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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

2017/7/11 — 16:54

(編按:本文為劉曉波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列作證據的六篇「煽動性、造謠、誹謗」文章之一。原刊於《觀察》。)

2005年10月19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於發佈了《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儘管這是中共掌權後發表的第一份關於民主建設的白皮書,但除了白皮書的公佈本身之外,其內容毫無新意。

白皮書的核心內容是關於「國情論」、「黨權論」和「中共英明論」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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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白皮書中「國情論」,不再強調中國的經濟落後和人口素質低下,而是著重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自願選擇,也是歷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共產黨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顯然,「國情論」是為了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也為了以特殊國情來掩飾中共現政權的合法性。

「黨權論」公開肯定了中國現行的黨權至上體制,無論是抽象的人民主權的民主建設,還是寫進憲法的人權保護及其具體人權,也無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協制 度,還是所謂的中共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更無論是基層民主進程,還是依法治國,皆要在中共黨權的領導之下,而與人民主權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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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英明論」意在宣示: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中共的功勞,甚至不惜把一系列失敗辯護為偉大的成就。同樣,改革以來中國的任何一點點民主成就,也都是中共英明領導的功勞,而絕非來自民間的自發爭取。

于是,白皮書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在人民主權的民主之上,還有中共黨權這個更高的權威,這個黨權才是至高無上,也就是「黨主人民」和「黨主民主」,人大是黨權的傀儡,政協是黨權的花瓶,司法是黨權的工具,人權和民主等辭彙是黨權的裝飾。象中共當局發佈的人權白皮書一樣,這份民主白皮書也充滿了謊言,比如,白皮書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 13 億國人是黨權驅趕下的羊群,根本無緣參與國家主席的選舉;再如:白皮書聲言「發展黨內民主」,但 6800 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也不過是黨奴而已,也與黨魁選舉無緣。

這就是白皮書所標榜的「中國的政治民主建設」!

所以,與其說此白皮書是關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公告,不如說是為「維護黨權至上的獨裁體制」的公開辯護。

1949 年10月1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之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唱遍大陸,且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還是人們發洩不滿時的懷舊工具;1984 年 10 月 1 日,鄧小平走下天安門檢閱三軍、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擁戴之後,「總設計師」一揮手,就恩賜給小民以奔小康的機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上獲得有限的解放;1999 年 10 月 1 日,江澤民在檢閱了三軍之後,儘管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但他仍然穩坐「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的核心位置,進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蕩的理論創新,讓那些發了大財的資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獲得欽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協中的統戰對象和政治花瓶,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員。不知道新黨魁胡錦濤準備何時登上天安門檢閱三軍,為自己的親民形象造型。

我不否認中共執政集團內,會有善待人民且具有一定現代政治意識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政之時也確實做過不少善政,並為推進政改而甘冒風險。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權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賜,何況,這樣的好官在中共體制下難以長存。退一萬步講,如果國人能經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開恩不是偶然行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蕩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儘管有辱做人的尊嚴,因為得到了實惠也還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國人歷經諸多苦難和漫長等待,才會偶然遇到一個賢明的君主或一次極為吝嗇的開恩,得到的總是遲到的微薄補償和可憐安慰,為什麼仍然只會仰視皇冠?何況,在中國,王朝迴圈的歷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蕩,要麼發生在百廢待興的開國之初,要麼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出於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或挽救政權的政治需要。而國人仍然象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就永遠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無疑問,後毛時代的大陸,比之於毛澤東時代,國人得到了溫飽的實惠和極有限的個人選擇空間,鄧小平開創的實用主義貓論比強調階級鬥爭的毛思想,具有了靈活而柔軟的彈性,但是,這一切變化,都沒有在根基上改變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千古一系,單傳至今。那就是:人的權利、國家的命運、社會的任何進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動權和決定權皆牢牢握在獨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賜,需要子民們三呼萬歲,以示百姓的忠誠和感恩;需要社會名流扮演同舟共濟的諍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筆生花的辯護和讚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儘管,近年來民間維權運動有所起色,但也必須看到民間維權事業面臨的嚴峻現實,自下而上的爭取做人尊嚴和自身權益的運動,不是被陰險的獨裁者作為奪權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蠻的專制機器徹底剿滅,一場場揭竿而起的大規模民間反 抗運動,無論是傳統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換代,還是現代的和平抗爭的政治反對運動,都無法撼動專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

原因何在?

獨裁官權的鎮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眾的冷漠則是更深層的原因。在愚昧、懦弱而盲目的民眾心中,被利用等於被解放,等於重獲新生;在懦弱而聰明的犬儒身上,被鎮壓就是被征服,就等於從此做幫兇、做幫閒,起碼做沈默的順民。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迴圈的歷史怪圈?

直到今天,中共執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後」、「建國以來」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表達方式,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說辭,成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沉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普遍地應用於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瞭若指掌的知識份子和黨內開明派,在揭露中共執政後的累累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辭彙來為歷史劃界。

同樣,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絕大多 數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暴亂」,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遊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辭彙;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體 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言也並沒有隨之改變多少。1999 年江澤民政權鎮壓法輪功以來,「邪教」一詞也在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迅速普及。前幾年,我每次聽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予以反駁和糾正。這種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後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聽之任之了。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遂使記憶和語言定型化。

思想怪傑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為本身,選擇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於感恩戴德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識,救世主意識必然導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離開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要狼狽。

國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託於新上任的執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終;荒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沒有滅絕人們對中共主動改革的近乎於絕望的希望。為什麼?通常的回答是國情使然:有人說,偌大的國家,必須靠威權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說中共過於強大,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則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有人說,民間政治反對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們上臺,還不如中共;有人說,首先要發展經濟,之後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執政才能維持穩定;有人說,大陸人口太多且素質低下、愚昧無知,只配接受精英們的恩賜性指導,只能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所有這一切辯護,無非就是為了證明:沒有了中共或中共下臺,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經常遭遇這樣的質問嗎?所以,等待恩賜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選擇。

當國人不爭取、甚至壓根不準備自我做主之時;當爭取自身權益的鬥爭,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放棄努力之時;人們就會普遍地虛構出一個下意識的假設:離開了現行執政者,必然天下大亂。這樣的假設,既來自中共長期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國人至今不改的奴性。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 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事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 1% 的善政來為 99% 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 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白居易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大陸,此千古名句決不適於描述敢於挺直腰身的國人,卻是對習慣于優雅跪姿的國人的絕妙寫照。金鑾殿下,文武大臣齊刷刷跪成一片,三呼「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城樓上,獨裁者一揮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變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歡呼的海洋。清王朝覆滅以來的國人,特別是中共執政後的國人,雖然不再象古人那樣做肉體上的跪拜,但是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

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于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民間尊嚴在觀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確立之日,就是國人的人權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時。

2006年1月6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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