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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帝制》書摘 — 習近平的內政外交及習近平主義

2016/3/17 — 19:17

余杰〈走向帝制 — 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封面

余杰〈走向帝制 — 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封面

二零一三年秋,我完成了《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對習近平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作出諸多嚴厲的批評和悲觀的預測。在此書出版前夕,我的合作者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被中國警方誘騙到深圳逮捕。次年五月,深圳法院以「非法所得三萬元人民幣」的「走私罪」,判處七十三嵗高齡的姚文田十年重刑。

延宕幾個月之後,屢屢被出版商拒絕的《中國教父習近平》先後在香港和台灣問世。

我的結論是,習近平的治國理念可用八個字概括:集權、反腐、鎮壓、爭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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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小組治國,一夫當關

習近平以「毛澤東加普丁式的政治強人」自居,他自我加冕、朝綱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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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胡鞍鋼,將胡錦濤時代政治局常委會「各管一攤」的做法概括為「集體總統制」。

親北京的海外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從制度建設上說,中共權力交班形成了比西方更優越和穩定的中國模式。第一,限任制,領導人任期兩屆共十年。第二,年齡限制,這一點是中國特有的,即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若到換屆之時,年齡為六十七嵗則可以連任,年齡為六十八嵗則必須退休。 )第三,中國已經從強人政治到了後強人政治時代,也就是集體領導。鄭永年指出:「只要共產黨執政,這個模式就一直會存在下去,而只要有這個模式,共產黨就倒不了。」

習近平上台後的所作所為,將江澤民、胡錦濤兩朝的舊制度破壞殆盡。

習近平兼有十多個中央級的「小組」的「組長」,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等。有中國傳媒以「史上最強組長」為題,列舉這些組長的權力管轄範圍,堪稱無所不包、無所不管。

「小組治國」的模式,不是習近平的首創,而是毛澤東的發明。 「小組」是中共黨政系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

習近平執政之後,總結胡錦濤執政十年碌碌無為的教訓,除了胡個人性格軟弱的原因之外,是受制於既有的權力結構。因此,他決定創設若干新的小組,突破原有的部門劃分,以此集中權力。

在以上這些「組長」之外,習近平還兼任另一些更具機動性的「組長」。比如,習近平親任「釣魚島應變小組」組長,統轄軍隊、情報、外交及海監執法部門。該小組可以動用一切資源處理危機,其目的是,在釣魚島出現外交或軍事危機時,能迅速做出反應並制定最終決策。

與「小組治國」相配合,習近平刻意凸顯黨的總書記的權威,改變了上一屆政治局常委會「九龍治水」的局面:分管各部門的常委自然而然地是該部門的黨組書記,比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兼任國務院黨組書記,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兼任人大黨組書記,政協主席俞正聲兼任政協黨組書記。那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他們都必須以黨組書記的身份向總書記彙報工作。這樣,習成了皇帝,其他六常委成了軍機大臣。換言之,股份制企業成了家族企業。

習近平在集權之後,總得做事。那麽,他究竟想幹什麽呢?

反腐:廠衛橫行,政治清洗

習近平集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反腐運動。習近平及其助手王岐山宣稱,有人說共產黨不可能戰勝腐敗,他們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創造出一黨壟斷權力之下的廉政圖景。

習近平主導的反腐運動,特別倚重王岐山領軍的中紀委。中紀委這個在江、胡時代百無聊賴的冷衙門,突然炙手可熱。人們但知有「習王體制」,而無「習李體制」。中國官場流行一句箴言:寧見閻王,不見老王。

習近平上台之後,被其打倒的「老虎」(一般指黨政機關的省部級以上幹部,軍隊的少將以上將領)是文革結束之後最多的;被其打掉的「蒼蠅」(基層幹部)則有數十萬之眾,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消費等民眾非議較多的領域有所收斂,奢侈品消費應聲而落。

但是,習近平的反腐是「選擇性反腐」。其刀鋒所及的重點區塊,包括以下三大領域:首先是石油、通訊、煤炭、鐵路、傳媒(如央視)等壟斷行業和國民經濟的命脈所在,也就是民間形容為「肥得流油」的部門,其頭頭腦腦大都是反腐運動打擊的對象。其次是四川、雲南、山西、江蘇等由習近平的政敵長期把持和經營的省份。這些省份被形容為出現了「塌方式」的腐敗。如山西的十三名省委常委中,有超過一半人出事。第三是軍隊、武警、公安和國安系統,即習近平所說的「槍桿子」和「刀把子」 — 「槍桿子」和「刀把子」不抓在自己人手中,習近平無法睡安穩覺。所以,徐才厚和郭伯雄兩名前軍委副主席落馬,武警政委和司令雙雙被調職,公安和國安的多名副部長被捕。

習近平從反腐運動得到了怎樣的收益?在此過程中,習近平可謂一箭三鵰。

首先,通過反腐清洗政敵,瓦解反對派系。

其次,反腐是權力的轉移和重組。落馬貪官空出來的位置,習近平塞進嫡係部隊,擴充自身實力。

第三,反腐為習近平贏得民心。

律師和人權活動家許志永,長期呼籲官員公佈財產並通過《陽光法案》,卻以莫須有的擾亂社會秩序罪獲刑四年,成為習近平執政以來第一個被判重刑的重量級人權活動家。這個事實像照妖鏡一樣,照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的本相:沒有多黨競爭、沒有三權分立、沒有新聞自由,習的反腐永遠只能停留在「守著糞坑打蒼蠅」的層面。

鎮壓:動物莊園,萬馬齊喑

對黨內和官場,習近平高懸反腐之利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民間社會、知識分子、大學、媒體、網絡和NGO組織,則是抓人封網,將動物莊園的柵欄修得密不透風。

習近平全面執政的二零一三年,是中國公民社會遭遇頓挫的一年。

習近平對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打壓,首先從媒體下手。

二零一五年春,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發佈了「二零一四年全球新聞自由排行榜」。中國位於倒數第五。

二零一五年春,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在二零零四年度《世界人權報告》中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驟然發動十年來最嚴厲的一波打壓,藉由調查、拘押和判刑,對批評政府人士表現出毫不容忍的態度。

二零一五年一月,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公佈年度報告,中國再度名列不自由國家。

其次,在非政府組織領域,鐐銬變得更緊、更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境外NGO在華註冊將由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管理,而非傳統上負責NGO的民政部。有關人士表示,這是為了「嚴防西方勢力利用非政府組織這個平臺,提供資金,掛著環保、教育、婦女權益等名義,紮根基層,輸出顏色革命。」

二零一五年六月,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應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組織中設立黨組。換言之,NGO不能脫離黨的控制。這個決定可能會催生大量Pongo,即由黨主辦的NGO。

第三個方面,嚴密控制教育領域,尤其是在各國民主轉型過程中提供思想資源的大學。二零一四年十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關於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十二月二十八日,習在第二十三次全國高等學校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指示,要加強改進高校的黨建工作。習推出極左的「陣地論」,即輿論、互聯網、大學講台與知識份子的腦袋都是黨國必須要佔領的陣地,而此陣地要充溢著純之又純的馬列主義與「科學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任何提倡所謂西方價值觀的人士,包括倡導人權與自由民主思想的作家、律師與大學教授都是「人民公敵」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們的作品也是「大毒草」!

爭霸:大國崛起,黃粱一夢

如同一枚硬幣有兩面,習近平在對內鎮壓得心應手的同時,對外擴張的慾望也不斷膨脹。他企圖恢復漢唐盛世、天朝氣象,不願遵循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他渲染中國近代落後挨打的悲情,要重建天朝秩序,綜合馬克思、毛澤東、孔子、普丁,成為「習近平主義」。

先來看習近平​​如何對待「帝國的邊緣」的台灣、香港、西藏和新疆。我不認同大一統的「天朝史觀」,在我看來,中國與台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關係,都是對外關係。

對台灣,習威脅說,一旦台灣政黨輪替、台獨升溫,兩岸關係將「山搖地動」。習強硬的對台政策與台灣蒸蒸日上的本土意識之間,未來必然發生愈發劇烈的衝突。可惜,台灣主流輿論對習的認識相當淺薄,受《天下》、《遠見》、《商周》等代表政商利益的媒體影響,侷限於習的經濟政策部分,對習的評價相當正面,並對中國危機四伏的經濟持過於樂觀的評估。

對香港,習近平以為拖垮了雨傘革命,港人就俯首帖耳、甘當奴隸。殊不知,香港本土意識深入人心,港獨理念大行其道。北京驚慌失措之下,調動香港左派勢力,對佔中三子、學聯領袖、港大《學苑》雜誌以及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發起文革式的攻擊抹黑。而由北京一手操縱的政改方案,意外地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建制派內部一團混亂,顯示北京對香港的管制徹底失敗。

對新疆,中共粗暴干涉維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眾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並掠奪資源、破壞環境,造成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習近平的鐵腕統治激發某些伊斯蘭團體使用血腥的恐怖襲擊來報復。此類恐怖襲擊已經從新疆蔓延到中國其他地區乃至週邊國家。

對西藏,習近平的政策比在西藏親自參與鎮壓藏人反抗的胡錦濤更為嚴酷,他肆無忌憚地踐踏藏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藏人在自己家中為達賴喇嘛慶生都會遭到逮捕。習拒絕達賴喇嘛提出的藏區高度自治的溫和主張,導致數以百計絕望的藏人自焚抗議。就在此一背景之下,中共卻發佈名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實踐》的白皮書,聲稱現時的西藏是「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中國要成為世界霸權,其爭霸的第一對手,就是太平洋另一端的超級大國美國。中美衝突已經進入新冷戰。

習將大量資源投入亞投行、金磚組織、上合組織、新絲綢之路計劃,並提出「一帶一路」大戰略,將中國的影響力深入中亞。中國旅英國學者張煒指出:「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表現活躍,擺出要擔當地區領導人的態勢,對週邊鄰國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習近平不僅要當地區領​​導人,更要成為世界霸主。在亞信峰會上,習指出「亞洲的事由亞洲人民辦」,這是對美國的挑戰和警告。他還表示:「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要做參與者、領導者,在國際規則制訂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

習近平深知,要成為東亞的龍頭老大,先要將日本打壓下去。中日關係深陷兩國建交後最冷的僵局。習近平在東南亞和南亞四處出擊,挑動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爭端,使得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和印度等國紛紛向美國靠攏。鄰國中,即便是表面上與中國關係親近的北韓、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其實也各有算盤,算不得有共享的價值觀的盟友。

表面上看,習近平大權在握,但全世界都看透了他外強中乾的本質。美國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披露,中共的統治已進入「黃昏時代」。西方需要跟非共產黨的力量打交道,需要直接與中國民間社會對話,西方的政府和民間機構應當走出北京的「四環路」,去接觸活的、真實的中國。在此意義上,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在獄中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比習近平重要得多。劉曉波取代習近平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民主化啓動的那一天。

 

(本文出自作者著作《走向帝制 — 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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