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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新加坡:從文本記錄開始促進劇場創作

2017/7/19 — 21:21

Robin Loon。張志偉攝

Robin Loon。張志偉攝

「一句到底,Center 42是個以記錄、創作和推廣新加坡劇場寫作為宗旨的中心。」新加坡Centre 42(42新劇中心)創辦人倫尚人(Robin Loon)早前來港參與專為表演藝術製作人而設的會議,筆者有機會向他了解中心的成立背景、營運概況,以至新加坡劇場有關文本發展的機遇,過程中,大家亦對照了香港劇場同樣缺乏文本發展的挑戰,一同思考兩地,以至整個華語地區未來要走的路。

聽著Robin的分享,你會感到其說話有一種科學家的精簡、幹練,幾乎都是點對點、有系統的對答,讓人覺得42新劇中心有其非常清楚的定位,「為什麼著眼記錄呢?」筆者對此十分好奇,因為劇場人一般關心創作、推廣、售票,很少談到記錄。

「為了有reference啊!」Robin有點激動,「我和另外幾位創辦人,有幸生在新加坡劇場非常蓬勃的年代-那是一個百花齊放、創作形式非常多樣的年代;可惜因為沒有紀錄,現在的人已經無從考究。現代的創作人與過去失去連結,常常虛妄地說自己是某某做法、某種實驗的第一人,我每次聽到就想投訴:『不對啊!這些事,很多年前已經有人做過』,不過只是沒有紀錄,口講無憑;沒有回顧,對創作不好,因此,記錄、創作和推廣需要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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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既為業界 也為公眾

42新劇中心是位於新加坡 Waterloo Street 的一所文化中心,2014年開幕,為有志於劇場文本創作的藝術家提供空間,並會視乎需要給予各類支援,所有在此排演的作品,在獲得創作人同意後,中心都會記錄下來,並在專屬平台上向公眾開放,而在剛開始的時候,為了處理相關版權條文,中心也摸索了好一段時間,「我們不希望擁有版權,也不以檔案賺錢-所有版權歸創作者所有,我們不過是做記錄,然後盡力保護作品不被非法挪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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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42(圖:Centre 42)

Centre 42(圖:Centre 42)

這種對記錄的執著,始於幾位創辦人合作之初發生的一件事,後來更間接促成了中心成立:2012年,標誌著第一個由新加坡人寫成的英文劇本誕生50周年,新加坡劇壇竟然幾乎無人提起,更遑論任何慶祝,結果,那年淡淡的來,最後又淡淡的去。

一直活躍於新加坡劇場,身兼編劇及戲劇顧問等角色的Robin心裏戚戚然,覺得太不對勁,於是與三位友人著手籌備戲劇節,希望能為他們共同喜愛的新加坡劇場留一個註腳,撥款申請書交到政府當局卻石沉大海,最後唯有縮小規模來辦。

無論如何,這也算是幾位劇場人對當地行業發展的一種回應:為了整個生態,創作需要紀錄。

兩個月後,政府當局邀請他們開會,表示雖然無法支持舉行戲劇節,但是轄下將有一座新落成的中心,希望邀請他們提案申請營運,Robin先是連連搖頭-場地營運可是一門既麻煩又不討好的工作,光是消防條例也可以搞上半年-後來他總算被說服了,「不識趣地」交了一份三年合共需需 320 萬坡幣(現折合約1,800萬港幣)的提案,心裏打定輸數,誰知卻被選上。

「當時政府只是想這個空間起步,沒想賺錢不賺錢的問題,這也給我們很肥腴的土壤做事。」就這樣,中心第一個三年計畫開始了。

既敘述作品內容 也描繪創作環境

42新劇中心對記錄的看法,是民主而開放的,「新加坡有官方歷史,但官方以外的歷史幾乎都被遺忘了,我們不希望這樣。」

計劃開始之初,創辦人之一的林國材(Casey Lim)逐家逐戶到訪新加坡劇團,邀請他們開放過往演出紀錄讓中心統一存檔,這個階段大約有十五個劇團答應支持,中心於是日以繼夜把演出海報、門票及其他相關紀錄電子化,並在網頁上開放給公眾,除了演出資料,他們還在每一個節目旁邊加上附註,把相關社會大事、宏觀環境加以描述,中心後來很多項目也是以這個階段的訪談為藍本。

「在這個後真相的年代,紀錄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除了記錄劇的內容,創作背景對後人理解創作也非常重要,因此,我們做檔案的時候,會盡量提供創作時代背景資料:比如《兩方各言》這個劇吧,談的是語文、方言的消失,契機是什麼呢?是政府極力推行雙語政策;1979年,政府在華人社群中宣傳英語及普通話學習,間接令方言迅速消失,我們把這個背景包含在檔案中,幫助讀者理解作品。」

記錄昔日與當下作品這浩瀚工作,幾乎由中心的四位員工和很多幹勁十足的實習生完成,「所以我們的計劃書中包括對員工的合理報酬,我們覺得這是必要」,Robin 說。

擺脫「為製作而創作」慣例 加強「上游」支援

除了記錄,文本創作本身亦是關鍵課題,本身在新加坡從事藝術創作及行政多年的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主管(戲劇)劉祺豐(Kee Hong)指出,香港與新加坡的製作生態相近,面對問題亦很類似,本地劇場同樣需要加強支援文本發展,「受到包括撥款制度及製作規模所限,兩地同業擁有的製作時間都非常壓縮,一旦劇團已有一定規模,他們則往往更難冒著風險,投放大量時間、資源創作新作。」

Kee Hong認為,42新劇中心是一個很好案例,說明文化藝術單位如何由文本創作開始,促進劇場長遠發展,「研究及開發的風險由中心來承擔,在中心的支持下,新作慢慢醞釀,直至達到一定水平,可以真正進入製作階段時,其他劇團就可視乎情況參與合作,若以生產線為例,中心身處上游位置,並為劇場創作做好準備。」

張志偉攝

張志偉攝

以中心的「The Boiler Room」培訓計劃為例,計劃強調嚴謹的作品孵化過程,參與的編劇在開始創作前,先要展開為期六個月的研究,針對特定議題蒐集資料,過程中編劇可視乎情況更改研究主題及方向,「一些團體並不允許類似事情發生,只因他們投放了資金,簽署了合約,儘管往後有更好的點子、想法,編劇亦只能根據合約內容繼續創作」,Robin慨嘆。

中心接著會舉行作品試讀,由演員及戲劇顧問等業界人士直接檢視作品並提供完善建議,編劇其後再花時間修改,以求得出「輪廓成熟」、「脈絡清晰」的劇本,然而中心焦點始終放在文本創作上,因此不會直接參與製作並將作品搬上舞台。

Kee Hong指出,「The Boiler Room」的優勢是為創作人提供充足時間、自由空間去做研究,「早在真正落筆之前,編劇已經安心按著自己步伐構思、實驗,不會受到任何劇團及其藝術總監所謂『藝術方向』的影響,必須要為製作而創作」,同時計劃配套完善,包括不同類型戲劇顧問隨時提供適切支援。

Robin及Kee Hong都同意,業界必須在速度及深度之間作出取捨,「中心願意和編劇進行對話、深入回應,為他們每個想法和構思度身訂造配合工作,同時堅持保存所有創作紀錄,讓其他編劇有機會從中參考、學習。」

空間、自由與盈利

 話題一轉,我們談到錢。「使用42新劇中心的寫作人、藝術家需要付費嗎?」我問。

「不用,而且我們會付寫作人創作費」,Robin 說,「這個創作費可能不多,也不包含製作演出需要的費用,但是很多時候,他們需要的根本不是製作費,這些他們都有辦法搞定;他們需要的是空間,是行政上的支援。前來我們空間的,很多都是獨立寫作、劇場人,他們都不想負擔搞劇團的時間和金錢;如果要藝術家同時懂得兼顧行政,那他們創作的時間就大大減少了。在這個範疇上,我們可以幫忙。」

除了藝術家不用付費,來參加活動的觀眾一樣不用付費,「我們的目標,確實是讓更多人接觸新加坡戲劇,鼓勵創作」,Robin 解釋。

這件聽下去美得像童話的事,哪有不變的道理?第一階段撥款過了,政府重整了42新劇中心的營運目標,先是把撥款減半,繼而開始要求為部份項目收費,產生盈利,甚至要求把部份空間轉變成咖啡廳。

Robin和同事都笑說沒可能,「我們所在的街上已經有四間咖啡廳,兩個food court,其中兩間咖啡廳已經倒閉了。我們再開,一來大概不會有顧客,就算有,也不過是跟街坊搶生意,搞壞關係,很不值啊!更何況咖啡廳跟我們想做的事,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撥款減半之後,我們確實需要開拓其他收入,但也要跟我們原來的理念吻合才行」,現時中心項目依然全不收費,同時鼓勵觀眾按喜好自由捐款,反應非常好,收到 50 坡幣(現折合約280港幣)的例子經常有,也是觀眾對中心投的支持票。

雖然動向未明,中心的初心卻始終未變,由始至終都著眼整個宏觀創作生態,從創作人本身的經驗出發,由下而上在各個層面作補足。嚴格來說,中心沒有改變創作人做事的方法,也沒有規範創作的題材,主要就是為彌補記錄、創作層面的不足提供恰到好處的支援。

取他人之長 補自己之短

如果香港也要發展相應的平台,必須先好好研究香港獨有的創作環境,找出相應需要彌補的不足,才能在42新劇中心的藍本上,真正創造出能夠支持本地創作的空間。

除了來港參與一次性的製作人會議,Robin亦正與Kee Hong探討42新劇中心與西九文化區進一步合作的可能,Kee Hong則希望這張合作的網可以張得更大,特別是憑藉今次會議連結更多其他與會文化藝術單位,包括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及高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等等,為整個華語地區的表演藝術發展貢獻更多。

關於「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

未來五年,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將有大量新的表演藝術中心落成,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團隊由2015年起每年舉辦「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PNMF),重點凝聚華語地區的製作人,探討文化藝術生態、製作人角色變化與發展、藝術創作與觀眾開拓等議題。

PNMF的基本理念是讓製作人作為行業的促進者,以及不同機構之間的橋樑,在亞太及周邊地區內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網絡,推動更多合作。

了解更多,可以參考:http://www.westkowloon.hk/producersnetwork

(本文為立場新聞x西九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的合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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