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重訪塵肺村

2015/9/8 — 12:48

【文:袁勇】

破土編者按:對於這個社會的不公,我們看見了便感同身受,便不能轉過身去、當做一切不存在。一次次回訪塵肺村,一次次講述那裡發生的故事,是不願讓遺忘、冷漠主宰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是希望多一些參與的力量和改變的可能。

重回這個地方,很多人和事都已改變。閉上眼,仍可聽到過去那些痛苦的病人的悲鳴,還有孩子們稚嫩的哭聲。睜開眼,那些痛苦的人已經死去,那些孩子已長大,長成敏感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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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到過曹斌家。當時他已是骨瘦嶙峋,只能依靠呼吸機才能勉強維持一息尚存。當時我就意識到,也許下一次來就再也見不到他了。我們走後兩個月,他便去世了,留下兒子和妻子。今年到他家,再沒有看到生病的人,三個孩子在屋裡追逐打鬧,彷彿疾病和死亡從來沒有降臨過這裡,而唯一與普通人家不同的是,這個家沒有男人。

一個孩子父母雙亡,其父劉瑞方也是塵肺病農民工,2009年維權獲得賠償金之後,花了很多錢依然久治不好,後來染上了賭癮,賭博讓這個本已承擔著沉重醫藥費的家庭傾家蕩產,生活的絶望使妻子上吊自殺。從此,他跟着伯父生活。表兄弟倆特別調皮,和大多數男孩子一樣好動,講故事的時候根本靜不下來,做遊戲的時候瘦瘦的手臂握著我的手時特別有力。我想,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彼此能有這樣一個玩伴真的是非常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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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小女孩,叫璇子,是曹斌的弟弟曹滿雲留下的孤女,早在2012年曹滿雲由於忍受不了塵肺病的痛苦,從耒陽中醫院七樓病房跳樓自殺,其妻後來改嫁,璇子就跟着姑姑生活。當初那個憂鬱的小女孩,現在臉上多了些笑容,她溫順懂事,善解人意,跟着哥哥們身後玩耍,像個隱形的人;我們講故事的時候,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她只是坐在旁邊安靜地聽;當有相機鏡頭對著她的時候,她就默默地走開,怕擋住我們要拍的東西……

這樣的孩子在導子鄉還有很多。因為父親在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他們缺乏父愛,也從不知父愛為何物。他們不會找爸爸,因為他們知道爸爸再也不會回來。他們過早地成熟,過早地要懂得人情世故,過早地學會生存,也過早地,對生活失去希望。我們探訪過很多上初高中的孩子,雖然每年都有人資助他們學費,可是他們心底裡明白,因為城鄉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想上好的學校只能到城裡,而廉價的公立學校教育條件差,升學率並不高,讀私立學校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條件和更高可能的升學,但是他們往往無法承擔昂貴的學費,階級再生產在包括教育在內的很多方面體現的淋漓盡致,通過讀書改變命運變得十分困難。很多孩子要不就選擇不讀了,要不就只能上技校。不少孩子現在已經開始打算去城裡打暑期工,最終可能無可避免地走上和他們父輩一樣的道路。

徐志輝是導子鄉塵肺病農民的維權領袖之一。他帶領其他工人爭取賠償,他讓媒體開始關注導子鄉的塵肺病問題,去年他還熱情地接待我們來訪。然而在上個月,徐大哥離開了我們。他的離去,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打擊。我們懷着沉重的心情去到他家。徐妻見我們來看她,勉強地擠出一點笑容,給我們講述了大哥最後的日子。徐大哥走的時候很痛苦。那段時間大姐幾乎連活兒都幹不了,因為病床上的徐大哥會一直呼喚他,呼吸困難和身體上的疼痛讓他只能一直呻吟。徐大姐給他打針,長年料理大哥的生活讓她變得像護士一樣熟練。六月的耒陽已經有了初夏的酷熱,讓塵肺病人痛苦難耐。6月18日上午,徐大哥進入了假死狀態,是徐大姐不停的呼喚,把他從死亡線上硬生生地拉了回來。「我不停‘志輝,志輝’地叫他。他終於睜開眼看我,當時他的眼睛好嚇人。」事後徐大哥回憶說當時看到四個穿白衣的人,其中一個是去年村裡死掉的賀七國,他說我帶你走,徐大哥說我不去,我的兒女還沒回來,端午節還沒到,我不去……當天晚上,徐大姐就給兒女們打電話。兒子第二天就回來了,女兒也在隔天趕回來見他。那天,徐大哥很高興,這麼多年來第一次那麼開心,他說他三個寶貝都回來了。「我跟他結婚這麼長時間都沒看他哭過,那天下午我看到他哭了,哭得好痛心,我就知道他真的要走了。」就這樣,徐大哥在交代好了一切之後,走完了他短暫的一生。兒子親手為父親寫了悼念詞。

在大哥的墓前,徐大姐如當初一般呼喚他的名字,只是這一次大哥再也不會回來。現在,徐大姐一個人住在那座大房子裡。她說:「我不害怕,我倒希望他回來見見我。」大姐的妹妹和妹夫白天常來陪她,一些鄉鄰也到她家來打牌聚會,小孩子們在房子裡跑來跑去,這個普通的農村家庭又回覆了昔日的喧鬧……希望大哥在天堂裡不再有病痛,希望死亡不再降臨這個家庭。

「每年我們鄉政府都給每個去世的塵肺病人2000塊錢喪葬費……我們鄉里所有的塵肺病患者都享受着低保,每個月130元,一年下來有一千多塊錢了……從我們政府這一塊來說,我們也是一直在為他們爭取……」導子鄉作為塵肺病農民工的輸出地而非疾病的發生地,鄉政府能發揮的作用有限。由於塵肺病人的戶籍所在地和務工所在地分離,他們維權的成本高。而發病的時候,他們往往已經退出了勞動所在地回到農村,失去了維權的時機和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維權的成本和難度。而農民工務工所在地的政府往往只給解決單個地方一次性賠償的問題,不能解決長期治療的問題,這些賠償根本無法維持他們活下去。

塵肺病的問題,一年又一年,籠罩着這個村子,對這些農民工家庭而言是沒有盡頭的不幸,對鄉政府而言是最棘手的維穩問題。如今,這些人一個個相繼的死亡,竟成了這些家庭和政府共同的解脫。難道只有死亡,才是所有問題的終結?

如今村裡還活着的那些塵肺病人在被問到是否害怕死亡的時候,沒有一個,沒有一個臉上有流露出恐懼的神色。他們想到的只是如何用他們僅存的最後一口氣,去拯救他們還活在世上的妻兒。而沒有妻兒的呢,他們用政府賠給他們的人文關懷金蓋了房子。一幢幢新房子在導子鄉的山水間矗立以來,它們就像一個個墳墓,埋葬了這些曾經鮮活的年輕的生命。

過去,我不曾仔細地看過這個小山村,它日出時的煙霧繚繞,還有日落時的百鳥爭鳴。這是個很美好的村落。是什麼將鄉村從它原始的生產方式中撕裂開,在遭受了城市的洗禮後又回歸它的破敗?這些年輕的生命,當初懷着怎樣的夢想離開家鄉去尋夢,終究無法變成城市的一份子,也永遠回不去從前農村的田園牧歌的生活。在改革開放的發展史上,有多少人被記住,又有多少人被遺留在了社會發展的大潮中任其自生自滅……在這個小小村落裡發生的一切,彷彿印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城鄉分化,貧富差距,年輕人沒有出路,為了賺錢而漂泊、打拚,甚至不惜付出健康乃至生命。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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