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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下來的過客

2015/2/12 — 17:58

【文:岑寧兒,創作歌手】

「我想在這裡住下來,跟這些人一樣,去咖啡廳寫東西,在書店把一本書看完,到小型的 live house 表演。這裡適合我。」當時還是旅客的我這樣想著。

09 年離開北京以後,我心裡認定下一個目標為台北。 對台灣的憧憬是浪漫的,就像有些人對香港的印象是從香港電影來的,我對台灣的憧憬是從台灣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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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四年還是覺得自己跟北京八字不合,每週累積表演經驗和賺零錢的地方是一間略為高級造作的爵士酒吧,只有唱到 《killing me softly》的時候才有一兩個忽覺耳熟的客人轉頭往樂隊看一眼,然後繼續喝紅酒抽雪茄。當時要雕塑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形態有點困難,還好有工作室的人互相作精神上的支撐。那是一位台灣流行樂教父的工作室,理所當然有著以他的價值觀為中心的規律和道理,也間接成為了我接觸台灣人的價值觀的渠道。我幻想在台灣可以碰到跟我類似的人在做著類似的事情的機會一定更大。

每次回港,我都要解釋自己。硬要去從零開始的地方是為什麼?為了走自己的路啊,沒有明確目的地,只是很想走,看看能走到哪裡。當時身邊還沒有像現在那麼多香港朋友對台灣的環境嚮往,而我是一心要去新地方挖掘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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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2010 年,我帶著我相信至少能維持一年的存款,從下飛機那一刻開始調整思維,告訴自己今天開始我不是旅客了。

第一通電話打給還沒見過面只在音樂平台 streetvoice上通過訊息的朋友。他是一個獨立樂團的團長,他說在我找到房子之前,可以住在他剛搬離的家。我邊看租屋網,邊跟他聊著可以怎樣一起做表演。

那年夏天,為了安全感和多跟人說話,我走進第一家看到在聘請的咖啡廳開始打工,也在以村上春樹的書名命名的餐廳對著一百多個不知道為什麼會認識我的台灣觀眾唱了自己的歌。天天待在不同的咖啡廳,拿一堆其實不會去看的展覽和電影的文宣回家,大半夜去敦南誠品瞎逛,也在信義誠品從頭到尾看完了一本書。熱心幫忙的樂手朋友一個接著一個的介紹,各自在工作以外的時間沒有計算地一起編曲和表演。一切就如想像般,比想像中還要快地實現。

半年後我把小河岸、大河岸、legacy 從我的 wish list中劃掉。

然後呢?

幸運和意料之外的是香港的和聲工作變得頻密,令我沒有太多空檔去為在台北已迅速被滿足的目標而徬徨。做自己的演出沒有收入,時間分配上無法繼續在咖啡廳打工,租了一間十多坪的小套房,,卻也開始了港台兩邊跑的日子。

漸漸,我習慣了到 seven 解決所有問題,習慣了有禮貌的計程車司機,垃圾車的旋律,和每說一句話都用上幾個「有」字。師大附近變得沒以前有趣,一些熟悉的咖啡廳也倒閉了,誠品通常是香港的朋友來台的時候會一起去,日落前到河濱公園散步,地震就立刻看臉書確認不是自己暈眩,沒下雨的話滑我的滑板車到附近吃米粉湯雞肉飯。

還好我從小就習慣聽不懂身邊的人說的話,不管是語言還是一些笑話,不過有時候還是會想到南鑼鼓巷內那家餐廳的名字,自覺是一個「過客」。我有點後悔在北京的時候沒有很努力去融入當地的環境和認識朋友,北京的寬闊令我更覺孤立,所以到了台北我嘗試去接觸,但只能隱約地感受到那些已被我錯過的故事。到「back to spin」 繞一圈,想像傳說中的「spin」 是個什麼地方可以讓這些人一年聚一次頭然後喝成這個樣子。聽著朋友們為「地社」的倒閉不憤和惋惜甚至絕望。貼上護美麗灣的貼紙,去看以反核為主題的演出。

留學生心裡都會想家,看到什麼都會分析並嘗試用新觀點去重新理解自己的家。我們有否為我們所失去的覺得如此惋惜和痛心?有否嘗試用行動去叫別人不要碰我們心裡珍重的景物?還是一如既往的發揮過人的適應力,逆來順受?

2014 年,我被一句「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刺激了神經,立刻改機票回台北到青島路去。其後的二十多個晚上我坐在路上一邊思考,一邊觀察,同時暗地在心裡為香港作準備。到 9 月,我又買了幾次機票回到香港的馬路上,而這一次看到我兩個家的朋友互相打氣,互相關注,令我內心的距離感再度收窄,莫名感動。

面對轉變我會感到太陌生,慶幸自己有一些香港回歸前的回憶,有在奧運前的北京住過,更慶幸這幾年住了在台北。不管是自己移動,還是時間流動,環境都一直在變,懷念的風景變得豐富,轉變本來就是常態,我的心住了下來,時代也是個過客。

 

原刊於《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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