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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青春 問香港 — 麥曦茵、《十年》眾導演

2016/2/15 — 11:00

導演麥曦茵:「我的電影所呈現的青春是一種病。」

導演麥曦茵:「我的電影所呈現的青春是一種病。」

香港社會很奇怪。這裡不太歡迎發問。尤其當你向「正常」、「主流」的說法提出質疑,所受的阻力特別強大。

年輕人對此感受甚深。香港的後生仔自小被灌輸一套「人生的意義」:要讀好書,考好試,搵好工,做好人,最後死去。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不按照這套方程式做人的,又如何?大家卻很少有機會發問。甚至乎,你一問,便立即會被標籤為偏離正道、不事生產的「廢青」。

廢青、廢青、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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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曦茵卻深信有為後生仔發問的必要。這位電影導演及編劇入行十年,一直以來的作品 — 由描述一班中五生站在成長關口的《烈日當空》,到勾勒七個年輕人之間難以言詮關係的《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全部事關青春。但有別於社會有將青春「夢幻化」的傾向,麥曦茵筆下的青年卻個個都躁動不安,陷於尋找自我身分的悵惘。「我的電影所呈現的青春是一種病。」

但在麥曦茵眼中,這種名為「青春」的病不一定負面,更是必然。因此最重要的絕非否定這些青年的存在,而是思考、提問。「我的作品就是不停提問,究竟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可以做什麼,又在為什麼而傷心?」她在電影裡將「廢青」命名為 common losers,重點在於common。「就是普通如你和我,普通如他或她,大家都可以勇敢說愛,但是我們又因什麼而不確定呢?這就是我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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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麥曦茵致力抓住年輕人成長時的不確定性,又甚至是他們做過的蠢事,忠實呈現,從而發問。「那些蠢事、違反社會標準的過程,其實就是我們誤解了『青春』的地方。」

《十年 — 冬蟬》黃飛鵬

《十年 — 冬蟬》黃飛鵬

麥曦茵發問,為的是質疑主流對「青春」的標籤;《十年》導演發問,目的卻更為直接:要喚起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想像。

十年後的香港,會是哪個模樣?

《十年》由五齣以想像十年後香港為題的短片組成,就著國安法、保育、廣東話存廢、港獨、洗腦等話題提出詰問,上映以來於社會引起巨大迴響,甚至被《環球時報》點名抨撃為「思想病毒」。《冬蟬》一片導演黃飛鵬反撃這種批評稱,電影的本質就是虛構,本來就盛載無窮想像、以至發問的空間。「當想像和現實有吻合的地方,會不會反過來說,是現實出了事,而不是想像出了事?」

換言之,究竟是為社會發問的人有毛病?還是因為社會有毛病,他們的發問才能深入民心?

《十年 — 方言》導演歐文傑

《十年 — 方言》導演歐文傑

《方言》導演歐文傑則一直從事商業電影製作。他形容拍主流電影永遠要跟著 formula,難以表達自己。相反,這一次拍《十年》卻儼如一道出口,讓他得以就自己最肉緊的語言現象,發出提問:究竟十年後,香港會否已在講普通話?廣東話會否被邊緣化?「(語言)到最後就是你的根,我們透過語言去傳承,去交代,這牽涉到你的話語權。」這個話語權,似乎已在失去。

更直接呈現香港人對未來的恐懼的,當屬《自焚者》一段。片中的香港,廿三條已立法,抗爭者唯有用盡絕食、自焚等方式,重奪香港未來。在導演周冠威心目中,用電影去發問乃理所當然。「好多人話《十年》好有勇氣,其實我聽到不是開心,而是心悒,我在香港合法拍電影,竟然全世界話我好有勇氣。」

《十年 — 自焚者》導演周冠威:「我在香港合法拍電影,竟然全世界話我好有勇氣。」

《十年 — 自焚者》導演周冠威:「我在香港合法拍電影,竟然全世界話我好有勇氣。」

電影因觸及港獨等議題而大受非議,周冠威回應此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想通過港獨這個敏感的字眼,去刺激觀眾獨立思考。」他深信,唯有發問、思考、行動,才能達至一個真正公義、幸福的社會。

《十年》大獲好評,作為獨立電影,票房卻衝破六百萬元。策劃人伍嘉良則形容,這齣電影不過是回復電影創作根本的一場實驗,「由創作者問一些他們自己本身好關注的議題,然後用電影、坦白和良心去回應。」

發問,本來就是電影的基本任務。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我的夢工場》第三集【十年的電影印記】將於 2 月 16 日(星期二)晚上 7 時,在亞洲電視本港台及港台電視31播映;港台網站 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十年 — 本地蛋》導演伍嘉良

《十年 — 本地蛋》導演伍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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