希望經營中國東北,北拒帝俄,因此支持孫文他們「驅除韃虜」。據說孫文和日本人之間有密約,有人承諾「滿蒙可任日本取之」。雖然未能完全證實,但看其他黑龍會領袖的證供也一樣。關於為何幫助中國革命事業,黑龍會創始人之一內田良平於 1927 年這樣說:

我們賭上生命援助孫的革命,是因為它與日本的利益一致……我們可以幫助漢人將滿人逼到不得不借助俄國力量的地步,然後日支(中)合手打敗俄國,將滿洲和西伯利亞收歸我有,一舉打下大陸經營的基礎。[1]

孫文有沒有直接承諾,事成後將東北利益讓予日本,現在仍有很多爭議。但有和無都不重要,日本人的算盤反正都是這樣打:只要滿漢之間亂事繼起,滿人就會倒向俄羅斯,而日本就會幫助革命黨進軍東北,造成日本入主東北的既定局面,至少東北都會成為其勢力範圍。

然而孫文做臨時大總統那一年,他在滿蒙問題含糊其辭,表示「惟俟數年後……爾時自能恢復故土(滿蒙)」,後來革命果實落入袁世凱手中之後,這個算盤就更打不響。

袁世凱是先天的帝國主義者,革命黨是後來學習的帝國主義者:前者不肯讓出東亞利益,要維持大清帝國的版圖,後者當權的日子也沒多久。革命黨認為袁背叛了共和,而日本人則認為袁阻礙了「興亞」大局。

如果說中日是在 30 年代攤牌分手,則情變醞釀早在辛亥時期。1913 年,內田良平成立了「對支聯合會」應對民國政局,提出在黨內扶植黃興取代孫文。[2] 由此可見,以內田為首的不少泛亞主義者,對中國革命事業已沒有那麼浪漫,之後更加認為民國已經不堪用,還是自己出兵去將東北打回來吧。

泛亞主義包含殖民與反殖

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認為,日本有責任(和權利)帶領亞洲,除了自信有對抗歐洲的能力,也有神學上的理由 — 日本有號稱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因此日本是神聖和特殊的。即使到了戰後,發動政變的三島由紀夫,理由仍然是因為哀鳴天皇失去實權,日本失去了國體特殊性。

泛亞主義與這種政治神秘主義密不可分,來自古老的天皇信仰。泛亞主義又是古老中國「華夷之辯」的翻轉。因為江戶時期不少日本儒學家,已發展到用儒學來貶斥西邊的「支那」,並自證「道統」;在思想界之中也充滿著中日之間的對比。例如漢學家宇野哲人,在晚至 20 世紀初仍然發言感嘆,謂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而中國則再三易性革命、禪讓放戈、甚至幾度陷入異族之手,證明日本國體先天優於中國。[3]

日本文明的古老心魔,即在「唐船」面前感受到的自卑和藐視,而希望有一日能夠成為「華」。豐臣秀吉的兩次入侵戰爭可說是大東亞聖戰早了三百年的預演。明治維新以及戰勝俄國之後,長久的自卑終於變成能夠外顯的狂妄。所以日本認為自己責任和權力去提攜、統一、吞併其他民族,集中力量以抵抗西洋人。這是中華的邏輯,也是她自唐船學到的世界觀。

歐洲殖民浪潮的危機,加上「華夷之辯」的思想內核,泛亞主義是日本的特殊產物,其邏輯是「要反抗遠人殖民,我首先要殖民近鄰」。泛亞主義同時是殖民主義和反殖主義,日本「志士」扶植了中國革命黨。但革命黨一旦當國,就會了解自己也將同樣被殖民。如果「興亞」的理想要犧牲中國利益,那我們就不玩了 — 這就是孫文和袁世凱等人「忘恩負義」背後的考慮。深受泛亞主義影響的中國革命黨,也自然不會願意受到日本殖民。日本在中國的經營,就像英國之於印度,在中國意外散播了最初的反殖共同體意識。

而可以想像面對這種局面的日本人,一定深受刺激,並且會用更激烈的方法來自我證明,拿回她認為「應得」的利益。

這便是之後東北問題的國家心理狀態。民國想繼承大清疆土,又殘留上國優越感,自然不會放任日本在自己的國土上「興亞」。興亞不是不行,但必須是我來帶頭,否則就大家都不要興。歐洲有鬥快殖民的現象,強國都要趕在假想敵之前殖民更多地方,這個競爭現象在東亞內部,主要就由中日兩國上演。

正如這篇書評所說:

// 自古以來誰是東亞的中心與邊緣,以及近代兩國民族主義的劇烈膨脹,傷害了彼此,造成的仇恨與悲情,至今仍然沒有辦法化解。 //

近代中國與日本的分離

30 年代,日本扶植滿洲國,是「國家利益線理論」的實現,也是軍部激進派開始奪權的結果。中日最終因為東北利益而開火。到了 1943 年,蔣介石見到對日戰爭終於曙光乍現,於是著手出版一部文宣巨著,叫做《中國之命運》。[4]

這本書回顧中國過去,展望戰後未來,除了高唱「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也提出很多關於「現代中國」、「現代國民」如何建構的想像 [5],展示泛亞主義消退之後,「中國民族主義」在日軍炮火下逐漸萌芽。

民國人發現「亞洲」這個名詞,已淪為日帝國主義的說辭,信的不是天真就是漢奸。當初跟日本仁人志士做「哥兒們」的中國泛亞主義者,紛紛轉身成本土主義者,先謀求中國本土的最大利益。從浪漫的區域主義,通過減法而變成國族主義,這是「現代中國」的起源和路徑。然而「單一國族主義」在日本造成的問題或許致命,但放在前清帝國疆土就會很麻煩,而今日我們看見的集中營政策,也就是這個遺產所致。

日本在豐臣秀吉年間進攻中國,是為了弒父而自立;近代中國與日本「分離」,則是新生中國趨勢獨立的成人禮。

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有泛亞主義做助產士;日本的大東亞聖戰,則是「王道仁政」的現代版本。日軍橫掃中國,跟秦始皇派軍打百越,抱持的理由有甚麼大分別?也許分別是未受「王化」的百越南蠻,會確實知道自己已經亡國滅種;而 20 世紀的中國人,極可能委曲求存,轉而認同日本的統治,像他們曾經認同鮮卑人、蒙古人、女真人那樣,並以道統為侵略者封聖。

大東亞聖戰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就會成為「統一」亞洲的偉大事跡、漢語會成為日本語的一種方言、1949 年中國終於「回歸」日本云云。

不論是古中國王朝高舉的「王道」、還是日本在 20 世紀高舉的「興亞」,都共享著「中華思想」進而「準殖民」的內核。例如《中國之命運》裡面講「領土完整」,是這樣說的:

「以國防的需要而論,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如有一個區域受外族的占據,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作鞏固的邊防,所以臺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更由立國的資源來說,東北的煤鐵與農產,西北的馬匹與羊毛,東南的鋼鐵,西南的鎢錫,無一種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素。這些資源的喪失,亦即為國基的毀損。」

這種講法,和山縣有朋說日本「經略」韓國和滿洲是天經地義,我看不出甚麼本質上的分別。

《中國之命運》又寫到,中國未來的建設,必須依賴「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又說「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書出了四個月之後,毛澤東落場親自指揮針對此書的輿論批判,指責蔣介石搞「朕即國家」、推行「新專制主義」,可說是提早開打第二次國共戰爭。

當時一名左翼青年曹火星戲仿「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寫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紅歌,也就是中共宣傳反擊的其中一部份。然而路徑已經形成,共產黨在內戰勝出之後,便即馬上打造更大的黨國,說明國共兩黨都沒有走出任何一條新路。

勝者的傲慢和盲目

自明治維新到國共內戰終結,折衷調和以及自由主義始終沒有生過根。如何由傳統國家過渡到現代國家,東方人憑自己,從來沒有解方。最先進的型號是蘇聯引入的「黨國體制」,像中國、北韓、柬埔寨;至於呈現相對民主自由的東亞地方,像台灣、南韓、日本、馬來西亞等等,全部都有冷戰的後遺,是外力介入下的結果。

在東方,越能「自力更新」的政權就越兇惡,因為它們越能保留古代世界的野蠻。中國和北韓就是顯例;日本因為二戰亡國,卻因緣際會清除了不少「中華思想」的毒素。

由此觀之,中日多年來的彼此仇視,大多數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中國人一邊認為自己歷史上南征北討、當下壓制異族、輸出專制、帶路插旗是天經地義,一邊對「大東亞聖戰」痛心疾首。而偏偏是這些嚴人寬己的人最愛說歷史。拿著史料來說謊的中國人,與否認日軍暴行的日本人相比,其實沒有誰比誰更高尚。

分別是大體而言,日本除了極少數的極右派之外,一般人都會對國家罪行和殺戮有所反省,知道這是不對的,而中國人沒有,因為他們很放心地認定自己是受害者。中國人看古往今來的戰爭,都只是「擴大統一」,「民族漸次融合」;霸業受挫,就是我國疆土慘遭強奪,全世界亡我之心不死。

「二戰體制」下的戰勝國,一般都是如此欠缺自省的意識;對一個自我中心視為天條的文明來說,其盲目就更自不待言。以前觀看日本的暴行,我看到日本本身;但現在我還看到作為鏡像的中國自身。

 

注釋:
[1]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
[2] 同上
[3] 宇野哲人:《清国文明記》
[4]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
[5] 陳進金:〈現代中國的建構: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國史館館刊 第四十二期(2014 年 12 月),頁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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