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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香港兩面一體

2015/2/10 — 10:05

5 歲小孩說: 「我想住的地方……」(設計對白)

5 歲小孩說: 「我想住的地方……」(設計對白)

【文:陳可樂、梁麗敏】

 

2015 年施政報告「重中之重」的政策,便是推出「公屋出售先導計劃」──將新建公屋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售予現有的公屋租戶和公屋輪候人士,以助更多基層市民實現置業夢想。驟眼看來似是回應市民的需求,但想深一層,又感到隱隱的不對路:住屋權利不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嗎?把公共資產轉化為私有財產到底是哪一門子的關顧民生的政策?把原先屬於我的東西打折售贈給我,還要我拍掌感激,真不知道是政府瘋了還是魔幻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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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是知道答案的。所謂市民無法買樓,皆因土地不足,而要開發大嶼山及郊野公園,所謂發展促進經濟,旨意追上國際,而要滅村迫遷,都是一場戲法,把公共資源及城市權利踐踏於腳底之下。如果政府是魔術師,那麼地產商、生意佬、業主便是被變走的美女,當所有人以為她們消失了,卻原來早已躲在暗處吃著花生,看著人們上當的表情,磨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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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Rights to the City

經歷過佔領馬路幹道的雨傘運動之後,香港人完全體會得到,城市規劃的不只是空間,還規劃了我們的生活、甚至生命。一旦空間改變,生活也改變,放工下班後,無須在大型商場通過消費來換得一個漆黑的座位、或一桌窄迫的晚餐,而可以在公共的路上,免費的吃飯聊天散步上網交朋友睡覺。

一場爭取命運自主的運動由此喚發種種有關生命核心的問題:我們如何建關係、談戀愛、共築未來? 希望擁有一個怎樣的城市?政治、藝術、空間、環境、法律應該佔據怎樣的生命位置?而最重要的,或許是,我們期望自己最終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歷史一路走過來,種種勞動者按著生活的需要及想像,建構城市空間,創造個人的幸福——開初時,學校是由一個站在樹下分享的人及願意坐在地上聆聽的人所構成的。 與此同時,城市也形塑我們的感覺與經驗,決定每人的面貌及內心的風景。隨著種種規劃管理的正當化,人們卻漸漸被剔除決定及改造城市的權利,甚至因著發展願景而被迫犧牲個人理想。前代不喜歡人際疏離的話,可以在門前開枱,招聚孤獨的人。現在,若果大聲疾呼:「我不喜歡過這一種生活」,可有改造的可能?

因著資本、權力、資源牢結而成的網羅,發展與規劃的瓜手伸入到人們最私密的空間處,連所居住的空間都無權決定,要自主就得想方設法把城市權從政權、警察、資本家、建造商及城市規劃師的手中奪回來。

 

鄉︰Joy of the Village

推土機終於碾至眼前,自城市中心開始,灣仔囍帖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觀塘重建等,至城市邊陲石崗菜園村,到新界東北,一場場的空間爭奪戰,揭示了香港最血肉淋漓的利益衝突及內部矛盾。自此推出去,無論是反領匯、反高鐵、反國教、反 8.31 人大決定,均可見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致力對抗的「無形之手」:資本家如何在執政者的掩護下,把屬於大眾的生活質素 (well-being),物質上的精神上的,一一轉化為可操控及售賣的資產。

除了抗爭運動,還有身體力行的務農生活,重新呈現一個有別於政府及資本家發展藍圖的香港。

元朗石崗菜園村在 2010 年因廣深港高鐵撥款通過而被拆毀,彼時已抗爭兩年多的村民,決定集體搬村。這件事對於香港市區中大部分與鄰居也形同陌路的市民來說,簡直不可想像。但不可想像的,在一眾村民與義工多年的努力抗爭與建造之下,卻即將成為事實!四十多戶的村民,以合作社的形式,在錦田附近集體買地,居住在按生態友善原則設計的村落中,並且共享一塊集體耕作的農田,是為菜園新村。這一條具體的村,改變了香港人對家園的想像。

運動的一個重大影響,正正是引發了青年入村組織及學習務農的風潮。例如現時位處元朗上村的生活館,就是從菜園村起步的。一群青年從農田水利基建到生產包銷,從頭學起。同樣在新界東北的粉嶺,有一個馬寶寶社區農場,實行自然永衡法 (Permaculture),以廚餘作肥料、與微生物共生與廢水回收系統等等規劃,達至永續農業,提倡城鄉共生的願望。 藉著農墟(展現本土農夫的收成)、生活墟(分享生活物品及新鮮食物)、工作坊(教授手造麵包、自然美容物品的技法)及導賞團(容讓城市人親觸泥土、認識自然)、網絡宣傳等等方式,在地的攤開了一種生活方式,當中的連結及愉悅並不是現代房屋、城市規劃所能複製的。

另一個例子是安徽的碧山村。2007 年,中國北京藝術家歐寧在安徽省黟縣的碧山村開展了一個農村建設的計劃,希望成立一個「碧山共同體」。這個既是一個青年返鄉的例子,也是藝術家介入社區營造的行動。中國的城鄉差距愈趨巨大,農村衰敗使許多源遠流長的歷史、故事、民間手藝、文化也面臨失傳的危險。而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返鄉行動則帶來新的改變。這些文化人不但與村落中的人同共生活,甚至帶來村落自治的想像及各種實踐。例如在 2011 年就舉行了「第一屆碧山豐年祭」,邀請了當地人參與創作及設計,與外來的參加者交流。這些嘗試不單重新發掘了村落的開放性,更重塑了鄉村的公共生活。而透過影像生產與出版,碧山村又能得到廣傳,有望吸引更多年青人回到村中就業。

來到二十一世紀以城市為綱領的眼光裡,綠色環境及務農生活再次被納入視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摒除自然,是城市敗壞的開始。城與鄉,不再對立,而是一體兩面的,決定一個城市命運的共同體。鄉村滅了,城市的人也不能獨善其身,因為村毀了,也代表著價值觀慘被蹂躪:與自然同行的謙卑、自給自足的存在狀態、健康而可持續的生活,及人與人之間互助互惠的生活模式。

 

另一個世界/城市的可能

因此,香港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國際城市香港」及「永續鄉郊香港」。雖則這兩面一體,顯現而見的是鄉郊那一邊幾近覆滅,但卻曾經真實的在佔領區夏愨村出現過!在玻璃大廈、金融高牆四面臨下之際,前有國家機器,後有解放軍地,香港人在馬路上鋪設了帳篷、在假草地種瓜種花、在廁所垃圾區進行分類回收、在每一吋地鋪設寫上信念的標語,並且以黃色雨傘為記號,建立了一個共享其商共同承擔的社區,及帶著這一切,重新躍上國際的舞台。這豈不是香港人一路蓽蔞襤褸的立村想像﹖

而今村滅人散——以後或有更多的村滅人散在等著我們——但當中的記憶定成為日後想像的種子。當說重新想像村落與關係,我們怎能忘記在那 79 天遇上的光景,更遑論仍然留守添美道的人,甚至乎在每一個角落,與土地接觸、與自然共生、與自我對話的人呢?

 

原刊於《立村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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