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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大學文科比較

2017/2/21 — 13:01

背景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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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莊逸揚】

總之,我在台灣和中國的大學都學習過,我先是在台灣研修完本科及碩士課程,然後再到中國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想來,中國大學的文科教育其實相當落後於台灣,這可從幾個方面來比較得出。

首先,台灣的大學是自治機構,校長由教師選舉產生,又另有學生會,各個系所也有各自的系會,是民主台灣公民社會的縮影。中國的大學也是其社會的縮影,校長由黨委任,沒有學生會,只有共青團,各個系所都設有黨支部,每年頭等大事就是系裡的黨委書記安排學生的入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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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學校所有的事情都受黨監管,就連老師的福利及住宿也不例外,而每個學生都有自其懂事起便跟隨其身的檔案,我在入學時需填的一份資料裡,便有欄目要填寫「政治身份」,我當時真是不知如何下筆,還好有選項,於是選了「群眾」。所以,中國是不可能有學生運動的,學校也沒有任何自治組織,這也就間接使得許多該有的學術資源都變得缺乏。

因為沒有自治組織,學校只能依靠行政人員,而這些行政人員在學校也不過是混口飯吃,對於學術進步,文章發表等等事情當然不會在意,他們只會在意他們有無在法規條例或行政上有所失措,這全世界的行政人員都是如此,在這方面,如何打馬虎眼和打太極,兩岸的行政人員的手法都是如出一轍,差別只在於中國那邊的態度更不好,事情更荒謬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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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台灣因有自治風氣,行政人員會意識到自己是「服務」的,而中國的是把自己當作是為「管理」的,因此對於那些關心學術進步的教師和學生,在台灣的大學都會積極回應,而在中國則很難,套句我認識的一位中國老師所說的,「他們簡直是把你當孫子。」

這也就造成在中國的大學裡的文科教育非常落後,因為文科的研究是毫無獲利可言的,要推動其學術上的進步,只能是來自於研究者對學術追求的熱情,而在中國的大學,研究者的需求是不能直接影響行政人員去提供相關的服務,也就使得文科很難去爭取資源。

打個比方,我在中國的學校也算是前十名的,那裡圖書館關於文科的藏書,與我在台灣的學校(可算前五名)相比,連三分之一都比不上,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全是殘破不堪的舊書。又加上中國的思想控制,國外有關文科的書籍,幾乎可以用「等於沒有」來形容。

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在中國就讀的系所,其自己系裡的圖書室,就會有大量進口的書籍,老師們也會各自想辦法把國外的書「偷渡」進去,但與台灣相比,當然是杯水車薪。在台灣只要向圖書館呈上建議的購書名單,過不了幾個月,幾乎就會全部購置完成,這在中國想都不用想。而且,系裡的圖書室也沒有自己搜索系統,因此除非你是天天泡在那裡,否則你臨時想到要找什麼書,簡直就是大海撈針。不過,也是上有難題,下有解題。因此中國的同學他們房間裡的藏書量也是驚人,幾乎全都是能擺滿兩三個齊人高的書架。當然,也由於他們在實際環境中難以共享資源的關係,而造成他們網路資源的發達。

除了藏書之外,中國另外一個與台灣相比而顯得相得缺乏資源就是研討會。我在台灣唸書時,幾乎每兩個星期都會至少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但在中國則難。在台灣,所有系所的研討會、演講、讀書會等等都會公告在學校的主頁上,而在中國是沒有的,我不知道是行政人員太懶,還是系所各自不願公告於眾,總之在台灣若是要獲取跨領域的資源,是非常方便的,但在中國你會無形中被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面。

而且,文科如果沒有申請項目,老師也沒有「業績」可言,因此在台灣的大學裡的老師,都會非常積極的申請項目,項目立案了,就要做實事,因此老師會想盡辦法舉辦各種研討會,廣邀其他同業前來分享研究成果。這在中國,可能老師也想,但很難做到,因為這會大大地麻煩行政人員。行政人員自己的考量是,不願意幫老師舉辦小型研討會,因為這很繁瑣,對他們是吃力不討好,他們是想要辦一次大型的,這樣才能讓上面的人知道,足夠做門面就夠了。所以在台灣,研討會是老師的業績,在中國,研討會是行政人員的業績。

也就因此,台灣的學術交流其實是相當頻繁的,而在中國則很少,當然,我說的是文科。這也造成中國的老師不習慣學術交流,一參加大型研討會,要嘛爭吵得面紅耳赤,要嘛各說各話,他們似乎還沒有摸索出如何爭鋒相對但又禮尚往來的溝通方法。這也使得中國的研討會很容易流於表面功夫。我在台灣參加研討會發表文章,都是抱著一種「絕對不能丟臉」的心態去,但在中國,則相當鬆懈,因為事實上就算有安排評論人,評論人也不會仔細認真準備,發表人和評論人各自都心知肚明,研討會只不過是為了充充場面好拿錢的事情罷了。

除了行政上造成的不同之外,其次便是社會風氣造成的不同。

中國是個新興被壓抑的社會,台灣是個成長後而無所適從的社會,一個處在發育階段的叛逆期,一個處在成人階段的徬徨期。

我只就文科而言,中國的學術基礎其實是非常薄弱的。一些在台灣已經被當作常識的研究成果,在中國還是乏人瞭解,或者正還在被討論著。就如現在在中國還是熱呼呼的課題,「大陸新儒家」,他們想要用儒學來建構社會,來作為社會制度的正當性,這種天真的想法在台灣早就已被揚棄了幾十年,在中國卻還是被許多人煞有介事地討論,實在滑稽。就連中國的許多老師自己也看不過眼,雖然研討會上會面帶微笑地說,「你們的主張,是不是要再經過深思熟慮?」但私底下在酒桌時,就會不屑地搖手評道,「不學無術!」

中國文科的學術基礎之所以薄弱,當然跟他們過去幾十年來的政治運動大有關係,這也不用再多做解釋。其實他們也意識到這一點,我跟同學談起台灣時,只要聊到我所見到的大學者,例如許倬雲先生、余英時先生、張廣達先生、勞思光先生等等,他們都會露出一副「恨不得一睹其風采」的慨嘆。這也就使得中國的學者有種想「超英趕美」的心態,但底子裡又有「泥古不化」的限制。

打個比方,我在中國上思想討論課時,幾乎難以置信他們的上課方式,竟然是整學期就捧著一本經典在字字斟酌地閱讀。在台灣的討論課,每個星期都會有不同的二手材料,因為台灣的老師已經預設好對於經典的閱讀,是在本科已經完成的,研究所的階段,便是要接觸各家學者的解釋和觀點,好培養自己獨立的思考。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學生缺乏對文獻的掌握能力,恰恰相反的是,他們的掌握能力可能比起台灣的學生更好,因為他們比起台灣的學生,實在太過於在意對文獻的掌握,以致於他們即便到了研究所的讀書會,仍是只就一部經典讀個一年兩年,好像是西方的漢學家在教西方的學生看懂中文一樣。

可是為什麼他們對文獻如此在意呢?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缺乏接觸各家學者研究成果的機會,又想要超越其他地區的研究成果,只好返璞歸真,要從文獻直接出發,直接用文獻材料來向對手證明,「我中國的學術成果比你們還要紮實!」

當然,這樣的想法是合理的,也是好的,不過這只是傳統的讀經訓練,算不上現代的學術訓練。我想起我在台灣的老師的話,「任憑你讀文獻讀得再多再好,也頂多只能做到像錢穆先生這般。」所謂學術,就是要創造新知識,因為讀文獻在學術上的最大目的,是要培養出自己的「史識」,既是在浩瀚的書海中,看出藏在海底下的一點光亮,就是這點光亮,能把書本上文字之外的知識,提綱絜領地呈現給大家一同看一看。就像勞思光先生,用「情意我」和「德性我」來解釋道家和儒家的不同,對像我這種蠢人來說,若無勞思光先生這個提點,可能把道家和儒家的藏書看個幾十年也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其實民國時代的遺老,他們早把中國的經典翻爛讀熟,現代的學子若要自己面對經典摸索,還不如站在這些遺老的肩膀上去考察。就像錢穆先生早就在六七十年前的《國史大綱》裡,把清朝統治定義為「部族政治」,他這一提點,就是對美國新清史的研究提綱絜領的一句總綱,可惜的是中國的學子們沒有順著他這一點研究通透,倒是美國人研究通透了。

中國學者的「超英趕美」心態,還表現在急於提出某種理論大框架,或者某種思想學說,來作為「中國到底從何處來」或者「中國應該往何處去」的「理論武器」。這種宏大的心願,在台灣學者的身上是幾乎沒有的。這是因為中國想要「創造未來」,台灣想要「守護現在」,兩者的社會氛圍不同,但其實兩者對於學術的態度應該要調換。

其實文科的學術進步,要比理科還要困難,而且甚至會有倒退的現象。因為推動文科的學術進步,並不是實驗的成功,而是觀念的轉變。就像在一個迷信的社會裡,再寫出多少報告,也抵不過一個從外面來的,具有理性精神之人的一句點破。

中國學者的宏大心願固然是好的,但是由於他們本身的基礎薄弱,觀念上又深受過去政治運動的影響,對於許多事情的看法,很多都是從畸形的觀念導出無謂的理論。即使到現在,中國有許多學者,還真的相信從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是能夠「開」出超越西方民主的新局面。這簡直是還未學會走,就要學會飛。這樣的畸形觀念,與日本相比,真是落後一百多年,與民國相比,也是落後。早在一百多年前,福澤諭吉和梁啟超早就看出,傳統的思想只能當作傳統來保留,新的局面只能完全接受西方的思想。

這在台灣也已經是常識,而中國人由於他們過於膨脹及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總要從自己已經丟棄毀滅的傳統中,硬生生地拼湊出一套說是從自己傳統發展出來的新理論和新思想,這比起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更加荒謬。而中國的學者也不是不知道,只是迫於「不可描述的原因」,他們也只能噤聲,只能偷偷地慨嘆,「天下滾滾潮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至於這所謂的滾滾潮流,所指為何,你問他們,他們也只能苦笑。

目前階段,中國學者應該像百多年前的日本,埋頭苦幹去拾人牙慧,等到基礎夠了,再提出自己的見解不遲。偏偏他們想做卻做不了的,卻是台灣的學者該做而不去做的。台灣的學術基礎其實相當厚實,已經來到要提出自己見解的時候了,但由於台灣的學術環境太多條條框框,每個人都怕自己的研究被批評被奚落,導致青年學者,只敢做小題目或冷題目,最好是從來沒有人注意過的,那麼就算自己自說自話,也不會落得被數落不堪的下場。

我在台灣的一個學長,常常自豪於自己的研究發前人所未發,那麼他的研究題目是什麼呢?答案是「清代南京城八旗兵佈防」。我實在不明白他作為一個台灣人,研究這樣的題目有何意義可言?還有一個學姊,題目是「明代杭州絲綢商」,也是不知所謂。台灣現在面對的新局面,是如何對抗崛起的中國,以免自己被兩岸官商勾結促成的統一。這想當然爾地要去聯合各方國際勢力,來增加自己的籌碼,但台灣對於自己近鄰的研究,實在太少太可憐。台灣應該要提出一個宏大理論,來作為指導自己如何對抗「大中華主義」的思想根據,但目前也沒有,反而是韓國的一些學者能說出一些道理來,例如白永瑞先生的「分斷體制」。

台灣的學術因為過於厚實,而流於過於專門,其實也有好些學者想要促成大課題的共同研究,例如「東亞儒學」、「百年民國」、「數位人文」等等大項目,都是極好的,可是由於學者們受限於自己專長,總不能跨領域或跨理論地把研究成果整合起來,就像研究越南儒學的不願意下功夫學越南文,研究數位人文的不願意學習數據庫應用,等等憊懶,無法細述,總之這些大項目,也就難以為繼,總是曲終人散,然後重頭來過再想新題目。

總之,在中國的大學的文科,是基礎薄弱,又觀念畸形,是自己搞死自己。在台灣的大學的文科,是流於各方山頭各自隔絕,過於小家子氣,是自己堵死自己。

 

作者自我簡介:對於兩岸大學有些嘮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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