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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李活道與鐵冬青,你看到什麼?

2016/11/8 — 14:33

光輝歲月製圖

光輝歲月製圖

前文,我們驗證過鐵冬青在香港的歷史,說明鐵冬青不可能在香港開埠時出現的原因。本文,我們將會找出荷李活道命名的最合理說法,以呼應鐵冬青最可能引進香港的時間,並嘗試帶出荷李活道與鐵冬青的關係,希望港人正視香港歷史。

哪個說法最合理?

在經過詳細分析後,我們可以回到前文文首,嘗試找出荷李活道命名最合理的說法。不過對於文物專員保育辦事處網頁指荷李活道的取名是「據說」之說,小遴並無打算作任何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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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故梁濤在1992年為市政局撰寫的《香港街道命名考源》表示「這條路是由駐守於大笪地上的英國工兵開發,在開發時,也正是由於沿路都是冬青樹林,因此便稱這條路為荷李活道」;

2.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在荷李活道見到「該處多長滿小紅果」的冬青樹而想起其英國Westbury-on-Trym的莊園大宅"Hollywood Tower"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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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知道鐵冬青不是本地原生品種,亦不大可能於英軍登陸時或之前引進,即使引進了亦趕不上在闢路時林蔭大道和開花結果的結論,那麼荷李活道在開發時那就沒有可能「沿路都是冬青樹林」,而戴維斯也不會在1844年上任時見到「該處多長小紅果」。由此可知,當年代表市政局的梁濤說法1,以及作者饒玖才的說法2,都不能成立。

3. 港府以”Hollywood”來紀念戴維斯之說;

4. 港府以戴維斯1845年7月18日受封一等爵的封邑(Davis of Hollywood, Gloucestershire)來為荷李活道命名。

既然荷李活道的命名不可能是基於鐵冬青,那我們就嘗試以戴維斯,即以人名命名為規律的方向追查。

戴維斯來自英國”Hollywood Tower”,按照英國封爵的慣例,一般都是以其來源地為封邑之名,因此他於1845年受封時的封邑名稱,就是”Davis Baronets, of Hollywood”。戴維斯以"Hollywood"來紀念自己,或後人將”Hollywood”來紀念戴維斯,似乎較為符合香港早期以人名命名街道的規律。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假如荷李活道命名是因為戴維斯的封邑,那麼"Hollywood Road"之名便應該是在1845年7月戴維斯受封之後才出現,這或可以解釋到為何早期官方資料中找不到"Hollywood Road",而只用"a road"的原因(見前文註2)。

以上為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於2014年6月由丁新豹博士講述,名為的講座。當中丁博士於片段尾部份講述荷李活道與總督戴維斯的關係。另可參見劉智鵬博士於2014年6月15日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的講座:。

不過,這樣的一個說法是否就是無懈可擊?耐人尋味的是,漢學家兼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1872年曾憶述1843年來港時的第一個印象,當中便提及了”Hollywood Road”:

Hollywood Road and the streets running down from it to the Queen’s Road were also indicated in a rudimentary fashion. A little beyond the present Sailors’Home were the Naval Stores, and south of them, all the indentations of the Hill where the reformatory now stands were occupied with the tents and huts peopled by the 55th Regiment.(1)

文中,理雅各也有提及其他街道,例如”Wellington Street”(威靈頓街)、”Pottinger Street”(砵甸乍街)、”D’Aguilar Street”(德忌立街)和” Wynham Street”(雲咸街)。當皇后大道和荷李活道開闢之際,上述街道分別開闢,形成一個由荷李活道串連起來四面通達的道路網,而理雅各的憶述就是描述當時該區的道路網絡和基建發展。然而,雖然上述五條街道在1843年已經存在,因而似乎理雅各亦沒有以1872年的視角來回憶1843年的街道,但這並不代表他在憶述時,上述所有街道均已經命名。理雅各的憶述雖屬直接史料,但始終是30年後的回憶,史料價值失真,因此在未有資料能夠確實證明荷李活道何時命名前,理雅各的憶述只宜作為參考,否則連荷李活道命名與戴維斯有關之說都不能成立了。(2)

直至1861年香港也沒有鐵冬青?

在知道荷李活道與冬青樹只屬一個傳說中的浪漫邂逅,並知道荷李活道與總督戴維斯有更密切關係後,我們下一步便可以推算,現時荷李活道上的鐵冬青大約是在何時引進的。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先從過去香港的植物誌,嘗試縮窄鐵冬青在香港可能出現的時間。

香港開埠以來的植物研究,主要由外國權威的植物分類學家撰寫。香港首本植物誌《香港島植物誌》(Flora Hongkongensis: A Description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是由英國植物學家邊林(Geroge Bentham, 1800-1884)撰寫, 1861年於倫敦出版;另一本是1912年的《廣東及香港植物誌》(Flora of Kwangtung and Hong Kong China),由當時植物及林務部(部門等同現時漁農自然護理署)監督鄧恩(Stephen Troyte Dunn, 1868-1938))和德邱(William James Tutcher, 1867-1920)編寫,同樣於倫敦出版。這兩本植物誌皆屬香港植物學的經典。另外,英國皇家海軍駐先驅號博物學家施曼(Seemann Beethold, 1825-1871)於1857年所寫的The Botan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Herald,(3)亦是當中的重要文獻,我們可從中稍為窺探到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香港鐵冬青的發展路向。

首先,施曼於1857年的The Botan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Herald,當中(Flora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一章是施曼在1850年12月來港時寫的。他當時留港一個月後轉扺新加坡,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施曼透過香港初期著名英國植物學家漢斯(H. F. Hance)所採集的標本,再連同其個人和其他人所採集的植物而編寫成。在書中他所沿用了杉彼安(J. G. Champion)於1847-1850年間在香港所採集到的6種冬青科標(見前文註16),但未有發現鐵冬青。

圖1。施曼於1857年所寫的The Botan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Herald,當中關於香港的冬青科仍然未出現鐵冬青(Ilex rotunda)。來源:BHL

圖1。施曼於1857年所寫的The Botan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Herald,當中關於香港的冬青科仍然未出現鐵冬青(Ilex rotunda)。來源:BHL

另外,邊林 1861年的《香港島植物誌》裡,除了載有新品種和研究資料外,在冬青科的資料亦同樣沿用了杉彼安的研究成果。(4)據《香港島植物誌》顯示,香港的冬青科同樣只有6種冬青屬,發現地區是在現時的兵頭花園(the hills)、維多利亞山和跑馬地(見圖3),但仍未見有鐵冬青的記錄。(5)至1912年鄧恩和德邱的《廣東及香港植物誌》,是經多次大型考察後輯錄而成的香港第二本植物誌。據其顯示,香港的冬青屬增加了6種,當中包括了鐵冬青(ilex rotunda)品種。這6種都可以在港島找到,而香港其他地方如如荃灣、旺角、新界等地亦有發現。(6)

總而言之,在1861年或之前,香港共6款的冬青科品種並不包括鐵冬青和小果鐵冬青;而在1861-1912年間另外的6款新品種,才包括了鐵冬青和小果鐵冬青。

圖2。由英國植物學家邊林(Geroge Bentham, 1800-1884)於1861年在倫敦出版的Flora Hongkongensis: A Description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London, Lovell Reeve, 1861).

圖2。由英國植物學家邊林(Geroge Bentham, 1800-1884)於1861年在倫敦出版的Flora Hongkongensis: A Description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London, Lovell Reeve, 1861).


圖3。在邊林Flora一書中可見,直至1861年,香港的冬青屬仍然只有6種,當中並没有鐵冬青。64-65。

圖3。在邊林Flora一書中可見,直至1861年,香港的冬青屬仍然只有6種,當中並没有鐵冬青。64-65。


圖4。鄧恩(Stephen Troyte Dunn)和德邱(William James Tutcher)在1912年的Flora of Kwangtung and Hong Kong China,冬青科學增至12種,當中包括鐵冬青。59。

圖4。鄧恩(Stephen Troyte Dunn)和德邱(William James Tutcher)在1912年的Flora of Kwangtung and Hong Kong China,冬青科學增至12種,當中包括鐵冬青。59。


圖5。同上,60。

圖5。同上,60。

從以上編撰的簡史來看,香港過去的植物誌除了是日積月累秉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外,亦是作者本人努力研究的成果。因此我們不但可以相信植物誌其極大的參考價值,並且我們同時可以更加確定胡教授的鐵冬青是香港引進品種之說。那麼,鐵冬青究竟是何時引進的呢?在胡教授參與編撰的《香港植物誌》內所提及關於香港早期植物的其他參考文獻,除了駐皇家硫磺號外科醫生軒氏(Richard Brinsley Hinds, 1811-1846)有關植物的著作外,其餘的小遴力所不逮無法追尋,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在1841年至1861年這廿年間,香港本來就是沒有鐡冬青。

既然如此,英國工兵亦沒可能在開發時見到冬青林,戴維斯亦沒可能在其任期內於荷李活道上見到小紅果,再一次印證了梁濤和饒玖才說法的可信性。

荷李活道何時才有鐵冬青?

我们現在知道,鐵冬青引進香港的時間,是在1861年1912年之間。那麼在這51年的時間裡,究竟最有可能引進荷李活道的是何時呢?上文曾述,鐵冬青是廣東華人熟悉的廿四味成分之一的救必應,例如同樣位於荷李活道的香港涼茶材料供應商海記藥材行的廿四味組方都是採用救必應。(7)

救必應久為民間外感廣東省人民的茶藥,有病醫病無病保健。開埠之後,香港華人以體力勞動為主,在日曬雨淋後,四肢普遍出現無力和外感發熱等症狀,由於沒餘錢光顧亦不相信西醫,他們常以喝廿四味或其他涼茶,使身體發汗休息後慢慢痊愈,(8)因此當時港島華人很可能就在荷李活道文武廟附近的王老吉老鋪喝廿四味醫病保健,而草根階層就於1847年建成贈醫施藥的文武廟中求醫。然而,香港在太平天國期間人口不斷暴增,中上環一帶尤其在廣福義祠的衛生情況因而倍感壓力,港府在英國和本土的壓力之下,時任總督麥當勞急於解決義祠風波所帶來的社會和醫療貧乏問題,東華醫院才有機會於1870年冒起。在急須大量中藥應急的情況下,配合當時兵頭花園(1871)和累績了多年在香港培植引進品種經驗的植物標本室正式對外開放(1878),在與連接東華醫院的荷李活道上栽種大量鐵冬青應急,這推測其實未尚不可。

由此推斷,在天時地利人和俱備的19世紀70-80年代,很有可能就是鐵冬青引進荷李活道的最佳時間。


圖6。「葉薄紙質橢圓形或卵形,葉闊2-4cm長4-9cm,果球形6-8mm」,根據以上描述,筆者在荷李活道找到疑似的鐵冬青葉和果球。胡秀英:《冬青與我》(香港,天地圖書,2004),頁 44。來源:在荷李活道實地採摘後,於路上涼茶店拍攝。

圖6。「葉薄紙質橢圓形或卵形,葉闊2-4cm長4-9cm,果球形6-8mm」,根據以上描述,筆者在荷李活道找到疑似的鐵冬青葉和果球。胡秀英:《冬青與我》(香港,天地圖書,2004),頁 44。來源:在荷李活道實地採摘後,於路上涼茶店拍攝。


結語

在透過零碎的資料來分析和論證後,我們知道荷李活道本來就沒有荷李活。其實,荷李活道本來沒有荷李活並不重要,因為現在的形成很多時都是基於約定俗成和習非成是。無論鐵冬青是否在19世紀70-80年代引進荷李活道,在揭開荷李活道命名不是因為冬青樹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視到19世紀華人勞動階層如何應付因工作生活和醫療保健而要面對的種種問題,而這些又與荷李活道和鐵冬青息息相關。荷李活道與鐵冬青的光輝歲月,以及鐵冬青與近代香港文化發展的關係,看似這麼近,卻又那麼遠,實在應該更值得我們關注呢。

此文獻給胡秀英教授。

 

[文:梁曉遴]

註:
(1)Geoffrey Robley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37), 133-134.
(2)戴維斯在廣東州工作了22年,1835年回到英國。11年後的1844年5月7日來港,翌日上任總督。Geoffrey Robley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145. 另見G. 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24-5。
(3)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標本室:《香港植物誌第1卷》(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2015),頁 xiv。
(4)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標本室:《香港植物誌第1卷》,頁xv-xvii. 另見Seemann Beethold, The Botan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Herald, 350-1.
(5)Geroge Bentham, Flora Hongkongensis: A Description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London, Lovell Reeve, 1861), 64-65.
(6)品種除施曼和邊林的6款,還有ficoidea, hanceana, rotunda, myriadenia, oldhami和其變種macrocarpa. Stephen Troyte Dunn and William James Tutcherp, Flora of Kwangtung and Hong Kong China (London, Darling and Son, 1912), 59-60.
(7)香港涼茶材料供應商共有兩家,一家為海記藥材行,另一家為南北行永生號。謝永光:《香港中草藥史話》,頁80。
(8)胡秀英、關麗珊等著:《我哋涼茶係好嘢》(香港,突破出版社,2014),頁85-93。

 

原刊於光輝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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