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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帶動的公共領域

2016/4/5 — 8:27

《十年》提出了香港市民/公民最關心的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而這種全城熱播、全民討論,某程度上形成所謂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十年》劇照)

《十年》提出了香港市民/公民最關心的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而這種全城熱播、全民討論,某程度上形成所謂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十年》劇照)

為什麼《十年》如此不完美仍然值得獲獎﹖這篇文章並不是要了為《十年》獲獎找理由,而是要提出一個每個觀眾、每個評審都應該問的藝術問題︰什麼是好的電影作品﹖什麼是好的藝術作品﹖

我覺得這不是因為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有必要作「政治表態」,或要將美學vs政治作二元對立,又或者不頒獎便怕被指「河蟹」。而是,《十年》提出了香港市民/公民最關心的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而這種全城熱播、全民討論,某程度上形成所謂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不知道除了Leonardo DiCaprio,有沒有香港電影業內的人也覺得獲獎是很重要的事情,並覺得不明白自己為何如此努力、技術高超,卻輸給一個如此amateurish的作品,因而覺得不公平。純粹作為一個觀眾,我覺得獎項不應該作為創作及製作的動機,電影製作只應該有兩個目的︰表達自我(創作)及/或商業(票房),所以電影創作人只有兩項任務︰忠於自我,以及忠於觀眾。但金像獎是一個地方的電影最高榮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並不應該只作為業內評選,而應該考慮更廣闊/更高層次的問題,例如作品在社會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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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十年》拍得有如學生習作。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在訪問中提到,他認為《十年》能入圍、獲獎,有情緒化因素,是社會效應,社會氣氛令電影産生巨大迴響,而他覺得電影未能達到某些獲獎的指標。這評論並非無道理。

而且論《十年》所提出的社會政治議題,電影故事中本身的討論也似乎頗為簡化,未能很深入、較全面地剖析問題,未能透過故事達到一個較完整、convincing的結論,只能說停留在「拋磚引玉」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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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票房是成功的,但當然純粹把票房成功等同於好電影是很有問題的做法。不過,《十年》的成功,在於票房成功的同時,引起對社會政治議題的思考及辯論。

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理論,其大意是在理想的民主社會中可以在這樣一個空間自發、自由、理性地討論公共議題,甚至形成共識,影響權威,這也有讓公民由重商主義、專制主義中解放出來的這樣一種政治功能。有人認為完美的「公共領域」始終只是理論,現實中並沒有真正出現,也有人指十八世紀歐洲沙龍那種文藝聚會有一點近似「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理論後來影響在於,讓不少人思考,有沒有可能讓現代的文化機構成為一種「公共領域」。例如在西方藝術領域,人們在討論藝術館、藝術展覽也應該成為「公共領域」,有人提出,藝術展覽要成為真正的「公共領域」,就應該展出極具爭議性的那種作品,刺激所有觀眾,讓他們參與辯論,「公共領域」的目的不是要達到和諧統一的論調,而是要不同的言論互相碰撞,所以展示的作品要極端、尖銳,要讓觀眾看了有反應,可以是憤怒,可以是其他。而巧合的是,這樣的作品往往是當權者害怕的。

從這個角度而言,黃百鳴回應《十年》獲獎時說︰「不如我拍個尖銳啲嘅題材,我就攞最佳電影,我使乜要咁畀心機去做好一部電影?以後香港電影仲點會進步?」他此話前半部分說對了,後半部分說錯了,正正是尖銳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而且,他憑什麼說尖銳的作品就不用用心拍﹖如果黃百鳴拍得出尖銳的作品引起社會迴響,我會選黃百鳴的作品為最佳電影。

所以,《十年》的成功在於,它刺中香港觀眾心中痛處,並引發了討論。爾冬陞大導演及其他電影界資深前輩,實在不應該擔心政治「綁架」電影,或者他們應該多讀讀先進的文化、政治理論,了解一下現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藝思想是怎麼一回事。

而《十年》的獎,不只是頒給創作團隊,而是頒給所有有份參與理性討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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