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黨國體制與後政黨政治 — 基於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討論

2015/7/30 — 11:45

【文:王行坤(天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轉載自《開放時代》】

摘要: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也是政黨政治的世紀,也就是說革命或者說解放政治總是與政黨政治相勾連。但是在20世紀後期,因為“文革”的失敗和60年代的終結,出現了否定階級-政黨政治的取向,這種取向以巴丟和魯索為代表。對此,潘毅從中國革命的歷史出發,批判了巴丟與魯索的政黨-形式形而上學,認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群眾運動或解放政治的敵人並非純粹的政黨形式,而是資產階級政黨。巴丟和魯索將資產階級政黨抽象為政黨形式本身,從而提出告別政黨政治和政黨國家的理論。本文旨在分析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先鋒黨內出現資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經濟原因,並認為當下更需要黨國體制與後政黨政治良性互動,從而一方面避免黨國體制的徹底官僚化,另一方面造就真正有活力的解放政治。

廣告

本文所說的政黨主要是作為「現代君主」的無產階級先鋒黨,而先鋒黨的任務是消滅階級、消滅自己並最終實現國家的消亡,從而讓人民或群眾真正成為歷史的主體,這是先鋒黨的革命邏輯。但是20世紀的俄國與中國革命告訴我們,先鋒黨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後,面臨著建設與治理國家的任務,這是先鋒黨的國家邏輯。於是我們看到了先鋒黨的國家邏輯與革命邏輯之間的沖突。從歷史來看,在奪權之後,革命政黨不可避免地官僚化,由此國家的邏輯占據上風。

因此毛澤東寄希望於行動起來的黨外的人民群眾去重新激活政黨,而運動的頂點就是以巴黎公社為典範的上海公社的成立,這是群眾拋開政黨政治踐行解放政治的高潮。事實上在20世紀六〇年代,政黨政治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挑戰,諸多平等政治試圖拋開政黨,去探索新的創造性的政治形式。但在20世紀末,這些政治運動似乎也已耗盡能量,偃旗息鼓。今天的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20世紀的政黨政治實踐,如何看待當下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後政黨政治是否可能?

廣告

 

一、作為現代君主的先鋒黨

馬基雅維利經過葛蘭西和阿圖塞等馬克思主義者的中介,和斯賓諾莎等前馬克思時代的思想家形成了唯物主義的潛流。葛蘭西和阿圖塞超越了「馬基雅維利是君主主義者還是共和主義者」的問題域,提出了全新的論述:馬基雅維利通過論述君主,而與人民站在一起。這正是《君主論》那句話的意義所在:「深深地認識人民的性質的人應該是統治者,而深深地認識統治者的性質的人應屬於人民。」1

葛蘭西指出:「臨到(《君主論》的——引者註)結尾,馬基雅維利自己成了人民,與人民融為一體:但這不是『一般』意義的人民,而是馬基雅維利通過前文的論證已經說服了的人民,他成了他們的自覺的喉舌,並且他也感覺到這一點,他感覺到自己與他們的認同」。2在這裡,可以說馬基雅維利已經成為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是他啟蒙(說服)了人民,並且促成了君主與人民的聯盟。

但是到了葛蘭西所處的20世紀,強調組織性、紀律性的政黨政治已經成為政治的核心,其代表就是列寧主義政黨。這是列寧對19世紀四〇至七〇年代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經驗和教訓的科學總結,通過這個法寶,十月革命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對此,毛澤東說:「俄國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繼承者。……巴黎公社存在不過七十二天,何以失敗這樣快呢?有兩個主要原因:(1)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作指揮——我們欲革命成功,必須勢力集中行動一致,所以有賴於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來發號施令。當時巴黎公社,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以致內部意見紛歧,勢力分散,而予敵人以可乘之機,這是失敗的第一個原因。(2)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我們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誌殘忍。」3

但在十月革命後,鑒於蘇聯人民經濟和文化水平的相對落後,還不能實行巴黎公社全體人民當家做主管理公共事務的原則,因此只能由一個黨去代替人民施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回答「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時寫道:「在多數情況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4言下之意就是政黨要吸收群眾中的能夠代表普遍利益的菁英分子,去對國家的事務進行管理,這種通過政黨貫穿國家事務的黨國體制在後來的斯大林時期得到發展和延續,並迸發出巨大的力量——雖然這種體制也產生了巨大的危機,如官僚化和等級制等。

在葛蘭西看來,理想的先鋒黨就是「現代君主,作為神話-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現實人物或具體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體,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要素,通過它,那個得到承認並在行動中多多少少得到維護的集體意誌開始凝聚成形」。5也就是說,現代君主與19世紀中期開始出現的資產階級政黨有著本質差別,後者代表的只是某些特殊的意志和利益,並且彼此在所謂的合法性框架內進行博弈,而現代君主的「神話性」就在於它訴諸普遍性和總體性,從而「通過創造具體的幻想,影響四分五裂的人民,喚起和組織他們的集體意志」。6

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也以俄為師,效仿蘇俄的一黨專政,意圖去統一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中國。但正如王奇生所指出的,國共分家後,國民黨漠視當時中國實際存在的階級對立和沖突,聲稱代表「全民」利益,而這樣一種「全民」利益實際上並不存在。國民黨企圖把本身的基礎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沖突的各階級聯盟之上,其結果卻是兩不討好。「全民」中沒有哪一個階級,真正認同或感覺到國民黨確實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國民黨自然也沒有一個真正屬於它的社會階級基礎。7由此可見,國民黨並非葛蘭西所說的「神話-君主」,而是「神話」君主,妄圖用階級基礎的模糊性去冒充階級基礎的普遍性,結果只能造成虛假的普遍代表性。

而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則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的洞見: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通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也厘清了革命的「敵友」問題。正是這個問題的解決讓中國共產黨重煥活力,在之後漫長的戰爭與革命中最大限度地組織動員了中國社會,從而在根本上結束了中國的封建割據和一盤散沙局面,並造就了實質上的現代國家。8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革命者抓住形勢(conjuncture)能動地干預了既有的社會結構,實現了某種跨越式的發展,這是毛澤東一直重視人的因素的原因所在。而這種動員要歸功於共產黨對群眾路線的堅持。這樣中國共產黨就真正成為葛蘭西所說的「神話-君主」,通過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完成了馬基雅維利的君主所要完成的任務:「在分裂破碎、難禦外侮的國土上創制國家」。9同時通過國家的創制,去塑造作為質料的人民,換句話說,新中國的人民與之前的「朝代人」存在一種斷裂。正如鄒黨所言:

「中國政黨(即中國共產黨——引者註)以它的嚴密的組織和逐漸強大的組織能力,去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引導群眾參與政治,所以在革命的過程中,中國人民參與政治的格式起了數千年以來的第一次的根本變化,農民及貧苦大眾下層階級都變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為幹部,最高層的政治領袖也以他們為『參考集體』,這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最根本的原因。」10

當然,正如阿爾都塞指出的,現代君主還有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只不過是現代君主完成了原本應由資產階級完成的任務),那就是「革命和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1,這是新君主不同於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地方。

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首要的任務便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但正如汪暉所指出的,政黨國家化一方面導致中心化的權力集中於政黨,另一方面則使得政黨與大眾的距離日益擴大。伴隨政黨角色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得到鞏固,而馬克思預設的這一國家體制的自我否定性卻徹底消失了。12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然命運嗎?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征途中,如何看待黨國體制與革命邏輯的關係?

 

二、黨國體制與「社會主義經濟」

巴丟(Alain Badiou)認為,政黨「成為一個具有根本張力的政治場所:一方面是解放政治的非國家或者反國家的特質,另一方面則是這種解放政治勝利和展開過程中所具有的國家主義品質。……這就是政黨會滋生(尤其是斯大林之後)黨國體制的原因所在」。13這就是我們在引言中所說的革命的邏輯與國家的邏輯之間的矛盾。而「文革」是一場反對黨國體制的不徹底的解放性政治運動,一方面對群眾的大規模動員激活了巴黎公社的某些原則,但另一方面,「毛主義者對公社的想象依然束縛在黨國體制的框架內」。14

這裡我們不能像巴丟那樣,只停留在政治的平面,而應該從社會主義經濟鬥爭的歷史中尋找政黨政治難以消滅的原因。

法國思想家拉撒路(Sylvain Lazarus)、吉羅(Pierre Giraud)指出,社會主義中並不存在真正的「經濟」,有的只是國家領域內的生產。15巴丟也指出,「唯一存在的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也就是說,「並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16

這裏我們需要對經濟的概念進行簡要的考古學分析。經濟學的詞根是希臘語中的家政學(Oikonomia),意指家庭內部所進行的必然性活動。在公共領域則是自由公民的政治活動,沒有「經濟」的一席之地。在進入現代之後,整個社會的經濟運作就成了新的家政即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何讓一個社會獲得更多的財富,就像如何進行家庭管理一樣,這就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作為整體的社會就像家庭一樣,有一個共同利益。因此阿倫特指出,經濟學只在一個相當有限的人類活動範圍內采取了行為模式,但最後發展到「行為科學」成為社會科學無所不包的要求,其目的是把人的所有活動在總體上都簡化到依照條件來行為的動物水平。17也就是說,只要人們自覺遵守社會的自然規律,經濟就會有條不紊,欣欣向榮。

正如盧卡奇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市民社會表現出第二自然的特性,這種第二自然就像第一自然那樣,有其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和自然法則。但這只是「好像」而已,因為這種第二自然的看法根本是一種物化意識。在盧卡奇看來,必須用人的實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改變去打破第二自然的光暈,讓社會規律服從於人的主觀目的,而不是讓人服從於所謂的社會的自然法則。

另外,從卡爾·博蘭尼等人的經濟學人類學我們得知,只有在現代資本主義階段,在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中,經濟關係才擺脫一切道德、宗教和文化等的束縛,脫嵌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古代的經濟組織原則主要表現為家政、互惠和再分配,唯有到了資本主義經濟,「一個在所有具體的社會關係中受到種種自然限制的經濟動機已經從中分離出來了」。18這就是為逐利而生產的動機。雖然我們知道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是在國家的干預下確立起來的,但當市場經濟擺脫限制之後就會將整個社會變為市場社會,與政治和國家相脫離,其結果正如博蘭尼所指出的:「一個自發調節的市場必須把社會制度性地分離為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19

在馬克思看來,因為工廠空間最徹底地體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所以在《資本論》開篇分析完商品-貨幣-資本的演化之後,他就帶領我們「同貨幣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20在這個場所中,「自由、平等、所有權」的神話破滅了,經濟-資本的邏輯在工廠空間內必然表現為工廠專制主義,其表現形式就是泰勒制和福特主義。21所有這一切都建基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政治與經濟想象性的二分之上。

而社會主義工廠——在中國表現為單位制——是與資本主義工廠截然不同的場所。單位與資本主義工廠空間的根本不同在於,前者貫穿了工人-工廠-階級-政黨-國家的結構,22也就是說政治的邏輯自上而下統領著工廠生產的邏輯,但是資本主義的工廠卻是資本家按照資本邏輯施行獨裁的場所,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獨立王國」。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往往表現為自由民主,在經濟上表現為赤裸裸的專制獨裁。

資本主義市民社會並不意味著自由,而是彌漫著無聲的強制,個人只能聽命於市場社會這個沒有無人統治的統治。如果要真正實現自由,現代君主必須成為葛蘭西意義上的「極權」政黨,必須總攬一切,23從而實現對經濟的全面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說,的確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只存在社會主義政治。故而巴丟得出如下結論:「我認為,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或者列寧主義的,或者說真實的觀念是,任何有效反抗資本主義的運動只能是政治的。不可能用經濟鬥爭去對抗(資本主義)經濟」。24巴丟的邏輯是,我們必須尋找一種異質於資本邏輯的政治形式,因為一旦采取與資本相同質的政治形式,革命籌劃不可避免地要失敗。而在巴丟看來,政黨、國家是真正的革命需要拒絕的政治形式。但這個看似順理成章的邏輯在實踐上卻是成問題的。

 

三、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經濟鬥爭

巴丟意圖用政治的能動性去對抗、改造(資本主義)經濟。在巴丟看來,漢代的「鹽鐵論」就是國家政治意志與自由放任、專家(其實是儒生)治國的爭論,前者由法家所主張,後者則為儒家所堅持。25這場古代的爭論又出現在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批判中。簡單說來,前者主張群眾路線的政治能動性,對經濟關係進行改造;而後者主張幹部專家領導一切,聽從「經濟規律」。可以說,法家-毛澤東的實踐是政治意誌對經濟客觀性的造反,造反的秘訣就是「相信群眾」,從而對經濟客觀性進行改造,並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儒家-斯大林相信作為中介的官僚和專家,相信所謂的客觀必然性——蘇共因為官僚制(相信自然而客觀的經濟規律)而淪為修正主義政黨。

但是在「文革」之後,革命事件的序列(sequence)——首先是1792年至1794年的法國大革命,其次是1848年至1871年的以巴黎公社為高潮的歐洲革命,再次是蘇聯革命,最後則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26——宣告結束,這也意味著身處後毛主義時代的我們必須去思考沒有政黨、遠離國家的政治。正如巴丟所說:

「一直以來我們都忠於階級政治、階級國家等的理念……但我們不能再重走舊路了;沒有必要再對馬克思主義本身進行修正。問題是要超越如下觀點: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劃為階級的客觀群體。這個觀點非常強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來,我們不能再從這樣的觀念出發。我們需要從政治進程、政治對抗、沖突和矛盾出發。」27

在拉撒路看來,毛主義與列寧主義構成了一種斷裂,是一種後列寧主義,尤其是在群眾政治方面,毛澤東的「文革」做出了開拓性的創新,但是「文革」並沒有處理好群眾政治與政黨(階級)政治的關係,因此巴丟決意構想出後毛主義的政治28——沒有政黨的政治。

而魯索(Alessandro Russo)在談到六〇年代全世界範圍內的平等政治時,也指出,這些創造性的政治形式意味著對階級政黨政治的質疑。29

這裡我們同意潘毅的看法:「巴丟和魯索忽視了階級和階級敵人的存在——這些是真問題,並將這些實實在在的歷史主體轉變為政治組織的抽象形式。他們抹去了『階級』的問題,並且用『政黨』形式取代了政黨(即真實的資產階級政黨或由資產階級所掌控的政黨)」。30換言之,真正的問題在於資產階段政黨,而不是政黨本身,就這樣,巴丟和魯索將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汙水一起潑了出去。

回到中國的革命。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得以確立,作為階級的資本家已經被消滅,按理說社會主義就不存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條路線之爭。但是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指出的,因為社會主義階段依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這就意味著「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31只能「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還不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對此,張春橋提出問題說:馬克思的這段話,有沒有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根本不能破壞,反而應當把它制度化、系統化,更加向前發展呢?32

這就涉及社會主義是否可能再生產出資產階級從而出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的問題。毛澤東也做出了類似的思考。雖然在1958年提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但在1956年毛澤東就注意到黨員幹部中在滋長爭級別、爭待遇、爭名譽、爭地位、追求享受的思想,這些都是與社會主義消滅階級、消滅三大差別的理想背道而馳的,因為這種官僚主義很可能導致修正主義。

也就是說,資產階級法權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如果任由資產階級法權的發展,新的資產階級就可能生產出來。正如羅崗所指出的,按照毛澤東的批示,當時中國如果有階級鬥爭的話,那麽階級鬥爭的核心不是一般意義上與「地富反壞右」的鬥爭,或者說與剝削階級殘餘思想的鬥爭,而是尖銳地表現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之間的鬥爭。33

其根本的秘密就在於生產關係的三要素:第一,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第二,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第三,產品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制主要解決的是生產關係的第一個問題,而第二、第三個問題則並沒有根本解決,或者說從第二、第三要素來看,還處於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過程中,也就是說,國家性質既可能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也可能退化為資本主義的。「鞍鋼憲法」與蘇聯強調「一長制」並采用泰勒制的「馬鋼憲法」相對立,反對工廠專制主義和物質掛帥,提倡「兩參一改三結合」,意在改造生產關係的第二、第三要素,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則是針對第三要素。但在韓丁(William Hinton)看來,在改造生產關係第二要素方面也是困難重重,因為有些人「不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依靠的是計畫者,他們強調專家和技術、等級制度和一長制。他們片面地把物質刺激作為社會進步的關鍵,否定把個人世界觀的改造作為社會主義建設必要的基本工作」。34

這是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意義所在。在毛澤東看來,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不能依賴意識形態灌輸,而是要在運動中讓群眾進行自我教育,正如他所說的,「管理也是社教」,而非什麽科學或經濟學科學。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毛澤東如下這段話:「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35這就是列寧所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

但如果沒有資本家,黨內資產階級來自何處?當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36,並在1974年重提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因又在何處?

這裡我們不得不提1975年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在這篇文章中,無論是在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所有權都存在形式與實質之分。在社會主義時期,雖然生產資料采取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法權下,某些官僚幹部會不斷擴大自身的特權,並且在實質上將生產資料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人們重視所有制在生產關係中起決定作用,這是完全對的。但是,如果不重視所有制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解決了,不重視生產關係的另外兩個方面,即人們的相互關係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於所有制,上層建築也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而且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則是不對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是否正確,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裡,決定了這些工廠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37

於是,先鋒黨的階級政治路線就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先鋒黨能夠堅持革命的邏輯,消滅階級、消滅三大差別便有其可能,但如果先鋒黨遵從國家的邏輯,「自然地」發展下去,那就可能再生階級分化。因此,我們不可能抽象地或形式地否定先鋒黨的形式,因為它要面對真實的敵人即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而這種資產階級的產生則幾乎具有某種「自發性」,關於這種自發性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的解釋是:

歷史的經驗表明,由幾百年的壓迫和剝削造成的那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關係常常會在不能一朝一夕實行革命化的社會勞動分工的基礎上重新自行滋長起來,於是,在這種意識形態關係的影響下,那些旨在使直接生產者能夠自行組織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形式就會——如果不對這種傾向進行有組織的鬥爭的話——自發地朝向權力機關「獨立化」、即朝向群眾和國家機器之間新的分離的方向轉化,其結果就是重新形成政治上的壓迫關係和經濟上的剝削關係。38

貝特蘭也看到,因為社會勞動分工不可能一朝一夕就革命化,於是在資產階級法權下,新的資產階級還可能「自發地」再生產出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了遏制這種自發性——這種自發性可以表現為「經濟主義」和「唯生產力論」,這是其存在的歷史任務。

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證明,或許並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但社會主義的經濟鬥爭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雖然鬥爭的前提是表現為黨國體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不可能完全拋開經濟,去擁抱一種替代性的政治。而巴丟沒有認識到汪暉對黨國體制和國黨體制的區分——前者包含著政治性的態勢,而後者則專註於權力的鞏固。39

黨國體制尚存在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空間,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僅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且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持續鬥爭的場所。

 

四、黨國體制與後政黨政治

先鋒黨是一種悖論性或者辯證性的存在:其存在發展是為了自己的消亡。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征途中,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死灰復燃的可能,於是先鋒黨就不能放棄其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放棄國家機器。但是無產階級專政正如列寧所說,其目的是為了「國家的消亡」。對此,葛蘭西明確指出:「一個致力於消滅階級分化的黨,只有當它已不復存在的時候才能臻於完善,因為這時候階級不復存在了,階級的表現形式也不復存在了」。40也就是說,黨國體制是伴隨著階級分化的消亡而消亡的,其消亡需要經歷一個辯證過程,那就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去消滅階級分化,並在完成這個任務之後實現自己的消亡。正如毛澤東在即將建國時所說的,「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41

但社會主義的歷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政黨面臨官僚化和修正主義的命運。「文革」就是針對官僚化而發動的一場運動。當然,在「文革」失敗之後,在革命的序列終結之後,傳統的政黨政治在世界範圍內似乎都耗盡了能量,這就導致了汪暉所說的政黨代表性的喪失和去政治化的政治。42

霍瓦德(Peter Hallward)指出,雖然堅持認為「政治與國家的分離對政治來說是根本性的」,但巴丟也認識到,真正去國家化的行動恰恰來自企業或資本,它們為了商業的靈活性和金融的流動性而真正削弱了國家。正是基於這一點,巴丟進一步認識到,資本的邏輯在某些歷史情境下必然要求國家適當地退出,從而為其積累和剝奪開辟道路,讓「經濟規律」主導一切。這個時候,只有國家能夠在某種意義上保護公共空間和公共利益(general interest),而資本是從來不會體現公共利益的。43

事實上,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論斷——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44——而將資本主義國家視為完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無視甚至損害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權。但歷史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正如巴丟所認識到的,資產階級國家有時要以全體人民或集體利益的名義去制定政策,如公共設施的建設、福利的分配以及生態保護等。這其實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要對生產條件進行調節,以便緩解資本主義矛盾。巴丟的觀點其實是七〇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國家相對自主性」理論的一個折射,這種觀點以普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為代表。而正如米利班德所指出的:

當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代表「統治階級」采取行動時,它多半並不按照統治階級的指令行事。國家誠然是一個階級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但是,當它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時擁有高度的自主和獨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的話,必須真正擁有這種高度的自主和獨立。45

這種自主性和獨立性是其維護「公共利益」——有時甚至以違背統治階級的某些利益為代價——的前提。在馬克思看來,生產條件包含三個方面:「外在的自然條件」即自然要素;「生產的個人條件」即勞動力;「社會生產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條件」,如交通和運輸工具等。而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指出,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就出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條件之間——第一重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矛盾的根本就在於生產條件的這些方面並非是為了資本主義而準備的,但是在萬物商品化(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語)的資本主義世界中,這些要素又好像只是服務於資本主義。如果任由資本對這些要素進行肆無忌憚的剝削和剝奪,那麽這些要素就面臨著被損害、被毀滅的命運,其結果只能是人與自然的同歸於盡。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和這種矛盾就不得不采取諸多福利措施,同時國家之外也會出現諸多社會保護運動,如生態環保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工人運動,甚至是針對公共空間的占領運動。正如奧康納所指出的:「由危機所導致的生產條件方面的變化,都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國家控制、大型資本集團內部的更多的計劃性以及在一個管理或組織方面更具社會性和政治性的資本主義,即一個更少具有似自然性的資本主義」。46

所謂「似自然性的資本主義」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第二自然,一個表現為具有自身自然法則的獨立的經濟領域。在計畫的過程中,國家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在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揮得更為充分。更為重要的是,環保運動不可能僅僅是消費習慣的改變,而且意味著對生產方式的改造。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指出,「我們的經濟與地球上諸多的生命形式都處於戰爭狀態,其中也包括人類」。47若要改造經濟或者生產方式,我們不得不依賴國家的力量。正如汪暉所說,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48而這正是當下的環保運動或其他新社會運動所沒有認識到的。因此,在面對資本尤其是跨國資本的時候,我們似乎不必匆匆告別黨國體制,而應去向國家提出政治要求,讓其更具回應性。

但另一方面,應該在社會領域開拓新的組織形式和群眾運動形式,這是生產力、生產條件和生產關係社會化的根本動力。在中國,一方面正如魯索所指出的,自20世紀七〇年代以來,工人階級的政治形象逐漸被抹去;49另一方面,因為全球經濟的發展,原本的工人階級形象模糊不清,需要重新去認識或重估階級,從而闡發出不同於過去的階級-政黨政治。50新的政治在於發現新的階級聯盟並創制出新的普遍性,誠如汪暉所說:「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只有在它能夠創造出普遍性時,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時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過程也是創造普遍性的過程」。51

因此,整合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如女性主義、生態主義、少數族裔和勞工運動等,生產出新的政治紀律,從而讓政黨政治在新的意義上重建代表性,就成了關鍵問題。52而這有賴於黨國體制與社會運動或後政黨政治的良性互動,因為單純的社會運動無法駕馭資本主義經濟,必須通過黨國體制的中介和組織;而黨國體制也只有受到黨外運動的激發,才會避免自己的官僚化傾向,徹底淪為國黨體制。

20世紀六〇年代的中西黨國體制普遍具有自主性,是階級鬥爭的活躍場所,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但在六〇年代終結後,無論是東西方,國黨化趨勢都占據主導。在中國,資本的自由恰恰源自於國家的干預,這個時候國家所表現出的就不再是自主性或獨立性,也很少代表「公共利益」,而主要表現出對勞動的壓制和越來越徹底的官僚化趨勢。

當本應作為先鋒隊的政黨與資本結成同盟的時候,工農大眾就很難再訴諸黨國的力量。但這並不是我們拋棄黨國體制的理由,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鬥爭有賴於此。另外,「阿拉伯之春」很好地體現了巴丟和哈特與奈格里(Hardt and Negri)53等人的去政黨的革命政治,但「革命」的結果卻是伊斯蘭民粹主義和極端宗教勢力的「復興」。這證明了沒有先鋒政黨的領導以及相應的革命機構,這種「革命」一定會產生適得其反的後果。因此,一方面應該鼓勵諸多形式的後政黨政治,另一方面需要進行更為艱苦卓絕的鬥爭,確保黨國體制的政治性,讓其成為積極的鬥爭場所,這或許是未來解放政治的鬥爭方向。

 

*潘毅教授以及夏永紅、傅正博士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註釋】

1關於這段話的闡釋見阿爾都塞:《馬基雅維利的孤獨》,載葛蘭西:《現代君主論》,陳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頁。

2葛蘭西:《關於馬基雅維利政治學的劄記》,載葛蘭西:《現代君主論》,第3頁。

3毛澤東:《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載《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頁。

4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載《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頁。

5同註2,第5頁。

6同上,第2頁。

7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頁。

8在福山等人看來,秦代的官僚制具備了現代國家的雛形,但是秦漢之後的儒法國家與現代國家還不能完全畫等號。這裡我們將現代國家理解為具有強大社會動員能力和資源汲取能力的政權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共產黨的黨國體制實現了這個目標。

9阿爾都塞:《馬基雅維利和我們》,載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頁。

10鄒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11同註9,第389頁。

12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3頁。

13Alain Badiou, Communist Hypothesis, trans. by David Macey and Steve Corcor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 182.

14巴丟在這一部分對1971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發表的《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一文進行了論述,見Alain Badiou, Communist Hypothesis, pp. 178-192。

15Claudia Pozzana and Alessandro Russo, “China’s New Order and Past Disorder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8(3), 2006, p. 343.

16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 237.

17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頁。

18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頁。

19同上,第61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

21關於工廠內的政治,見夏永紅、王行坤:《機器中的勞動與資本》,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4期。

22關於單位制與政治,見Alessandro Russo,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 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Modern China 39 (3), 1975, pp. 239-279。

23葛蘭西:《政黨》,載葛蘭西:《現代君主論》,第23頁。

24Peter Hallward & Alain Badiou,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Badiou,” Angelaki 3(3), 1998, p. 117.

25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trans. by Alberto Toscano, Continuum, 2008, pp. 20-27.

26關於拉撒路的總結,見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p. 226。關於巴丟對革命序列的論述,見Alain Badiou, Communist Hypothesis。

27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1, p. 97.

28Bruno Bosteels, “Post-Maosim: Badiou and Politics,” Positions 13(3), Winter 2005, p. 624.

29Alessandro Russo, “The Sixties and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Idea of Communism,” Seoul, Sept. 29-30, 2013, p. 3.

30潘毅:《中國革命再探討:階級視角的回歸》,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4期。

31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

32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載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宣傳組(編):《1958—1962年圍繞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論戰的部分文章匯集》,1974年,第7頁。

33王紹光等:「70年代中國」專題,載《開放時代》2013年第1期。

34William Hinton, “Mao, Rural Development, and Two-Line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Vol. 45, Issue 9, February 1994.

35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載《紅旗》1975年第4期,轉引自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jwxd/article_2011011328081.html。

36關於這個論斷,見潘毅的相關討論:《中國革命再探討:階級視角的回歸》,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4期。

37同註35。

38夏爾·貝特蘭:《無產階級專政、社會階級和無產階級思想體系》,載保羅·斯威齊、夏爾·貝特蘭:《論向社會主義過渡》,尚政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79頁。

39同註12,第7頁。

40同註23,第29頁。

41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1469頁。

42關於「代表性斷裂」和「去政治化的政治」,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載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汪暉:《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載《開放時代》2014年第2期。

43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p. 238.

44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頁。

45拉爾夫·密利本德(即米利班德——引者註):《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黃子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9頁。

46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頁。

47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p. 21.

48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載《綠葉》2008年第2期。

49Claudia Pozzana and Alessandro Russo, “Continuity / Discontinuity: China’s Pla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3(2), 2011, p. 284.

50相關論述見Hardt and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以及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51汪暉:《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

52在中國,除了勞工運動,其他新社會運動似乎都是中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的專利,而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運動和組織也接受了這種現實,將其他運動排斥在自己的視野之外,這無疑是很成問題的。

53關於哈特和奈格里對「阿拉伯之春」的論述,見Hardt and Negri, Declaration, Argo-Navis, 2012。不久前筆者曾當面請教過哈特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他的回答是,這場運動在現實層面上的確失敗了,但運動背後去中心的解放政治理念依然是有效的。

 

原刊於破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