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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挾持的「五四百年」

2019/5/4 — 19:07

1919 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資料圖片)

1919 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資料圖片)

【文:蘇查哈爾燦】

百年前的今天,因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無力捍衛主權,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在遊行途中,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新文化運動由「五四」走向高潮。

以文學思想革命為首的革新運動開始於1917年,要求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通用文字,陳獨秀、胡適等學者通過《新青年》等刊物攻擊舊禮教、傳播新思想,「民主」和「科學」為主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破土而生。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環,「五四」把思想解放由文化層面帶到政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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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讀的「民主」

從1919年到2019年,百年滄桑,華夏土地經歷了北洋、民國和中共三代政府,「科學」隨著世界浪潮不斷向前翻湧,「民主」卻沉浮夭折於極權之下。在兼容並包的舊社會,打開了一個缺口放入「馬克思」這匹今日可稱之為「外國勢力」的野獸,因第三國際的協助,中國共產黨得以成立,並在數次革命後借殼上市,以「人民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求自由」與「求解放」自「五四」而始,從未中斷,擅專階級鬥爭的中共利用工農發動革命,大搞土改,鬥地主,三反五反鬥工商階層,反右運動波及社會各界,到文化大革命一度製造出十年的社會動亂,民眾在解脫於皇權的環境裡尋求新的苦主,正正是被中共利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中式民主」。當政治走向開明,「五四」的精神影響便捲土重來,八十年代決定改革開放、平反各類冤假錯案,社會上大興「讀書無禁區」和各類「民主牆」,直至「五四」70週年時的「六四」被鎮壓,正式宣告民主與中共是水火不相容的二體——民主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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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求民主與解放的精神中止了嗎?當歷史打開一個缺口,人民被啟發,便不會中止,只需要合力把這個缺口推的更大。所以極權下大有犧牲,那些左翼學生、聲援工人的民眾、維權律師都難免被消失和落獄,諸如對香港和台灣的「民主承諾」註定只是空頭支票,而這些境地下的抗爭,更會被極權社會以各種形式介入來製造政治犯。暴力奪取的政權若不以民主為歸宿,最終也必然會被暴力推翻。

被濫用的「民族熱潮」

民族主義是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主旋律,「五四」更是因民族主義的一腔熱血讓學生上街痛打政府官。這種熱血是源自清末政府無道而飽受列強入侵,是「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的民族憤懣之情。之外,「五四」年代的民族主義本義是反思自身的民族傳統,批判正統中國文化和舊有的民族惡習,如廢八股、廢纏足,用外來的民主與科學的衝擊來武裝自己。走上街頭的學生從本質上說,並不是揭竿起義式的奪權推翻政府,而是在新文化運動的環境裡被啟蒙,從而破舊立新,這樣一種思潮延續到文革時期,被推上頂峰。但「五四」的「破」不等於毀滅,中共將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扭曲為視一切外來勢力為敵,培養出一系列反美、反日、反西方的精英,形成現中國當權者資產都在國外、親屬握有綠卡的矛盾與困局,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其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現實。

「五四」的民族主義,是借西方來改進中國傳統文化,胡適在其《中國傳統與未來》一文亦有說明當時的對舊文化的批評,是對負面部分的批評。這樣的民族主義是良性的,良性才能推動自我的更新,也因此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革新舊習俗並沒有造成非常大的社會衝突,社會思想兼容並包,民間允許各種討論和辦報,北洋政府亦不因此濫捕或大開殺戮。

而今大行其道的民族主義將「五四」時學生的激情假以利用,以共青團中央為首的青年領導集團煽動青年崇拜「核心」,視民主、科學價值為洪水猛獸,壟斷新聞以製造與各種普世價值的對立,來彰顯「民族底氣」和「文化自信」,狹隘的民族主義被發揮到極致。政治集團的公開發言更不斷引用儒家語言,甚至編撰出一本《習近平用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已甚少出現。因為當意識形態無法站穩,民族主義就變成重建政權正當性的極好用武器。

被曲解的「愛國主義」

無可置疑,五四運動有深刻的愛國主義作為原動力,但「愛國」在當時的語境下,是愛當時的北洋政府嗎,若是,那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軟弱到底是該恨還是愛呢?愛是一種自發的情感,我愛自己的同胞,愛身下這片土地,才會上升到愛自己的國家。中文的「博大精深」常常容易讓人迷失在「愛國到底是愛什麼」這個命題裡。資中筠先生曾經這樣解釋「國家」在英文中的含義:「第一個鄉土觀念是country,第二個觀念對應的是nation,就是成為一個民族了。但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所以又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它是一個共同體這樣的觀念。」所以,五四運動所表現出的愛國,是基於鄉土,對民族的救亡之感,而不是對state(政權)。當愛國變成愛政權,也就變成傳統意義上的忠君,忠於某個政治權力的集合、忠於某君,根本不是「五四」傳遞出的愛國主義,相反,與「五四」「反權威」的精神背道而馳。

中共的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曾撰文說:「真國家者,犧牲個人一部份之權利,以保全體國民之權利也。偽國家者,犧牲全體國民之權利,以奉一人也。」而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最高掌權者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的大會上卻說,愛國主義的本質是愛黨,要「聽黨話、跟黨走」,不由得感歎,百年輪迴,首任書記的思想尚未落地開花,中國又回到「奉一人」之國。當我們俯下身,透過「愛國」這個口號,討論當我們在愛國的時候,究竟要愛些什麼、做些什麼的時候,這個行動就是不被允許的,或者說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不愛國的,便是當代愛國最為吊詭之處。而這片土地,同時在不斷地驅逐那些愛國的人、真正希望社會改變的人。在那個年代,有掉腦袋也要救國的仁人志士,有棄醫從文的社會批判家,有留學海外無論如何也要回來改造中國的精英賢達。如今財富可以自由轉移,移民便是最大快活。我想,「五四」百年對當權者的最大啟示,相比高舉所謂「愛國主義」愚民洗腦,如何解決這些「愛國危機」,看來更為棘手和重要。

(作者簡介:公民社會關注者、獨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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