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

2017/7/11 — 17:09

(編按:本文為劉曉波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列作證據的六篇「煽動性、造謠、誹謗」文章之一。原刊於《觀察》網站。)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於中共在政治上的權力自私,也由於民間力量的分散,短期內還看不到足以任何改朝換代的政治力量,官權內部看不到戈巴契夫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力量,民間社會也無法聚積起足以抗衡官權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向現代自由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曲折的,時間的漫長也可能超出最保守時間估計。

同時,相對於中共政權的強勢而言,民間社會仍然弱勢,民間勇氣不夠及其心智還很不成熟,民間社會還處在最初的發育過程之中,因而也無法在短期內培育出足以替代中共政權的政治力量。在此情況下,中國政治體制及其現政權的改變,任何急功近利的計畫、綱領乃至行動,只能是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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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並不等於未來的自由中國毫無希望。因為,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天空,不再是極權者一手遮天,而呈現出黑暗與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間的關係,也不再是除了「山呼萬歲」的仰望,就是萬馬齊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間的權利覺醒、官權鎮壓與民間反抗的同時並存。制度的獨裁依舊,但社會不再愚昧;官權的霸道依舊,但民間維權運動的此起彼伏;文字獄的恐怖依舊,但已不再能產生殺一儆百的威懾力;政權的「敵人意識」依舊,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瘟疫」。

在毛時代,個人極權統治之所以得以確立,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四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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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盤國有化導致了個人在經濟上毫無自主性,政權成為國人的全權保姆,國人對政權的經濟依附,已經到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程度;

二是無孔不入的組織化導致了個人的人身自由的全面喪失,組織成為國人合法身份的唯一證明,離開了組織便寸步難行,國人對政權的人身依附,已經到了沒有組織的庇護就是社會黑戶的程度;

三是暴力專政機器所施加於全社會肉體的硬性暴政,極端的人治和敵人意識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專政氣氛,無孔不入的警惕和無所不在的監控,甚至使每一雙眼睛都變成了監控儀器,每個人都被置於單位、街道、鄰居、甚至親友的監控之下。

四是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意識形態和大規模群眾運動所施加於全體國人的精神暴政,極端的個人崇拜和領袖權威形成了一個大腦決定全民思考的精神控制,人為製造的「異見者」,不僅要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地位上受到迫害,而且要在人格上、尊嚴上、精神上飽受羞辱,所謂的「批倒批臭」,就是施加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暴政。以至於,絕大多數受害者都屈從于這種精神暴政,當眾進行沒完沒了的自我羞辱。

然而,在後毛時代,整體官權社會已經不復存在,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不斷成長的民間資本蠶食著政權的經濟基礎,日益分化的價值觀念挑戰著政權的意識形態,持續擴張的民間維權加大著挑戰蠻橫官權的力度,不斷增長的民間勇氣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縮。

特別是六四之後,個人極權得以確立的四大支柱中,三大支柱已經不同程度地腐壞甚至坍塌:經濟上的個人依附已經逐漸被個人獨立所代替,自我掙得的飯碗為個人提供了自主選擇的物質基礎,也為社會帶來利益主題的多元化;組織上的個人依附逐漸被半吊子的個人自由所代替,中國人已經不必再別無選擇地活在組織中,離開組織就將寸步難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中國社會正逐步走向遷移、流動和擇業的自由;在意識形態上,個人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導致大一統的官權意識形態的崩潰,價值觀的多元化迫使官方只能被動地調整意識形態說辭,獨立于官權價值系統的民間價值系統正在逐漸形成,雖然謊言灌輸和言論管制在繼續,但勸誘力大幅度下降,特別是互聯網帶來的資訊革命,帶來了信息獲取和民間發言的渠道多元化,使官權的資訊封鎖和不准議政的管制手段基本失效。

極權的四大支柱中,剩下的只有政治一元化及其硬性鎮壓。但由於道義在民間而權力在官府的社會格局的逐漸形成,毛時代實施的既迫害肉體又蹂躪精神的雙重暴政已經不再,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官方迫害對於被迫害者而言,不再具有既用監獄剝奪人身自由又用大批判羞辱人格尊嚴的雙重效應。政治迫害可以讓被害者在經濟上受損,可以剝奪人身自由,卻無法使受害者的社會信譽受損,更無法把受害者置於四面楚歌的社會孤立之中,也就無法在人格上尊嚴上精神上打垮被害者,反而逐漸變成了對被迫害者的道義成全,受害者被奉為「民間良知」或「真話英雄」,而官方打手卻變成了「幹髒活」的工具;受害者的多數,非但不再用沒完沒了的檢討乞求組織上的寬恕,也不再進行當眾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組織高壓甚至被告席上大義凜然地自我辯護,把中共的組織和法庭置於道義上的被告地位。

同時,蘇東共產極權陣營雪崩之後,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勢日益強勁,主流國家的人權外交和國際人權組織的壓力,致使維持獨裁體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來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懾力不斷下降,中共現政權也不得不在對內統治和對外應對上大作「人權秀」和「民主秀」。

換言之,無論是非暴力反抗的漫長實踐,還是對自由制度將終結歷史的預言,最終訴諸的皆是人的屬靈本性:人,不只是肉體存在,更是具有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道德感的核心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對尊嚴的看重是正義感的天然來源。當一種制度或一個國家讓每個人活得有尊嚴時,它們就會得到人們的自發認同,正如阿奎那對政治美德的理解一樣:有德性的善政,不僅在於秩序的維繫,更在於人的尊嚴的確立。否則的話,就將引起各種形式的反抗,良知不服從正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之一。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夠逐步取代獨裁制度,冷戰的結束之所以被視為歷史終結,就在於前者使人的尊嚴得到認可和尊重,而後者卻不承認人的尊嚴並使人尊嚴掃地。

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即受害者心懷謙恭而又尊嚴的愛意來主動邀請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仁愛的規則中來,以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在沒有自由的獨裁社會中,在暫時還無力改變政權的獨裁性質的前提下,我所理解的自下而上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民間路徑如下:

1,非暴力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可以有尊嚴地活著的人性社會。即通過改變民間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於奴役的生活方式——來致力於獨立公民社會的擴張,首先致力於在官權控制薄弱之處擴展民間社會的空間和資源,其次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再次通過民間代價的累計來加大獨裁官權的統治成本,形成民權進一分、官權縮一分的漸進格局。

2,非暴力維權運動不必追求宏偉的整體改造目標,而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踐行自由,通過生活細節上的思想啟蒙、言論表達和維權行動,特別是通過一個個維權個案的持續累計,來積累民間的道義資源、組織資源和博弈經驗。當民間力量還不足以改變宏觀政治的大環境之時,起碼可以依靠個人良知和小群體協作來改變能力所及的微觀政治的小環境,比如,資深新聞人盧躍剛、李大同等人對官權新聞體制的反抗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果,端賴《中國青年報》內小環境的健康。

3,無論不准自由的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儘量爭取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生活,即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在任何獨裁社會中,當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們公開聲張且身體力行時,只要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做到無所畏懼,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就將變成顛覆奴役體制的基礎性力量。假如你還自以為具有人的基本良知並聽從良知的召喚,那就把你的良知公開在公共輿論的陽光之下,讓你的良知閃光,既讓民間看到、更要讓獨裁者看到。

4,既要決不放棄自由主義的價值堅持,也要奉行寬容原則,提倡多元對話,特別是在民間出現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選擇之時,高調反抗應該把低調周旋當作一種補充,而不是自以為絕對英雄而橫加指責。因為,即便是不同於政治強制的道德強制,也與自由主義所要求的寬容相距甚遠。一個人自願為自己選擇的理想而付出巨大代價,並不構成去強制別人也為理想而作出同等犧牲的理由。

5,無論是體制內身份還是體制外身份,也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推動還是自下而上的推動,彼此之間都應該尊重其發言權。即便對那些依附官方的言行,只要不對民間的獨立發言及維權運動構成強制,也應該將其視為一種對轉型策略的有益探討,並充分尊重其發言權;而那些主張自上而下的轉型方式的人士,也要對自下而上的民間探索保持足夠的尊重。在相互尊重與平等對待的前提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種主張之間的爭論和對話,對於形成轉型路徑的民間共識,將產生更為有益的貢獻。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此之謂也。

然而,寬容決不意味著默許暴政,也不意味著墮入絕對相對主義泥潭。自由主義的民間立場的底線,特別要堅決反對官方對民間言行的任何強制性壓迫,無論這壓迫以何種方式出現——恫嚇、收買、整頓、開除、取締、逮捕和立法——都堅決反對。

6,直面而不是回避獨裁權力始終在場的制度常識,把改善民眾的無權利地位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寄希望於明主仁君的降臨。在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博弈中,無論官方的政策如何變化,最要緊的是鼓勵和幫助民間的維權運動和堅守民間的獨立立場。特別是在歌功頌德者眾而直面惡政者寡的情況下,致力於以體制外立場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反對。官方決策僵硬時就逼迫它鬆動,官方態度鬆動時就乘虛而入,擴張民間的資源和空間,在支持體制內開明決策的同時,仍然要堅持體制外立場和持之以恆的批評。

總之,中國走向自由社會的路徑,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漸進改良,而很難乞靈於自上而下的「蔣經國式」革命。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間的自覺,需要自發的持續的且不斷壯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或民間維權運動。也就是說,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力量,不追求通過激進的政權改變來重建整個社會,而是通過漸進的社會改變來逼出政權的改變,即依靠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來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權。

2006年2月26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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