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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藝術,只願再次跟你電視撈飯

2018/8/22 — 13:02

題外話1:電視撈飯消逝的年代

記得最近有次獨個兒到茶餐廳吃晚飯,坐在旁邊的年輕人戴著耳機,手執著電話目不轉睛,對那不過6、7吋的電話螢幕聚精會神不知看著什麼節目,另一隻手則拿著雙筷,機械般將食物送到嘴裡去。此情此景,既陌生又熟悉。

熟悉者,是我們還對視聽娛樂抱有所需,如果你懂得「電視撈飯」這幾個字,相信你也有一定年紀。這個親切的描述屬於1980-90年代左右,打工仔通常放工過後便回家吃飯,電視撈飯便是其中一樣最大的娛樂。想當年,不論家長是否容許一家在晚飯的時候看電視,但那段日子無疑是許多家庭共聚天倫的社交活動與美好時光,亦暗示了食與影視同樣都是生活上的必需。當年的電視娛樂既成為大眾茶餘飯後最主要娛樂和話題,也見證了影視娛樂輝煌火紅的年代,大家集體地在同一時段裡追看同一個節目,好不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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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陌生者,正是「電視撈飯」已成為一代人的集體回憶,時移勢易,除了電視節目早就進入了靈光消逝的年代,失去原有的光環,加上不論是科技發展或是個人喜好亦有所不同,生於網絡年代,要看某些節目已不太受時空限制,我們再無必要共同為了某節目在某時段趕回家收看。同時我們也進入了「uneventful」的年代,太多的資訊與活動已無法產生較具規模的共同情感,沒有了共有的目的與目標,沒有太多的事件讓大家一心參與或留下深刻記憶。就算同一樣新聞,還是你有你在地鐵車廂內用手機看「東方」,我有我在家用電腦看「蘋果」。打開社交媒體如Instagram 或 Facebook 直播著女生或小鮮肉大量鯨吞食物之類的片段教人分不清誰和誰。很多媒體亦已人為及智能地為你篩選好他們覺得你會喜歡的事物,但事實上大家對影視娛樂的口味與趨勢還是差不多,只是越來越變得個人與碎片化。較具規模的社交的場合與聯誼活動,民間自發的大型社交場合也日益減少,換來的可能是商業味較濃的活動。

話雖如此,但飲食與影視藕斷絲連的關係仍然在食肆內得以延續,最明顯莫過於在茶餐廳、酒樓、酒吧內,這些食肆總會有電視相依,成為最熟悉最陌生的場所。某些食肆可能已經是你的食堂,而每逢球賽、賽馬等日子,食肆還是擠滿食客/看官,跟陌生人同喜同樂。有人為了賭博,有人為了聯誼,有人習慣每天到同一間食肆進餐,不同人在同一個場所及活動中各取所需,也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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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錄像、食肆、社交活動

當錄像變成社區實驗

「還原 基本」一系列的展覽,旨在「藝術與生活互相牽動,緊密連結,一切還原基本,從尋常生活中出發[1]」。「電視撈飯」便是其中一個項目,由油街實現與錄映太奇合作。當然,「電視撈飯」或許是個楔子,未必跟上文提到那些年的「電視撈飯」有必然直接的關係,卻間接地連結到社區的環境條件、大眾的生活方式等關係上。項目主要選取15位藝術家的流動影像與錄像作品,在油街實現鄰近的八間食肆放映,當中加插不少「飯局」等社交活動,重啟我們在飯桌上閒聊節目。有別於其他以藝術作社區營造的例子不同,社區自身或許沒有急切的問題,而是藝術以主動、即興及短暫的形式與姿態進入公共空間,讓大眾更易參與及產生互動,從中將錄像藝術增添幾分「公共性」。如果我們將這種策略單純地視為藝術進入日常及社區,改變藝術原有的展示模式,其實早前油街實現亦有過類似這類帶社區導向的實驗藝術項目,譬如早前尹麗娟的「收集月光」(2017),便是將日常物品製成陶藝作品,再放回社區內的不同商店與商品一同擺放「混淆視聽」。

這次項目的執行與散佈,明顯是由策展方將藝術家的作品放置社區各處放置上,作品並非為社區而創作。當錄像作品脫離裝置的狀態,排除於物理與空間的要求下,錄像就變得自由自在,只要有播放的載具便能滿足錄像的基本需求。在這種妥協底下(對,這是一種妥協,包括改動了作品原有視聽的要求,以及作品原有想呈現的氣氛),便能如油街實現館長連美嬌所言,「運用社區資源及原有特色展開各種可能性, 把街坊小鋪和食店轉化為『獨立影院』」[2]。至於食肆本身?他們亦理所當然有妥協的地方,包括陳出的空間、資源,以及顧客的回饋。

誠然,這個項目旨在藝術形式上的轉化,而非藝術語言上的調整。當錄像作品放到社區空間之上,可以想像到大眾不一定會主動地了解每段錄像作品背後由誰創作及意圖,此舉無疑去除了作者身份(Authorship),15位藝術家作品組成的群像,一些內化與私密的經驗與思考的傳遞亦未必奏巧。因此,我會理解為策展人希望藉此計劃將錄像藝術帶到社區之上,而多於展現各錄像作品及藝術家的獨特個性。由此,類型及主題上亦能看到當中的篩選,在選材上並沒有過於艱澀深奧,甚至希望大眾在短暫的進餐時間及非專注的情況下能能理解錄像作品。在主題上不少作品跟食物相關,如麥影彤《絕育》、楊靜文《離家不遠》、關尚智《用叉子喝一杯熱巧克力》,同時亦橫跨不同的錄像類型,如鄭智禮《門》與《TELE/VISION》的流動影像;包含敘事成分的獨立電影如楊靜文的《離家不遠》;動畫如麥少峯的《Back to the Base》等,還有袁永賢以幽默的方式介紹當代藝術的短片。

要讓新媒體藝術等藝術形式走出原有藝術空間這個「象牙塔」,從來不是易事,就算是公共藝術,大眾的接受程度與策劃者的期望向來浮動,屬紀念性質的一類仍然較易「入城」,但當中亦有不少爭議的案例,尤其一些空降式的藝術介入,其階級與權力角力就更為人垢病。再者,當知識詮釋凌駕藝術創作[3]的今天,錄像藝術脫離原有機構或機制,高姿態及超然的詮譯也無法成立,藝術必須向社區與公眾這更大的空間與群體直接產生溝通、互動,而大眾如何接收?如何回應?才是「電視撈飯」或這類社區項目的真締,將它當成社區實驗,甚至社區能教曉藝術工作者些什麼,其實遠勝我們想像如何將藝術主動地融入社區。

錄像藝術從食肆內的電視播出,以這種姿態進入社區當然有其可取之處,當藝術不再是系統的中心時,或可以讓藝術變得謙遜起來,社區持份者的各種反應,反而可以讓藝術工作者再思考錄像藝術的種種問題。例如麥影彤《絕育》、黃炳《憂鬱鼻》引起食客的不安,甚至要求停播。一些偏向「酷」或「禁忌」 的藝術語言,在藝術界中是老生常談,但在食肆內卻令人不安,當中的變化其實很值得探討;又如鄭智禮流動影像的作品像電視雪花,因而令食客懷疑電視是否正常操作;食肆常客看《用叉子喝一杯熱巧克力》,對錄像中人能否喝完整杯巧克力感到好奇等。食客及觀眾種種直率的反應,大眾對視覺的敏感度從來都不能忽視。

題外話2: 我不想成為觀眾

食客直率的反應,要怎樣才變得更有意義,而不僅是心理上泛起的漣漪?例如不理解或拒絕藝術的人大有人在,他們確實有權拒絕欣賞藝術。如果我們只是放眼於尋找潛在觀眾,怎樣將藝術「落地」,或者怎樣教育觀眾,或許錯過了不少更好的風景。

「電視撈飯」其中一個著眼點,便在於這些「飯局」或社交活動之上,當中的活動的協調,以及各種活動引發參加者的討論,這方面才能建立大眾對錄像藝術的討論與認識。然而,要在相對地較為穩定及乖巧的城市與社會秩序上,要讓「電視撈飯」這藝術項目變成一個可以被討論、反思的議題,實在有點困難。

電視撈飯的年代,我相信沒有人自覺自己是個觀眾,因觀眾這個角色太單調,我們還是別人的子女,別人的家長⋯⋯但我們仍會主動地跟別人談論當年的劇情。現在大家到食肆裡,在寧願與不寧願的情況下看著電視播映,你可能只是偶然到此食肆與朋友共饍,也可能是每天必到之地,但相信總有機會聽過或跟人談論過一些新聞或節目的內容。如果家居/食肆、電視節目/錄像作品,以及大眾的參與及行為視為「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我們不難發現大眾如何按日常重構及重新定義某一空間,往往是公眾在靈活及自發的情況下發生,同時為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註:

[1] 刊於《還原基本》小冊子。

[2]刊於《還原基本》小冊子。

[3] 陳泓易著,〈藝術介入空間或者空間介入藝術〉,見《藝術觀點ACT》45期(http://act.tnnua.edu.tw/?p=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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