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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疇與習近平 — 聊台灣和中國

2016/3/26 — 6:30

范疇,台灣知名時事評論員,活躍於各大媒體,擅用生動語言評議台灣時事及兩岸關係。為香港《亞洲週刊》、台灣《今周刊》、《經濟日報》、《聯合新聞網》、《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專欄作者。曾出版《與中國無關:就台灣論台灣》、《台灣是誰的?》、《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大拋錨》、《台灣會不會死?》及最新作品《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等書。2014年《台灣是誰的?》一書譯成德文由West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出版。究竟在他眼中,香港與台灣同時面對強國崛起,會否變成命運趨同呢?

讀:《讀書好》
范: 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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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今天研究中國大陸,應該採取甚麼樣的坐標?中國大陸的發展是否一個例外,沒有參考架構可言?
范: 如果說把「中國」當作一個單獨的對象做研究,我個人認為那是一個方法學上的基本錯誤,因為「國家」只是一個近代才形成的政治學概念。如果我們今天問:德國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西方的學術界一定會至少區分出「當代德國」的面貌,以及塑造出「德國」歷史中的地理、人種、語言、制度、文化等等層面的互動因素和條件。任何近代的「國家」,都是由複雜的元素組成的,而過程比較像是化學,而不是物理。

然而,六十餘年來的中共官方主旋律,在對內和對外的宣傳上,都把「中國」凝固在1949至今的時間段內,頂多也就往前推到中共建黨的1921,這是為了維繫政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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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溫掌政的年代,中共的理論班子提出了「中國模式」的概念,而西方某些政學兩棲的人士,也湊熱鬧的在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宣揚美國國威的概念基礎上,對等建構了所謂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一概念,甚至有人提出了G2的概念(一個地球兩個中心點)。大家若細細品味這些繞口令,就可以達到一個結論:中共當時是以美國為坐標的。

習先生上台後,「中國」的概念開始有些細膩化了。對內,他提出了「中國夢」這口號,似乎有點想把「中國」的定義往歷史的縱深推衍,這樣,人們對中共的期待也可以包容更多的遐想縱深了。比起前三任領導人,習先生其實是更有哲學稟賦的,這從他當年在浙江所發表的一連串「之江新語」系列專欄的內容可看出,另外,從他對王陽明「心學」的推崇也可看出。這方面,他開始脫離了以美國為坐標的桎梏。然而,對外他所一言再言的「新型大國關係」,卻還是完全以美國為坐標。

那麼,對研究者而言,我們應該採取甚麼樣的坐標來評價「中國」?我個人覺得,即使有一天中共願意把三千年華夏史納入它對自己的評價坐標,研究者也不能落入這個陷阱。

台灣的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如此):過去的中國人寫的中國歷史,都是民族史,都是自己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而我(許院士)致力於從世界史的架構來撰寫中國史。我完全同意這觀點及方法學;作為現代人,我們只能以世界為坐標來評價中國,因為中國發展成為今天這個狀況,事實上就是一場(對比歐洲)比較緩慢的世界元素融合的大戲碼。如果還以「自古以來」這樣的直線思維來評價中國,那就會在方方面面都犯下「只要比過去好就值得安慰了」這樣一種自我釋懷的怠惰。

今天的中國,就處在這樣一個大毛病下,但知識界已經開始看到(頗有水平的)自我反省。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學者或知識份子,已經開始從多元史觀,包含種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化衝撞來看今天的「中國」是怎麼來的。這工作就像把一部慢動作片子,以加速的方式播出,人們到這時才會領悟到,哦,中國是這樣來的。在少數人的啟動之下,包括像「漢族」、「漢文化」、「中華文化」這樣的直線概念,都已被研究者戳破了氣球。在戳破了種種「自古以來」的宣傳迷思之後,我們對「中國人」的概念,只能是一個「今天中國的公民」的概念。

把概念往下推衍,用強烈一點的語言來說,今天香港人最應該明確的兩個問題是:其一,我是一國兩制下的中國香港公民,還是中共治理下的中國人?其二,香港應該以世界為坐標來看(中國)香港的前途,還是僅僅以對照中國為坐標?

根據以上的道理,如果僅由切片的角度,每個「國家」都可以說自己是個例外,德國可以,美國可以,日本可以,巴基斯坦也可以。但是從人類大歷史的尺度,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都是(已經被當代學者研究得相當透徹的)一組共同因素如地理、氣候、遷徙、人種、文化等等,因果交互演化而來的,中國也一樣。

當然,為了研究的方便和精細,我們可以用「切片法」例如當代中國、宋代中國來互為坐標,也可以用例如「美國政治」、「中國政治」的角度來做衡量評比。

總體來講,我的看法是,中國比現在執政的中共大,中共不等於中國,而世界比中國大。因此,當我們探討所謂「中國的未來」、「中共的未來」之類的問題時,固然可以產生許多切片式的推論甚至結論。但是一旦我們用世界為坐標,往往就會發現那些切片式的結論,很多是以偏概全的,甚至是陷阱。以世界為坐標看中國,才是正道。

讀: 中國共產黨以民族主義作為管治合法性的工具,對台、港兩地會產生甚麼影響,這種手法會否進一步令身份、國家或地區認同的矛盾更尖銳?
范: 基於對上面一個問題的回答內容,我認為中共用民族主義為對內、對外的工具,長期來看,效果絕對是適得其反的。說得更直白一點,如果新加坡政府用民族主義作工具,它就會立馬喪失執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哪怕它是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德國政府如果用民族主義來對待土耳其難民,總理和內閣明天就得下台,因為上一個用民族主義的領導的名字叫做希特勒,其後果人人皆知。今天世界上,只剩下極端組織還認為民族主義是個有效的工具。

但這裡我們得區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兩者是不同的。近代的「國家」概念形成後,多數國家都由多元的民族組成,由於國家是同一個,因此愛國主義幾乎是必需的;即使美國這個民族大熔爐,愛國主義也是對公民的基本要求。但要求愛國,不等於要求愛政府,今天的中國,由於黨國一家,因此出現荒謬的「不愛政府就等於不愛國」的法條。

近代史上,堅持「政府等於國家」的範例不少,有些跳脫了,有些跳不脫,跳不脫的後果,史跡斑斑,大家都知道的。

台灣長期以來處於「愛某黨就等於愛台灣」的境況,國民黨、民進黨皆然,因而空轉虛耗了二十年。在2016新政府執政下,狀況會不會改變,還有待觀察。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真直選,但是在這方面,其意識及習慣其實還很中國,只是自己不自覺(笑)。你看,區分「黨」、「政府」、「國」三個層次,是一件多麼難的事啊!

香港公民如果愛中國,我覺得很好,但是,倘若被強行灌注「愛國就必須愛這個政府」,那就另當別論了。

讀: 民族主義對正在抬頭的年輕世代有用嗎?抑或會製造更大矛盾?
范: 基於以上論述,強灌民族主義給年輕世代,是一個「遲早要報」甚至「遲早要爆」的錯誤。在過去,一個世代是二十年,但在當今新媒體環境下,可能五年就是一個世代。民族主義有效的前提是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敵人,但它是一把雙面刃,因為在人們絕大失望的情況下,這個敵人就會變成是發動民族主義的那一方。在五年一世代的快馬加鞭下,世代的失落感和絕望感是很容易產生的,舉世皆然;但在民族主義的一錘定音牢籠內,情緒無法疏解,很容易形成暴力,一旦外部敵人找不到了,暴力就朝向那個一錘定音的人了。清末義和團最後找不到洋人,大哥們就衝進紫禁城找老佛爺算帳;文革時紅小兵找不到真正的階級敵人的時候,就自我之間相殘武鬥。這還不夠清楚嗎?

讀: 自從新媒體革命之來,國家及執政黨的權力正在削弱,行使權力更困難,而公民社會的影響力正在上升,這變局下兩岸關係的互動是否更困難?因共產黨對世代變更沒有認識。
范: 不但北京對「世代翻轉」這件事等同於文盲,台灣在發生太陽花學運時,執政的國民黨,甚至被國民黨指為發動者的民進黨,對世代翻轉也都認識不足,因此事情才鬧大。2016大選結果揭曉後,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由太陽花學運衍生出的「時代力量」新政黨,表現不俗,40歲上下的黃國昌、林昶佐當選新科立委,並開始安排黨內職務。不到三十歲的陳為廷突然憤而退黨,他的朋友替他說明退黨的原因是「玩不過那些老傢伙」。請注意,今天30歲的年輕人視40歲的人為「老傢伙」,而台北及北京的真正老傢伙,還以為他們是同一世代的叛逆者。同樣的,在高中生抗議課綱事件中,多數參與的高中生,都要求社會不要把他們當成太陽花,他們拒絕別人把他們視為與太陽花同一世代。

中共現在正面臨中國社會、甚至黨內的世代翻轉,只是自己看不見、拒絕看,而用信息管制來控制局面,這是自欺欺人,因為世代翻轉的本質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北京的老傢伙們必須被掃盲,不是為了更好的處理台灣問題,而更是為了處理好自己家裡的問題。

讀: 大陸在大陽花學運後將年輕人定性為反中、台獨,同樣香港在雨傘運動後也被指為港獨,怎樣才能令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明白世代翻轉的政治現實?
范: 接著上面的回答內容說,我覺得最實際、最快的辦法就是請他們回家,認真的看看自己的兒子、孫子。世代翻轉已經發生在他們自己的家庭、家族中。反正自己家人,放下政治身段和「長輩、晚輩」的面子,和兒孫和他們的同學聊聊,除非腦子不好使,否則一定可以意識到,現有的執政方式,再也經不起四個世代(20年)了。

讀: 新書名字指名「與習近平聊聊台灣與中國」,當台灣社會力量抬頭,素人政治上台之際,大陸網民愛國主義情緒昂揚,同習近平聊天有作用嗎?
范: 這本書的宗旨不是請願,也不是為台灣找出路,而是真心的從中國的現實處境出發,為未來百年的中國想出路,順帶的,也為習先生本人還有中共設想一個歷史定位。書中所提出的「中國應該找美國簽署《台灣永久中性化協議》」,是個雙贏的作法。形勢比人強,從國際局勢還有中國國內局勢來看,可能這是唯一可以將亞洲區域由「衝突公式」轉化為「和平公式」的四兩撥千斤的辦法。

 

原刊於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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