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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善與日常

2015/9/14 — 10:29

《Black Lagoon》片段截圖

《Black Lagoon》片段截圖

【文:張穎恒 (《Platform》文化評論誌編輯)】

少女捲入黑幫紛爭被強行擄走。無法眼看自己的勾當讓他人受罪,主角洛克一行人清剿黑幫據點。一場強弱懸殊的殺戮過後,他率先找到匿藏的少女。

那是個幽暗而狹長的更衣房,刺眼的燈光只散落在房間中央的兩人。少女的上衣鬆開,脫去胸罩,下身也只剩下內褲,只得夾著雙腿,裹身洛克給她西裝大衣內。聽到房外的騷動告終,岡島鬆一口氣,倚著身後的儲物櫃坐下,掏出香煙。

在他眼前的少女沒有慶幸獲救,也沒有經歷劫難的驚恐與悲慟,一如以往那冷徹的哲學腔調開始問起:

「你為什麼要救我?」

以上情節出自動畫《Black Lagoon》的東京篇(2006年)

全身俯卧海灘,小小的臉孔栽上拍打的波浪,如此潔白無垢的生命已經匆匆消逝,確實讓無數看見新聞照片的讀者心酸。這幀新聞照片,煽動世人憐憫及對歐洲國家收容難民不力的義憤同時,落入某些評論者的眼中,勾起的是新聞照片的反思。那就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旁觀他人之痛苦》提出的批評:一般人在訊息泛濫的社會裡,抱著猶如性窺淫癖渴求悲慟、忿慨的新聞畫面,去感受遠方的災難,卻忘記了追問畫面以外更多真實發生的事情,這些新聞照片的客觀效果到頭來只是默默讓自己磨平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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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齣叫《Black Lagoon》的動畫,講述主角洛克本來是東京的普通上班族,公海運送公司違法文件途中被傭兵船隊Black Lagoon綁架,期間受到公司背棄打算連同傭兵一併殺死,令他驀然放棄普通人的生活加入綁架他的Black Lagoon。連他計算在內Black Lagoon只有四人,主要接受不同黑幫勢力的委託任務(如運輸、偷竊違法貨品等),隨著故事發展,為人正直、富有愛心的洛克在戰鬥期間無法迴避傷害他人的決定而陷入懊惱,不斷被因幼年飽受暴力而冷酷嗜血、只信任金錢及暴力的女主角質疑,在(偽)善與惡之間掙扎徘徊。

故事後期進入東京篇,洛克接受俄羅斯黑幫委託擔任翻譯,終於回到家鄉城市,命運的安排下多次偶遇一位名叫雪緒的高中優異生發展友誼,殊不知她正是將俄羅斯黑幫請來日本的黑道頭目的女兒。雪緒只是愛讀歐洲哲學的文藝女生,不喜歡、也從不干涉黑幫事務,直到父親的死亡、俄羅斯黑幫的背叛,目睹黑幫成員為了不讓她遠離黑道而相繼犧牲,最終接受繼承黑幫的命運,卻旋即被幫內派系背叛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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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永遠無法開口的敘利亞兒童,疑似被強暴的那晚她獲得營救,但接下來近十分鐘的動畫對話,卻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質疑對繼承毫不知情的他為什麼要救她,甚至以存在主義哲學語言質疑他根本沒有在善與惡、日常與非日常選擇,一直欺瞞自我。

 

日本普及文化中善惡的想像力

早在《Black Lagoon》以前,近20年日本普及文化作品從來不乏善惡,又或者是競爭下互相傷害的主題。文化評論家宇野常寬在《零零年代的想像力》指出,日本社會90年代最明顯的轉變就是「隱蔽性」(引きこもり)的出現,脫離高速流動的社會,不想作任何決定,不與外界接觸。這個詞語形容人,就是家裡蹲、尼特族的意思。動漫裡最能代表這種形象的,就是《新世紀福音戰士》主角碇真嗣,碇真嗣一如其他外幻機械動畫一樣,從父親手上獲取得機械人,如同一夜成長獲得父性權力,負起戰鬥責任,但不同的是,他往往在艱難的決擇下,害怕作出不免傷害他人的決定,無法認同父親而多次逃避駕駛機械人,世界最終走向末日。

他認為過往評論家一直沉溺這種以世界系動畫為代表的「隱蔽社會」的想像力,但事實上零零年代初早已出現另一種新的想像力─「決斷主義」,代表的作品就是生存遊戲式的動漫、日劇及電影。

香港觀眾熟悉的日本普及文化作品中,能夠體現這轉變的,最早要數《大逃殺》電影。國家崩壞的社會裡,一群中學生學校旅行途中被集體昏迷,醒來時已經身處無人孤島,被逼參與跟同班同學互相殘殺成為唯一生還者的遊戲。類似的作品還有《Liar Game》、《欺詐獵人》等,故事內容是善惡概念相對分明的世界裡,主角被逼參與競爭,雙手不得不沾染罪惡。這些故事的特點是,抱著徒具表面上道德正義,拒絕參與競爭的人到頭來連實踐正義的機會也沒有便會失敗,主角要做的不是迴避傷害他人的決定,而是先在殘酷的規則生存,然後重新建立人際關係,改變規則尋求共融的理想。

假如要引AKB48的歌曲回應碇真嗣的困惑,那就是一首《UZA》(意即煩惱)的歌曲,幾乎全曲以第二人稱敘述的歌詞,歌曲描述的對象(觀眾自身)陷入無法表露的禁忌愛情,歌者鼓勵猶豫不前的對象,不要多考慮自己或對方的傷害,表露真情,然後勇敢承受未知的後果。其中一節是這樣的:

「即使受傷也好
即使傷害他人也好
越是真心去愛
就越察覺不到」

除了善惡相隨的生存遊戲外,「決斷主義」中善惡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絕對價值的失落,只存在不同相對價值下的善。宇野常寬在另一本著作《Little People的時代》引述的例子是平成《幪面超人》系列,從人物設定到變身方法呈現絕對的正義均不存在:奸角的消失、多名幪面超人同時出現互相爭鬥、變身成幪面超人(獲得詮釋正義的權力)並不限定特定有超能力人物(例如能搶得變身腰帶就可以變身、放不同東西進腰帶可以變不同的人物)。

香港觀眾較熟悉的日劇當中,最能演繹相對價值就是《Legal High》。面對新垣結衣主演的純真無邪的熱血助理,堺雅人主演的律師以貪婪、小氣、好色的厚顏無恥的面譜形象出現,表面上重財輕義,為求勝訴不擇手段,但在訴訟衝突裡呈現事實和價值另一面相、戳破絕對正義的虛妄。

《Black Lagoon》片段截圖

《Black Lagoon》片段截圖

 

《Black Lagoon》的偽善探討

回到《Black Lagoon》,這動畫反覆批判的偽善,就是那種欠缺現實思慮、口號式大道理的正義,但實際上正義可不是空口理論可以簡單說清楚。比起三歲失救的小童,動畫裡卻是一名拒絕獲救的少女,從冷靜詰問拯救動機、否認被無辜牽連,到被洛克反覆成年人關懷口吻的規勸,無法抑制內心交纏的憤怒與哀慟,指責他處於善惡之間搖擺不定才能說出大道理,而雪緒她自己牽繫多人的性命根本身不由己,甚至不決心認為是自己出於自己決定根本無法忍受痛苦:

「你說過想救我吧,那你就來救啊。救銀次哥、鷲峰組所有人……你根本做不到的吧。因為你並非想救我,你只是不想失去原已被你拋棄的日常生活。對我無動於衷的話,你在日本最後的回憶也消失殆盡。到頭來你根本沒有背負過甚麼,甚至對原被自己拋棄的東西還存有一絲憧憬,像你這樣子,究竟能拯救誰?就憑你這樣子,究竟可以拯救誰?告訴我……」

雪緒批判的,只看到眼前(非日常的)不幸,欠缺現實條件限制的深刻思慮,抱持自以為絕對的道德教條,不過是維護平和的日常想像。回到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批評,這種無法袖手旁觀的惻隱,可能只是自我滿足的偽善,不一定讓人切身思考他人的不幸與以實際行動幫助他人。

我認識一位筆鋒尖銳的文化評論前輩,他曾經提到香港人那偽善的程度,差不多足以讓他自絕於香港所有媒體。假如要數主流傳媒裡最偽善的口號的話,那就是所謂的「正能量」,即使是心理學本科出身如筆者也不能不深痛惡絕。正能量之說,其實是試圖將社會問題因由,轉化為受害者內在的心理學、道德的解釋,當中不用理會社會真實狀況,根源其實只是一種「天下本無事」的日常神話,實情只是容許殘忍的事情不斷發生。批評這種偽善最準確的,是剛出版新書《有沒有XXX的八卦》的網絡評論人鄭立,他在社交媒體上曾經寫道:

「失敗主義和正能量,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個不同表現方式: 認命。」

「我不喜歡現在的所謂「正能量」,不是說我們喜歡負面的東西,而是我認為,虛偽和逃避現實,並不是一種正面行為,卻正正是今天所有談「正能量」的人事的本質。」

「那些講感恩,正能量,知足的人,基本上已經腐爛到無藥可救了。這世界最沒救的是做著殘酷的事,卻自以為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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