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世界如此冷酷

2015/8/9 — 10:34

世界如此冷酷,瓦西里.格羅斯曼全都看到了。

一個私底下對蘇聯國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傳人員,會在報紙評論上頭指出集體化政策之所以出現飢餓狀況(相當於中國的「大躍進」),是因為部分富農故意藏起糧食把自己餓死,好惡毒地抹黑國家。一個才瞎了雙眼沒多久的傷兵,從戰線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響應政府,在場面上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那一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只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這個為了國家弄瞎了眼睛的士兵「用鳥叫一般的聲音叫起來。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他那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的模樣。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裏又哭又叫」。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格羅斯曼的眼睛在此轉向傷兵醫院裏邊,讓我們目睹一個母親終於在病床上找到她兒子的場面。她對着屍體呢喃細語,又怕他着涼替他蓋好被子,似乎她朝思暮想的孩子依然在世。醫院裏的護士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她竟然不嚎哭不沮喪。寫到這裏,看起來還很尋常,一個悲傷過度的母親本來就會有這種反應;可是格羅斯曼一如他慣常的寫法,在這段表面平凡的描述上頭層層遞進,直到最後補上一句按語: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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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烏克蘭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作敵方間諜帶走。這是戰爭,蘇聯對待她的方法就和德國對待猶太人差不多。向當局誣告她的,其實就是她其中一個鄰居,動機可能只是為了趁機霸佔她的屋子。平日的好鄰居都很識時務,沒有一個人願意替她說話,這時只忙着討論如何收拾老奶奶留下來的東西,比如說她那隻「該死的德國貓」(兩國交戰,便連貓也忽然有了國籍)。後來,那隻貓被一個鄰居「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不久之後就死了。底層與邊緣之外,格羅斯曼也沒忘記坐在上頭的高層。其中一個角色是個一心向上的領導,他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伙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只談數字和指標,要求下屬削減群眾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產力。

經過這無數觸目驚心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着說《生活與命運》如何描述集中營裏的慘況嗎?不要忘記,格羅斯曼可是全世界第一個報導集中營的記者,他的那些文字還曾被當作紐倫堡大審判的證詞呢。可是格羅斯曼卻把他的想像力延伸至這人間慘劇的最初,例如幾個納粹高官視查剛剛落成的毒氣室,他們竟然荒謬地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慶功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着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着美食舉杯預祝「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裏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而這個房間就是捍衛人類文明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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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一字一字冷冷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內看見一點多餘。好比他戰時筆記裏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於戰爭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砲兵。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只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裏頭最令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猶太女子索維婭在報告職業時隱瞞自己醫生的身份,主動放棄了唯一的求生窗口(醫生是有用的職業,通常可以留至最後),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着蠶寶寶的殘破火柴盒)。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史達林格勒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忽然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裏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把這類異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種子的搏鬥」。

書裏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於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在拙作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遠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牠僥倖活着回到地面,從太空艙裏搖着尾巴回到飼養牠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餵過牠摸過牠但又無情地把牠送出過大氣層的手。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像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像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如守護天使般地跟隨他,安慰他。這不是出於煽情,只是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親死於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還寫了兩封寄給母親的信,在其中一封裏面,他不停想像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他在文字中分擔她的恐懼、憂傷與不捨,他甚至還試圖想像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人,是否就是那個前來將她處決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了盡頭。此時的他拖着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想寫一點最無關痛癢的遊記。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竟不好意思張口,眼看就要在車裏上吐下瀉,尊嚴盡喪。好在朋友這時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事後,他在筆記裏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都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二〇一三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終於等到《戰爭與和平》之四.完)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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