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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天我們會飛》黃修平、陳心遙 — 留住香港 記住初衷

2015/11/10 — 12:01

漆黑的戲院裡,不停傳來「開紙巾袋」的聲音。

《哪一天我們會飛》上映幾天,很多觀眾離場後都高呼「好感動」。

感動,因為銀幕上映的,是一個關乎記憶與遺忘的個人成長故事 — 余鳳芝和彭盛華長大後變得面目模糊,遺忘青春時代的沖天大志;直至記起中學好友蘇博文,兩夫婦才重拾初衷,回復笑臉,再次翱翔。看著主角,觀眾們就想起自己和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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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細心的人又會發現,導演黃修平和監製陳心遙想表達的,似乎不止於此。電影裡追憶的既是個人的青春回憶,又是集體的黃金年代。九七、啟德、玫瑰園、四大天王等時代符號,穿插其中,若隱若現,對照當下一片暗啞灰敗,訊息突出。電影以航拍穿梭城市的片段作開端,又以鳥瞰維港的畫面作終結,直接講明:故事的主人翁不僅是余鳳芝、彭盛華、蘇博文,還有萬千香港人,以及香港。

銀幕上映的,也是一個關乎記憶與遺忘的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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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畫面

《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畫面

因此這次跟《哪一天我們會飛》導演黃修平、監製兼編劇陳心遙傾談,我們嘗試少講個人,多談集體;少講英仁,多談香港。

「我們唔可以唔記得條根。」陳心遙好喜歡用「根」來比喻。「條根一斷,就無架喇。」

「你問我呢,九七前我其實唔識驚九七。驚咩啫?無可能回歸之後第二日講六四會畀人掌嘴呀?」黃修平曾經以為,「記憶」是理所當然的。「但一些我以為匪夷所思的事,原來真的會發生的。」

近年社會興起一股「擺低過去」的論述,於是老樹問斬了,郵筒消滅了。「成日有人話畀我哋聽:你放低九七前的過去啦,我哋努力面對光明的將來啦!」陳心遙極度抗拒這說法。「我正正要擁抱過去。我要面對將來,就要好誠實地面對過去。」

「我哋成套戲就係講,毋忘初衷。」黃修平一句總結。

《哪一天我們會飛》其實是一個關於「初衷」的香港故事。

*  *  *

「咁大個仔都無試過有呢種感覺」

黃修平的電影有種特色:它的命題,又或被加諸的標籤,總是(似乎)相當老套。

《狂舞派》是「夢想」,是「熱血」,是「青春」;新作《哪一天我們會飛》,則是「夢想」、「成長」……還有「初衷」。

所謂老套,意思是這些詞彙大家早已掛在口邊,講到爛。

《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劇照

《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劇照

「初衷」是個好例子。有一段時間,由中年怒漢到慘綠青年,由大學教授到販夫走卒,人人都嚷著要「毋忘初衷」。好了好了,那什麼是「初衷」?又沒有多少人說得清。

因此訪問當日,當黃修平提到「我哋成套戲就係講毋忘初衷」,記者其實有點不以為然 — 點解要記得初衷先?

黃修平還是由「個人」 — 即是他自己 — 開始說起。「咁大個仔都無試過有好強烈的呢種感覺,無人話到畀你聽未來係點。」他說,這兩年置身香港,感覺非常迷惘。他甚至有種錯覺,以為自己剛步入青春期。「突然之間見到成人的世界,好迷惘,見到啲嘢原來咁複雜,摸唔清人心。」

譬如說,近年香港社會躁動撕裂,黃修平發現自己有些以往認識而又志趣相投的朋友,現在竟在社交媒體上自發地、滿腔犬儒地怨罵社會上的抗爭者。「點解可以對一些我認為係大是大非的事,有咁唔同的睇法?難道你真的相信?」他滿腦問號。又例如,因為《狂舞派》的成功,這位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認識了一些最最最建制的政府官員,跟他們甚至身處同一個 WhatsApp 群組。看到他們對社會時事的取態,他也大惑不解。

「真的很影響情緒。最纏繞、最唔開心的,就係人心的摸唔透。」

黃修平自言幸運,起碼兩年前《狂舞派》誕生的時候,香港時勢「差得來未算最差」。因此,一句「為了夢想你可以去到幾盡」,尚能振奮人心。因此,他的電影才能大獲成功。

之後呢?「真係一年比一年差。」再之後?「屌!咁都得架?即係,撐七警係一件痴撚線的事。」談到香港現狀,向來溫文的黃修平也憋不住爆了句粗。

百感交集的他呷口咖啡,定一定神,繼續說:「呢個係我四十歲來的青春期。我都希望,好似所有青春期一樣,有睇通、過去的一天。」語氣跟咖啡一樣苦澀。

黃修平

黃修平

*  *  *

「把你的心志寄情於電影吧」

毫無疑問,黃修平的鬱悶,正好折射出香港人的集體情緒。尤其是對社會事情著緊、稍有思考的一群,近年都碰上了一模一樣的青春期:人心難測,世事難料,心情難過。提起未來,人人都成了少年維特,有煩惱。

「近年的心態是,好吖,可以不枉此生,見證一個大時代。真係一個大時代,唔係九二年韋家輝入面的《大時代》,而是現兜兜在你面前,一個唔知邁向光明定黑暗的,大時代。」陳心遙如是想。

《哪一天我們會飛》拍攝期間,香港正值大時代。去年七月,黃修平在開拍電影前,在《蘋果日報》的專欄如是預告:

我執導的電影《愛的根源》還有不到一個月就開鏡,幾日前我跟監製說:「電影拍攝之時,好有可能就是社會最動盪之時,但是因為要拍戲我們亦只能置身事外。」

— 黃修平,《願無盡: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蘋果日報》,21-7-2014

「那你就把你的心志寄情於電影吧。」陳心遙當時回應。

所以毫無疑問,《哪一天》正是時代產物。

而他倆的想法是,要在灰茫一片的大時代裡尋找出路,首先要老老實實,回望過去。

*  *  *

《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劇照

《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劇照

無可否認 昔日香港比較美好

黃修平和陳心遙相識於中大體育堂,一個讀藝術,一個讀人類學。相識之時他倆是滿腔熱誠的年輕人,而如今兩人都踏入四十大關,步近中年。於是就如許多中年人一樣,他們開始緬懷昔日的美好,順理成章地。

「無辦法,真係覺得以前幾好。」

黃修平承認,這種回望有時出於感性上的一廂情願,「每個人都覺得以前好啲,回憶總是美好的。」但他又強調,就算用理性分析,也不難看出昔日的香港真的比較美好。例如,他近日看了《我的少女時代》,最感慨的,是九十年代台灣的年青人追捧的流行文化,全為香港製造。「而家調返轉,時移世易,哈哈哈。所以……係囉就係咁。」他一臉苦笑。

《哪一天我們會飛》也滿是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符號。不是刻意加插,而是當年他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緬懷過去是人之常情,但香港人品性矛盾,有時沉迷懷緬,認定新不如舊;但有時又熱衷把「放低過去,面向將來」掛在口邊。「香港人好容易咁的,『你失戀呀?放低過去,面向將來,識個新男仔啦!』『你份工做得唔開心,比老闆炒咗?放低過去啦,我們面向將來啦!』我好唔鍾意咁。」陳心遙說。

偏偏這風氣卻在香港社會蔓延,甚至成為主流論述。每天翻開報章,我們都聽到當權者呼籲人民,要「去殖民化」,要洗刷歷史(如六七警隊暴動史),要擁抱將來。「佢哋係咁話畀我哋聽喎,『你放低九七前的過去啦,我哋努力面對光明的將來。』」陳心遙沒好氣地覆述。

彷彿要捨棄昔日光輝,才能換取將來輝煌。

「社會上有人會用呢種咁的論點,去批判成日覺得九七前好啲的人,『梗係唔係啦,各有各啦!』」黃修平則呼籲那些人,「唔好咁唔面對現實,你真係拎啲 fact 出來比較下。」

承認過去 才能面向將來

陳心遙開始把 fact 羅列出來。

陳心遙

陳心遙

在他眼中,現在五、六十歲的一代香港人,確實經歷過香港最灰暗最恐怖的時代,「通街都係貪污,通街都係賊匪,又制水。」但到他們這代人出生、成長之後,「正正係英國管治之下比較文明的年代,有廉租屋有廉政公署、地鐵通車,所有嘢都向好的方向發展。」

所以事實就是,他們所經歷的,正是香港最美好的年代。

身為編劇,陳心遙認為《哪一天》的故事正是對「放低過去,面向將來」論述的一次抗議。「我正正要擁抱過去。我要面對將來,就要好誠實咁面對過去。」

就像電影裡面的余鳳芝,她的回憶裡面不能沒有了蘇博文 — 一個曾為她帶來希冀和美好日子的男生。唯有敢於觸碰過去,尋回初衷,才有勇氣邁向將來,重新起飛。

「我們唔可以遺忘,我們要切切實實咁面對。」

余鳳芝是香港人的寫照,陳心遙說。

《哪一天我們會飛》劇照 余鳳芝

《哪一天我們會飛》劇照 余鳳芝

*  *  *

「有人想剪斷我哋條根」

以前,黃修平從不認為「毋忘初衷」有多重要。

因為在他看來,只要歷史有發生過的,就會理所當然地刻在每個人的心裡。像六四,當權者可以塗脂抹粉,但理應很難阻止人們繼續傳講。「你問我呢,我其實唔識驚九七,在九七之前。驚咩啫?你夠膽咪殺哂呢度所有人。無可能回歸之後第二日,講六四會畀人掌嘴呀?」

十八年過去,他卻逐漸猶豫。「一啲我以為匪夷所思的事,原來真係會發生的。」

正發生的擺在眼前:許多人都開始遺忘,甚至是,被遺忘了。

訪問裡,陳心遙很喜歡用「根」來比喻初衷。「我們唔好唔記得條根。只要唔好斷,就會有希望。普選爭一百年都唔緊要,土地供應多一百年都唔緊要,無樓住都唔緊要,但個根唔可以斷。」他語重心長。「斷咗,就無架喇。」

西區般咸道一棵百年石牆榕樹上月於暴雨下倒塌,導致行人受傷。政府昨晚石牆裂縫增加、有即時危險為由,砍下同址另外四棵細葉榕。

西區般咸道一棵百年石牆榕樹上月於暴雨下倒塌,導致行人受傷。政府昨晚石牆裂縫增加、有即時危險為由,砍下同址另外四棵細葉榕。

香港人的根是什麼呢?可以是有關六四的歷史傷痕記憶,也可以是更更更基本的 — 例如語言。

在拍港產片以外,陳心遙間中有參與填詞。他的作品,無論是歌詞還是電影,基本上是粵語為主。亦因如此,他特別害怕有天香港人的「根」會消失,香港人不再是香港人。「我個心裡面一個好黑暗的恐懼就是,(這些作品)會唔會三十年後無人識睇?會唔會三十年後無人知係講乜春呢?」他嘆一口氣。「我唔想佢斷。」

「你睇到有些人係剪緊斷嘛。」「係好想剪斷添呀,仲要係。」黃修平與陳心遙異口同聲。

對香港人來說,「初衷」重要,「根源」重要,「記憶」重要,因為有外來力量正嘗試把這一切,通通抹煞。

*  *  *

就如飛行 初衷本應簡單

於是,電影裡兩人用上了不同方法,去告訴觀眾初衷之可貴,以及遺失初衷之荒謬。

就以飛行為例。黃修平有次到中學出席講座,看見該校正辦一個飛行的展覽,主角是「國家送出的吹氣火箭」。「對於學生來講,佢睇住一枝咁的火箭,學到啲咩呢?」他當然感到非常荒謬。

這卻是社會常態。早幾年,全港彌漫著一股火箭熱,學校裡盡是歌頌火箭科技的美麗壁報版,小學生們也(在大人慫恿下)立志成為太空人。

很奇怪,主流社會向下一代灌輸航天科技的偉大,卻從不教導飛行的初衷是什麼。

圖片來源:《差一點我們會飛》MV 截圖

圖片來源:《差一點我們會飛》MV 截圖

飛行的初衷,「就是一片紙乘著氣流飛翔。」黃修平解說。於是,他決意把這一幕放進電影裡面。長大成人的余鳳芝回到母校,看到師弟妹木無表情地製作「火箭壁報版」,便靈機一觸,帶著他們,每人手執一片紙、一塊紙板,在禮堂裡重新學習飛行,體驗飛行。

飛行本來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

初衷本來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

「嗰一場對我來講好重要,雖然它相對來講無草地,無好靚的畫面,只有好肉酸的壁報板,但就講到點樣從呢舊爛鬼火箭,講返比大家聽,飛行的初衷。」黃修平說。

*  *  *

香港現況:「土地問題」、「特首太超然」

黃修平是說到做到的人。

為了體驗飛翔,去年他甚至試過於加拿大在專人指導下玩滑翔機 — 即是戲裡蘇博文在草地上試飛那種。因為飛行,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

「夢想係咩呢?一定係溫飽以外,你仍然有一些無用的追求。」他解釋。「人活在世上匆匆幾廿年如果只是溫飽就算,咁有咩意思先?」換個說法,如果「生存」的目的就是「生存」,這個循環究竟有何意義?

老實講,這顯淺的道理,五歲小孩也知道。不過對於新一代香港人來說,談初衷,講夢想,談何容易呢?《哪一天我們會飛》有句對白甚至講明,「香港唔係一個追夢的地方」。

「簡單啲講,樓太貴、土地問題。同埋,特首太超然。」這是黃修平眼中的香港。

「香港的制度令到你勞碌一生,為咗溫飽都佔咗九成半時間,剩低半成精力同時間都不如瞓覺好過。」因此,黃修平才在電影裡加插對白,狠狠刺一刀:「香港唔係一個追求夢想的地方」。

這多少呼應了近年許多人對這城的看法:香港太小,不適合在此發展。如果要追夢,不如去別的地方吧。陳心遙卻不同意。「香港人口唔係少,香港的地方唔係細,只係這十幾年來,香港人的精力、時間、青春、心機都放哂去『住』嗰度。」換句話說,如果香港人不是被「樓」所困,回溯初衷,追求自己想做的事,這個香港理應很美好。

起碼比現在美好一點。

「香港唔需要用『無地方住』的恐懼來驅動人去工作,唔駛咁樣嘛?仲有好多嘢可以推動人去工作的。」陳心遙不忿氣。

可以推動人發奮的,例如夢想,例如初衷。

*  *  *

《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劇照

《哪一天我們會飛》電影劇照

真正的本土 在於情緒

聽得出,無論是黃修平還是陳心遙,都是對香港非常著緊的人。用近年最流行的說法就是:他倆很本土。

他倆的電影也很本土。兩年前《狂舞派》上映,外界很快就把「本土」的標籤貼了上去。當時黃修平其實有點不以為然,因為在他眼中,《狂舞派》在戲劇層面的核心其實沒有太多本土的元素。所謂「本土」,其實只體現在戲中的場景 — 例如是九龍城的豆腐店、紅磡的隧道、屋邨的平台、工廈的天台,等等。

這一次呢?「好誠實咁講,今次的本土比上次更加自覺。我覺得呢套戲比《狂舞派》更加本土。」黃修平說。

例如是片末的獅子山下?陳心遙卻搖搖頭。「唔係特登諗一個我要拍到獅子山的地方去放架飛機,而係搵到個靚的地方,咁啱又見到獅子山。」反正都在了,又具標誌性,當然拍下去,一切都是順理成章。「係獅子山呼喚我哋的。」黃修平半開玩笑說。

或者我們應這樣理解:真正的「本土」,從不是這些挑動記憶,甚至用以引起話題的符號,而是深藏在電影裡頭、揮之不去的情緒。

當下的鬱悶、昔日的精彩;成年人的無語、年輕人的活潑……盡在不言中。

去年七月,黃修平在同一篇專欄文章的結尾這樣寫道:

還是那句:「社會水深火熱,創作更顯得重要。」創作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可功能性地改變社會甚麼,而是因為……我不好再說了,大銀幕上見吧!

— 黃修平,《願無盡: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蘋果日報》,21-7-2014

「這是我同監製編劇,作為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幾年的人,到今時今日香港面對這樣處境的,一種回應。」如今,黃修平這樣總結。

或如陳心遙所說,身處如此時代,面對如此香港,「點會唔本土啫?邊有可能唔本土啫?」

要把本土的故事繼續說下去,我們當記住初衷。

《哪一天我們會飛》

《哪一天我們會飛》

文/亞裹
影像/王偉健
場地提供/E-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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