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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說史丹福實驗了 根本實驗有誤

2019/9/30 — 13:00

設計史丹福監獄研究的心理學家 Philip Zimbardo 聲稱人性可在無需權威壓迫下,單單是一個社會角色 (social role) ,比如說是警察、獄警等工作,就可使人變得極為醜惡,實驗結果也建構了日後廣為人知的「路西法效應 (The Lucifer Effect) 」。

但實際上 Zimbardo 的說法究竟是否可信?去年大學開始公開當年實驗數據——「數據不說謊」:作家 Ben Blum 曾撰文質疑 Zimbardo 的實驗本身就是一場大騙局,而當年有份參加實驗的法證心理學家 Douglas Korpi 向 Blum 承認,當年還是學生的他,其實是在「扮被迫害」,以希望可以離開實驗溫書。「獄警」亦未有對他們施行任何傷害。他又坦承:「任何臨床人員都會知道我當時是裝作被迫害。」更心寒的是當年他不能離開實驗。

Blum 向 Zimbardo 查證說法,但 Zimbardo 則聲稱沒有禁止參加者要離開實驗,而是要求他們說 safe word ——「我要離開實驗。 (I quit the experiment) 」。不過,翻查紀錄後, Blum 發現 Zimbardo 根本沒有要求參加者說這句,而實驗同意書也沒有註明 safe word 的存在;反而有紀錄顯示,他跟職員傾談時,曾提及到參加者只可在醫療需要或心理有困擾才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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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電影人的尼斯大學研究人員 Thibault Le Texier 亦對研究有所質疑,他在《美國心理學會期刊》報告指出, Zimbardo 未搜集到證據前,已先下結論。 Le Texier 指, Zimbardo 在實驗第二日已發新聞稿,批評美國監獄將囚犯去人性化 (dehumanize) ,需要改革。

路西法效應其中一個說法,是人類可在無明確指示下,已經可以因為自己的崗位而變得邪惡、可怕,做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行為。 Zimbardo 在其著作《路西法效應》更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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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警並未受任何正式訓練,並被指示要維持秩序,不讓囚犯逃走,且不可用任何武力,並提供了一系列指示解釋囚禁對心理帶來的負面影響。

不過, Le Texier 卻從紀錄發現 Zimbardo 在「講大話」。實驗中 Zimbardo 曾明確指示獄警學生需要怎樣扮演他們的角色,包括如伽羞辱參加者,只可以以號碼叫喚「囚犯」等。「獄警」完全知道要怎樣配合 Zimbardo ,以達到相應結果。 Zimbardo 甚至誤導「獄警」,令他們以為自己是研究助理,而非實驗參加者之一。

Le Texier 亦發現,實驗當中有部份獄警即使在大量壓迫下,都仍然拒絕對囚犯施暴。其中一位學生 John Mark 就拒絕執行任務,但 Zimbardo 的研究助理 David Jaffe 則嘗試說服 Mark :「要讓實驗可行,獄警必須變得『勇悍 (tough) 』。」可幸的是, Mark 並不同意 Jaffe 說法,亦無配合指示。

實驗錯漏之多, Zimbardo 所宣稱「史丹福監獄研究」的發現根本沒有足夠證據支持。可是,不少評論至今仍用到史丹福監獄研究來討論今天的社會衝突。他們指警察是因路西法效應影響,自自然然地衍生今日的行徑。

然而,講法「啱聽」,但不一定是真理。更合理的說法,應是每人個人價值觀和慾望會決定他們的行為,而社會角色等「客觀條件」並不足以驅使他們作出這些行為。很多人作出惡行的原因,不是盲從,而是因為他們慢慢被說服自己所做的是正確、正義。

類似情況也可在香港警察內觀察到,從《立場新聞》現役警員阿峰的訪問,就可見到他認為經過警隊訓練的他,確信自己和「伙記」所做是正確,而他也直認不諱警察是保護政權的工具。種種回應都反映他們行事態度其實也是源自一直建立而來的價值觀。也就是說,矛盾更易因信念不同而增加——但別忘記人性本身複雜,難以簡單一兩個心理學現象可解釋,要真正了解,還有其他因素需要逐一揭開。

日後香港的路怎樣走?沒有人可以預知,但至少今天,請大家記得史丹福監獄研究是時候要壽終正寢了。 

參考資料:
Ben Blum, The Lifespan of a Lie, 7 Jun 2018
Ben Blum, Will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Ever Die?, 13 August 2019
Josh Elliot, Why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was wrong about good and evil, 15 June 2018
Scott McGreal, Twilight of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27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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