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受教( I )

2016/7/8 — 18:48

想起來,從開始在深水埗區出出入入,到常居在此,也有十八年了。

縱然這樣,寫深水埗的街道還真不容易呢……

自由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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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由我最喜歡引用的深水埗重建街坊——天台強哥開始。
深水埗有什麼好呢?
「自由囉!」他放下啤酒杯瞪大眼說道。
然後他數算深水埗有幾多種不同的人在生活,有學識無學識的、不同膚色的,最主要就是:「除了最有錢那些人」。
我啄磨了一 陣,推敲他的意思是:什麼人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一種「生活」,「除了最有錢那些人」。
然後,強哥、一堆街坊、一堆義工,包括我,便開始了一種「在一起」的生活。

吵架有時、開會有時、隊啤有時、抗爭有時、守護有時、抽煙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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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

這兒有許多坐在街上過日晨的大叔,各自面上的皺紋藏著一絲絲秘密,總用你不明白的眼神看著、或者不看著這個世界。當中有些,你永不可能打開他的話匣子;另一些,一但有人跟他說話,他便會急著用他幾輩子的知識,以壓倒性的音量和語氣來教訓你。

可能,在他們作為生理男性的生活裡,這種壓倒性的說話方式,便是他們經驗中唯一可以表達渴望交流的方式?

又或者,在他們作為基層男性的生活裡,這種壓倒性的說話方式,也是唯一挽回些許尊嚴感的方法?

又或者,兩者皆是?

話說有一晚,家人有事,我又收夜,要食孤獨飯。隨意走入福榮街一間夜半有特價的餐廳,燈火通明,照亮不少與我一起吃夜半孤獨飯的人。

坐下不久,兩個座位外的一位大叔,便開始時而低聲、時而高聲地自說自話,內容聽不太懂,大概是遭到某些親近之人的背叛吧。失意苦悶之人無處傾訴,在這裡,似乎也不是什麼要大驚小怪的事。店內街坊,包括我,都是自顧自低頭吃東西、看電話。至於店員,也沒有要處理的意思。

後來,有兩個打扮斯文的中年男女走入來,一坐下男的便說出去「泊好架車」。這時失意大叔忽然站起來,在我身後狹小的過道上邊走邊罵,經過我身邊時,毫不意外地傳來了濃重的酒氣。經過斯文女時,大叔不留神撞到她椅背一下。斯文女尖聲發颷,大叔表現出一副「好男不與女爭的樣子」,自顧自回到座位上。這時斯文男剛走入來,忙問何事,斯文女指著大叔道:「佢撞到我!報警啦!」

我忍不住抬頭了說一句:「 用不著吧。」

警察到。男警過去招呼大叔,女警過去招呼斯文女。
大叔遇到男警,氣勢馬上急跳十倍:「我係咁大聲架啦咁點呀!」
男警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遇到無理大叔挑釁,馬上就著火。兩句來回後,二人都雄風大發起來,越講越大聲,又完全牛頭不搭馬咀對不上話。警察增援,塞在小過道中,一人一句。我心想,學堂無教他們這樣只會挑釁對方嗎?男警一多,大叔一緊張,說話越發不收斂,越講越嚴重:「拉我番差館呀笨!」
斯文女充滿鄙視地向警察嚷嚷:「拉佢番差館啦!搗亂!」
我看此女一副自以為敢言的正義使者模樣便吃不消,筷子一放便高聲回道:「大家都是街坊,你用不著這樣黑心吧!」
斯文女彷彿這才意識到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她做的事,這才收了口。

這類大叔,可能被警察抓也不怕,我只是擔心他一次過得罪了那麼多警察,去到吃幾拳也說不定。以前認識一個重建義工,幫個重建區街坊搬屋,過程中與警察口角了兩句,無端端被告襲警,去到差館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悶吃了幾腳,幸好後來遇到少有的講道理法官,才得無罪開釋。那晚還是我們成群街坊義工一起去差館報案室,燈火通明地坐了一晚要人,律師也找了,那義工也還是悶吃了幾腳,這回落單的基層大叔,不是太安全吧。

我正猶豫著,若開口幫忙是會火上加油令他後果更嚴重還是怎樣,不料,坐在大叔與我中間另一位正在吃麵的白頭大叔,卻出手了。白頭大叔一手拉著失意大叔扮熟,一手拎著自己的啤酒說:「唉,有什麼好吵呢?別吵了別吵了,去差館有什麼好呢?有什麼不高興,坐下我陪你飲!我請!來!」一邊又轉過頭去安撫那些男警的情緒:「無事無事,心情唔好飲多咗啫,別認真別認真……」。我幾乎想擁抱這位白頭大叔了,可惜失意大叔似乎是受了驚,反射動作地大聲說話,我便好聲好氣對後排的差人加把口:「唉呀你們這麼多人圍著他,他一緊張不就更失控囉…剛才你們來之前他也只是飲多左,大聲自言自語啫……咁小事無謂返差館啦,無端端又多左嘢做……」

如是,白頭大叔和我一前一後,一個盡量安撫失意大叔,一個盡量按撫那些男警的情緒。無奈,前排男警雄風一發不可收拾,而失意大叔呢,我想他意識到該害怕了,開始大聲但斷續地說話,有時更好似說不出話。結果呢,失意大叔還是被戴上手銬帶走了。白頭大叔白忙了一番,和我相視苦笑了一下,也只可以,坐下繼續吃飯,也再無話。

可是,剩下那四份一碗麵,已不再是孤獨飯了,一味擔心,一味厭惡,一味無力感,一味感恩 ,一味萍水相逢但相知的默契……相比之下,味精麵變得無味了……

元州街的卡秋莎和拉娜們

那時我不住在深水埗。

我第一次在深水埗仔細地遊走,是因為碩士論文的研究題目,是有關深水埗元州街上,街頭性工作者的生活文化和氛圍。

那是1997-99年。

香港主權移交,亞洲金融風暴。而性工作者,不變地被主流社會當作「類似人的人」;而深水埗的元州街、青山道、桂林街一帶,仍舊是街頭性工作者(俗稱「企街」)的開工熱點。我唸的是人類學,除了正式的訪問,更講求參與式研究和仔細的地方觀察。我的膽又沒有大到直接去參與開工來做研究,所以只能經常流連,在她們沒有客人時坐在樓梯口閑聊。當然,開工以外,警察無端的羞辱、滋擾,路人與樓上住客(尤其是女性)的鄙視,都要一併接受。

那時真是不懂做訪問,一開口就問人家「為何進入這一行」。當時不明白,對於被深刻社會污名困擾著的她們來說,這問題無異於一把銳利的劍。結果,我迫得幾乎人人都得將自己一生人都吐出來。那時我又白痴得很,聽不懂,以為她們答非所問,只是也不好意思打斷,就由得她們一直說一直說。

後來在聽著錄音帶打出逐字稿的時,我才忽然聽懂了。

她們是在回答我,不過不是用我期待的方式。

她們深明主流社會對自己的痛恨,又不知我帶著何種觀點看她們,於是,都不自覺地,想用過程代替身份標籤,來獲得我這陌生人的一點理解和認同。我真蠢,自己寫小說何嘗不是常在做「用過程來代替身份標籤」這動作?

受訪者在1997年均已四十多歲,換言之,在她們17-21歲開始在「大場」(舞廳)做小姐時是1970年代尾聲。那仍是全球資本都稱許香港工人(尤其是女工)「價廉物美」的年代。大家若細看深水埗唐樓的唐二樓外牆,也不難發現,有好些當年作為山寨廠的廠名遺蹟。當時的女工,只要不對被剝削或無限重覆的工序感到太不安,養家應該是沒問題的。事實上,當年不少人家中,哥哥弟弟得以上大學,都是靠母親或姐妹死做爛做而來。只因,深信男人才能成大器,而女人在這過程中必須犧牲。

可是,對一個花樣年華,又兼有一點點反叛意識的女孩子來說,她要如何說服自己,做人非這樣不可呢?為何出身貧賤便非得做牛做馬呢?於是,她們會聯群結隊流連在家屋以外的地方玩,以她們的說話,便是:「去威」。只可惜,這一點點反叛的火花,還未有機會接合上對性別和階級的社會認識,她們便已被另一些人盯上了。

這些人提供另一些收入可觀,又聲稱「可玩樂」的工作。當然,很快她們便發現:勞動者受制於老闆,女性受制於男性這些最主流的社會邏輯,在歡場裡,一應俱存,而且實踐得更加嚴厲。故而,在性道德上,她們被訓練成我意想不到的保守。作為性方面的勞動者,她們同樣面對無限重覆的工作,而且除了體力還要陪酒陪到嘔,又要進行不斷猜測如何迎合人意的情感勞動。只是,這時,已難以抽身。同時,由於家中並不富有,她們也必須養活自己或提供家用。隨著年齡增長,若不是很懂得操弄別人的女子,或有幸「上岸」的人,便會在這性行業中逐層下降。

「貪慕虛榮,自食其果」?或許吧。只是「貪慕虛榮」通常不會用來形容,可以家中有錢供其「貪慕虛榮」的人。

離開深水埗回到大學的路上,心裡總有種據說是搞人類學的人常有的疲勞感。坐在火車廂中看著不斷飛逝的風景,有時腦海裡會飄過一些我彷彿認識的人:《復活》的卡秋莎、《罪與罰》的蘇尼雅、《齊瓦哥醫生》的拉娜、《茶花女》的瑪格麗特、《悲慘世界》的芳婷、《霍小玉傳》的霍小玉、《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新約》中被帶到耶穌面前的所謂有性罪行的女子……

雖然,很可惜,沒有一個人物是由女子所書寫的。

為何主要想起卡秋莎和拉娜?可能因為她們二人,都具備某種驕傲,以及在性事上「出軌」時,都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模糊狀態……

(待續)

(原文刊於「我街道我書寫」網站,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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