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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三):對宗教事務的全面管控(下)

2016/9/14 — 11:37

浙江省政府當局上年強拆多座教堂的十字架,並傳出有守護教堂的牧者、教眾被帶走。當地公安後來以「長期借教會平台斂財、侵吞教徒奉獻款、隱匿會計憑證」等罪名,將金華市基督教會牧師包國華夫婦等多人逮捕。資料圖片來源:“浙江強拆十架運動”資料庫

浙江省政府當局上年強拆多座教堂的十字架,並傳出有守護教堂的牧者、教眾被帶走。當地公安後來以「長期借教會平台斂財、侵吞教徒奉獻款、隱匿會計憑證」等罪名,將金華市基督教會牧師包國華夫婦等多人逮捕。資料圖片來源:“浙江強拆十架運動”資料庫

承前文

三、強化各級宗教事務部門的全面管控

毋庸置疑,在整個宗教工作管理機制中,各級宗教事務部門無疑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綜觀《草案》,「宗教事務部門」合共出現出60次之多(比原有《條例》的44次增加了16次),涉及了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省、市、縣等不同級別。筆者整理了《草案》中涉及各級宗教事務部門的權力(參表一),可見各級宗教事務部門的權力,集行政許可的申請、到審批,以及處罰權於一身。所謂「行政許可」指行政機關管理社會事項的一種事前控制或審批手段。據《行政許可法》,凡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人物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等活動,可設定行政許可。凡屬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自決事項,可以不設行政許可(第12及13條)。由於宗教管理事務已內設了國家安全的原素,故一如既往,《草案》賦予了各級宗教事務部門事前控制式的行政許可權,不僅沒有減少,反倒更至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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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宗教事務條例》乃行政法規,主要由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局等單位起草。這些單位往往出益自身部門利益考慮,而偏重於強化自身的管理職能。是次《草案》的主要起草者是國家宗教事務局,仍然擺脫不了部門主導的問題,更多是體現了管理與控制的思維。有關問題,在是次修訂不僅沒有改善,且更益強化。雖然《草案》亦指出,「對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覆議;對行政覆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第72條),但是宗教界針對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覆議與行政訴訟,一旦觸及敏感的政治問題,特別是宗教事務部門只是執行黨委某些政治考慮的決定時,是否真的確立司法獨立,便成極大疑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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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宗教團體的職能與管理

自中共建國以來,愛國宗教團體在宗教管理體制內,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近年,中央統戰部曾發出《關於加強新形勢下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幫助宗教界代表人士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下,堅持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互相尊重,把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最大限度地團結到黨的周圍」。[1]

習近平執政後,對宗教界人士的統戰角色有更大的重視。他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宗教團體是黨和政府團結、聯繫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要為他們開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尊重和發揮他們在宗教內部事務中的作用」。 [2]

職是之故,《草案》對宗教團體的職能,作出較仔細的界定(第8條):

(一)協助政府貫徹落實宗教法津法規和政策;

(二)維護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

(三)指導宗教教務,制定宗教教規並督促落實;

(四)從事宗教文化研究,闡釋宗教教義教規,開展宗教思想建設;

(五)開展宗教教育,培養宗教教職人員,認定、管理宗教教職人員;

(六)法律、法規、規章和宗教團體章程規定的其他職能

可見,宗教團體的首要職能,是扮演協助政府貫徹落實宗教政策的角色,清楚突顯出在宗教團體也是黨國宗教管理體制的一員,強化其「官方」色彩。雖然,第二點也指出「維護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但一旦既有政府政策與宗教公民或宗教界的權益出現矛盾時,屆時宗教團體的「橋樑」作用,便需要絕對服從於政治正確的考慮,站穩政治立場。我們從浙江省強拆十架運動,便清楚見到愛國宗教團體的困局。[3]

值得留意的,是第四點「從事宗教文化研究,闡釋宗教教義教規,開展宗教思想建設」。此點並不單純是宗教界內部的教義教理探研,而是跟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提出的「宗教中國化」論述有密切關係。習指出「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導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用團結進步、和平寬容等觀念引導廣大信教群眾,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4]其實,《草案》隱藏了宗教團體須支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特別在建設「宗教中國化」方面,作全面的配合。[5]黨國對宗教事務的管理與指導,顯然已經觸及思想教義的範疇。

此外,《草案》亦高度重視宗教院校,特別新增了「宗教院校」一章(第3章)。為何宗教院校在是次修訂中受到高度重視?〈說明〉明確指出:「宗教教育事關宗教的政治面貌、人才保障和長遠發展,規範宗教教育在宗教工作中具有基礎地位」。查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努力建設政治上可信、作風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質領導班子。要堅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標準,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隊伍建設。」[6]可見,宗教院校的「政治」作用,是《草案》背後的主要關注所在,目的是要培育在政治上可靠的宗教教職人員,為黨國的宗教管理體制服務。

早於2004年《宗教事務條例》頒佈時,筆者便以「新酒」與「舊皮袋」來作評論,指出《條例》仍是以管理宗教事務為主調的「舊皮袋」,未能回應中國在宗教領域方面的各種變化(新酒)。[7]事實上,「宗教事務」這個概念,是指「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時為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的葉小文曾說,因為「涉及公共利益」,所以須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行政管理,這並不涉及干預宗教團體的內部事務問題。[8]由於是次修訂,進一步明確了國家安全的因素,為黨國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賦予更大的力度與理據。同時,這也配合了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上,提出「要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規範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係」。[9]

筆者曾指出,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是中央「依法行政」大方向在宗教領域的落實。誠然,「有法可依」比「無法無天」時代或「人治」進步,不過,這種進步,如果只在依法行政的技術層面取得保障,但卻未能在核心價值上有所突破的話,「有法可依」只是「『依』法治國」,甚至是「『以』法治國」(rule by law)的表現,跟「法治」(rule of law)仍有很遠的距離。[10]質言之,《草案》所體現的「法治化」,只是為黨國管控及規範宗教,做到有「法」可依,以「法」行事,宗教界的合法權益是否能在法律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仍是值得商榷的。

抑有進者,在國家安全及法治化的大前提下,「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行政管理」(第6條)事實上賦予了各級宗教事務部門及其他政府部門,在保障國家安全、遏制極端、抵御滲透的名義下,可以更大力度及全面地「依法」對宗教組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宗教活動,甚至宗教思想教義,作出「引導」與「管理」。因此,即或是次修訂包括了宗教法人、宗教非營利及宗教財產方面的創新(惟有關創新又受到不同條件的制約),但整體而言,《草案》呈現的,是全面強化對宗教事務的管控的思維與格局。

跟十年多前相比,中國的宗教領域的多元化發展已是社會不可逆轉的趨勢,但因法律滯後而帶來的張力也愈益顯著。《草案》並未有回應各方長期訴求,因應客觀發展,朝確保公民宗教自由權益的方向修訂,並將行政法規升格為《宗教法》,提交全國人大常委審議;反倒仍困囿於舊有框架,甚至倒退為全面強化管控的手段,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激發更多矛盾與衝突。此舉無疑以更舊的皮袋來盛載新酒,皮袋的破裂也是可以預見的。

 

全文完

 

[1] 〈如何加強愛國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建設,鞏固和發展黨同宗教界的統一戰線?〉,國家宗教局,2016年4月24日。

[2] 〈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3] 邢福增:〈強拆十字架與當前中國的台法性危機〉,立場新聞。

[4] 〈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5] 邢福增:〈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立場新聞。

[6] 〈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7] 邢福增:《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6)。

[8] 葉小文:〈破解「難題」的兩大進展──略談十二年來我國的宗教理論和法制建設〉,《中國宗教》,2005年1期,頁7。

[9] 〈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10] 邢福增:〈近十年來中國宗教工作的評檢──從「四個必須」到「四化」〉,《鼎》,2015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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