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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是生命的底色 — 寫在阿巴度逝世五周年

2019/1/23 — 12:22

正在指揮樂團的阿巴度

正在指揮樂團的阿巴度

2003年上映的紀錄片《傾聽寂靜》(Hearing the Silence)中,著名指揮家克勞迪奧·阿巴度(Claudio Abbado)在那間風光寧靜的瑞士山間小木屋中,講起德國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故事。

「人們都說他(荷爾德林)瘋了,但在我看來,只是沒有人能夠理解他罷了。」在阿巴度眼中,這位在世時曾飽受世人非議、直到逝世百年後才重又被人記起的偉大德語詩人,不斷借由文字來表達對於「純粹」(purity)的嚮往,而詩人對於所謂真實與純淨的執著探求,又何嘗不是戳中了這位意大利音樂家的心事?

轉眼,阿巴度離開我們已經五年了。五年間,不斷有樂迷、樂評或音樂同行撰寫的回憶文字見諸報端,唱片公司亦不時再版他過往的精彩錄音,每年夏天的琉森音樂節(Lucerne Festival)更是少不了因懷念他而從世界各地來到瑞士湖畔的樂迷。這位出生在1930年代、親歷二十世紀諸多轉折與遷變的藝術家,不單因為「卡拉揚的接班人」、柏林愛樂音樂總監、琉森音樂節總監以及馬勒青年交響樂團創辦人等等頭銜而被人銘記,還因為他終其一生對於音樂的愛與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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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沒有『小我』的人。」馬勒室內樂團長號首席Mark Templeton如是說。

阿巴度不喜歡被稱作「大師」(Maestro),更願意聽到樂團樂手與合作的音樂家(不論輩分),親切地叫他克勞迪奧;他在排練的時候不太喜歡講話(「我與音樂家的溝通並不需要借助語言」),也不喜歡過多的規矩與絕對的權威(與他在柏林愛樂樂團的前任卡拉揚形成鮮明的反差),更樂意用眼神、用手勢而非命令式的言辭與身邊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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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度

阿巴度

「他常常希望我們在排練和演出的時候彼此聆聽。」  不止一位來自柏林愛樂或是琉森音樂節管弦樂團的演奏家曾在訪問中提及阿巴度的這個習慣。通常,在室內樂演奏中,不同聲部的樂手如果想要配合默契,必得互相聆聽,方知進退與強弱;對於阿巴度而言,管弦樂團不論演奏莫扎特小巧迷人的鋼琴協奏曲抑或馬勒那些動輒百多人參與的龐大交響曲,同樣需要聲部之間、樂手之間的彼此聆聽,絕非由指揮一人自作主張。

知名學者李歐梵曾在《弦外之音》一書中回憶自己親赴琉森音樂節欣賞阿巴度指揮馬勒交響曲的景象。自從三十二歲那年獲得卡拉揚邀請,在薩爾茲堡音樂節上演出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而一舉成名後,馬勒交響曲便成為阿巴度常演常新的保留曲目,也幾乎成為他音樂成就中最重要的一塊拼圖。李歐梵在文中提及,柏林愛樂樂手與阿巴度排練時,每每不知該如何是好,因為這位寡言隨和、英語得並不算好的意大利指揮幾乎從不給出明確的指令,而是什麼都可以「試試看」。起初,過分寬鬆的環境令到一些習慣了卡拉揚式「暴君」風格的樂手感到無所適從;後來,這般隨性的指揮方法竟成為阿巴度與眾不同的風格,甚至更能激發出樂手的創意與靈感。不信,你去聽他與柏林愛樂以及琉森音樂節管弦樂團合作的馬勒交響曲現場錄音,尤其是他在胃癌手術之後複出指揮的那幾場馬勒音樂會,升天入地,宛若神啟,至今仍是樂迷津津樂道的傳奇版本。

當我回看那些音樂會的錄像片段,總是忍不住像很多阿巴度的樂迷那樣,驚歎於他左手的魅力。曾經擔任阿巴度助理指揮的丹尼爾·哈丁(Daniel Harding)認為那是他見過的「最美的左手」,而美國女高音芭芭拉·邦尼(Barbara Booney)曾在2010年應著名古典音樂雜誌《留聲機》之邀,與數位音樂家一道,以阿巴度朋友與密切合作者的身份向這位知名指揮家提問。邦尼問的是:「你是如何運用那雙美麗的手,在空中劃出弧線呢?」 阿巴度的答案更是精彩:「因為當我們一同演出的時候,我總是想像著我和芭芭拉一起在空中飛翔呢。」 我幾乎可以想到芭芭拉聽到這句話後既羞赧又驚喜的表情。暖心好聽的話從來在精不在多,尤其是從阿巴度這樣寡言低調的人口中說出來,更是「殺傷力」十足。

阿巴度1999年指揮柏林愛樂演出

阿巴度1999年指揮柏林愛樂演出

與其說阿巴度情商高、總能說出好聽悅耳的話來,倒不如說他每每習慣於對他人釋出善意:他享受與芭芭拉一同在樂音中飛翔;他手術後複出的第一場排練時,忍不住對樂手說「你們真是治癒我的良藥」;甚至與個性十足的法國鋼琴家格里莫(Hélène Grimaud)合作灌錄莫紮特鋼琴協奏曲的時候,兩人對於第一樂章華彩段落的處理意見不合而最終取消合作,阿巴度也表現得相當克制得體,還在錄音結束後與格里莫一起吃冰激淩……

難怪阿巴度逝世的消息傳出之後,眾多音樂同行——不論與他同時代的巴倫博伊姆和波裡尼,抑或哈丁、杜達美和王羽佳等後輩——都毫不掩飾對他的懷念,甚至連當年與他決絕分手的知名小提琴家「冰美人」穆洛娃(Viktoria Mullova)也專程趕來米蘭送別曾經的愛人。在從不缺乏八卦、指責、非議乃至嫉妒的古典樂壇,這位溫和謙虛的意大利人竟然沒有敵人。

按照阿巴度的好友、演員甘茲(Bruno Ganz)的說法,這位出生在米蘭藝術世家的音樂家,骨子裡既有南歐人的樂觀與爽朗,也有意大利人少見的含蓄和克制。他出生在音樂世家,父親是小提琴家以及威爾第音樂學院教授,母親是一位出色的鋼琴家。當阿巴度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已經有機會出入享負盛名的斯卡拉劇院,觀賞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以及庫貝利克等指揮大師的排練。他後來在訪談中回憶,稱自己並不喜歡托斯卡尼尼對待樂手嚴厲到近乎刻薄的態度,反而對溫和的富特文格勒十分傾心。而直到他聽到同鄉指揮家瓜尼埃里(Antonio Guarnieri)指揮的德彪西作品《夜曲》,他決意成為一名指揮。十五歲那年,阿巴度遇見伯恩斯坦,後者對他說:「你有一雙指揮家的眼睛。」

可是,這位生了一雙「指揮家眼睛」的意大利人,事業起步的那些年,並不算順利。十七歲那年,他考入維也納音樂學院,師從奧地利指揮家斯瓦羅夫斯基(Hans Swarowsky)學習指揮,與祖賓梅塔(Zubin Mehta)成為同學兼好友。兩人為了近距離感受彼時知名指揮家的魅力,甚至考入維也納愛樂樂團合唱團中,跟隨瓦爾特(Bruno Walter)排練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也出現在克利普斯(Josef Krips)的馬勒《第二交響曲》以及德國指揮家舍爾興(Hermann Scherchen)《馬太受難曲》的演出者名單中。從維也納音樂學院畢業後,阿巴度與梅塔結伴前往波士頓參加庫賽維茲基國際指揮大賽,雖然梅塔最終不敵阿巴度而屈居亞軍,卻迅速與紐約愛樂和費城樂團等世界知名樂團合作,沒多久便成為加拿大蒙特利爾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而冠軍阿巴度卻並沒有那麼幸運。

當梅塔已經成為樂團首席指揮的時候,阿巴度從歐洲兜了一圈之後,又回到紐約參加米特羅普洛斯指揮大賽。那一次奪冠為他贏得為期一年的紐約愛樂樂團的合同,擔任伯恩斯坦的助理指揮,沒錯,就是那個曾經說他「生了一雙指揮家眼睛」的伯恩斯坦。只是,美國人與意大利人的合作遠不如期待得那樣順暢,阿巴度口音濃重的英文加之他對於繁華匆忙都市生活的本能反感,令到他在一年合約期滿後毫不猶豫地離開紐約回到歐洲,沒想到,那一次離別竟成為他事業上的重要轉折,而那一次,阿巴度的伯樂是伯恩斯坦在樂壇的最大競爭者、時任柏林愛樂音樂總監的卡拉揚。

因為指揮樂團以及待人接物的風格與卡拉揚截然不同,阿巴度一直對這位音樂前輩保持禮貌而克制的距離,但不能否認地是,沒有卡拉揚的提攜,阿巴度不可能在三十二歲的時候,獲得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出馬勒交響曲的難得機會。事緣卡拉揚偶然在電臺廣播中聽到阿巴度指揮柏林RIAS交響樂團演出,便邀請他到自己一手打造的薩爾茲堡音樂節登臺。而那一次馬勒第二交響曲震驚全場的演出之後,阿巴度的歐洲樂團合作邀約便源源不斷地出現了。

從1968年到1986年,他是斯卡拉劇院的音樂總監,以約2.5美元的低價將歌劇院前排坐席賣給從來不曾進入古典音樂廳的觀眾;1979年至1987年,他成為倫敦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帶領樂團走出低迷的狀態,一躍成為足以與柏林愛樂以及維也納愛樂比肩的歐洲重要樂團之一;1986年至1991年間,他擔任維也納國立歌劇院的音樂總監,創立現代音樂節Wien Modern,演出Friedrich Cerha以及Péter Eötvös等當代作曲家作品;他對青年音樂家的培養亦不遺餘力,先後創立歐洲聯合青年管弦樂團(EUYO)以及馬勒青年管弦樂團,定期與這些年輕人排練並合作演出。當十多年後阿巴度組建琉森音樂節管弦樂團的時候,當初那些年輕樂手中的不少人已然成為歐美各大樂團的中堅力量……

儘管1980年代末期,阿巴度早已在歐洲古典樂壇成名多年,但他指揮生涯最輝煌的時期尚未到來。1989年,卡拉揚辭世,柏林愛樂音樂總監空缺,古典樂迷都在等待見證這一職位究竟花落誰家。馬澤爾、海丁克、穆蒂、小澤征爾以及祖賓梅塔都是有力競爭者,但是柏林愛樂的一百多位樂手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擇了這位意大利人。要知道,從1966年與柏林愛樂合作首演以來,二十多年間阿巴度以客席指揮的身份,與這個享譽世界的德國樂團僅僅合作了三十三次。

後來人們才知道,心高氣傲的柏林愛樂樂手之所以看中阿巴度,是因為他們在經歷了卡拉揚近乎專斷式治理的三十多年後,不再希望尋找一位馬澤爾那樣的商業明星(據傳當時馬澤爾對於柏林愛樂音樂總監一職志在必得,已經準備開香檳慶祝)或是性格強勢而嚴厲的「卡拉揚第二」。雖說一眾樂手對於阿巴度的信任一直要等到數年後才積攢起來(1992年上映的紀錄片《阿巴度在柏林的第一年》中,一位樂手曾相當直白地說過:「阿巴度與卡拉揚非常不同,我們需要與他磨合至少一兩年時間。」),但那個曾經與卡拉揚這個名字緊緊捆綁在一起的世界著名樂團在彼時,迫切需要一個全然不同的領導者,不論他來自哪裡。

阿巴度的上任音樂會在1989年12月,那一年,不單對於柏林愛樂,甚至對於整個歐洲而言,都是破舊立新的轉折時期。在排練馬勒第一交響曲「巨人」的時候,阿巴度對樂團說:「我們見證了柏林牆的倒塌。」 不論阿巴度講出這句話的時候是否語帶雙關,我們都無法否認未來的十三年裡,阿巴度帶領樂團漸漸走離卡拉揚親手鍛造的帝皇式輝煌樂聲,呈現出豐富迷人的阿巴度風格。他的溫和作風,他指揮時優雅迷人的手勢,種種都讓人想到20世紀上半葉樂團的執掌者富特文格勒。阿巴度與柏林愛樂合作演出並灌錄唱片的貝多芬和馬勒交響曲固然精彩,但這位意大利人為這個血統純正的德國樂團帶去的另一重(或許意義更為深遠)影響是擴闊了樂團的音樂表達,令到這個曾一度專注德奧曲目的樂團更多且更頻繁地進入歌劇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語境中探掘。這一方面要歸因於阿巴度自身包容且親善的性格,另外也應和了古典音樂朝向多元及跨界發展的趨勢。

按照樂評人萊布雷希特的話說:「從來沒有一位指揮大師拒絕過柏林愛樂。」 每當樂團有空缺的時候,世界各地知名樂團的樂手都會飛來柏林面試,對於指揮家來說也不例外(據說未能如願當上柏林愛樂音樂總監這件事,幾乎成為原本樂觀的美國指揮家馬澤爾後半生難以掩藏的心事),因此,當阿巴度在1998年提出自己將於2002年卸任的時候,樂團內外的人都在問「為什麼」,像他當年被這一職位選中時那樣。

除了阿巴度本人之外,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當然,你可以說是因為他患上癌症,擔心自己經不起樂團高強度的排練和演出,你也可以說是因為他希望將更多時間和心力用在年輕音樂家的培養以及建構樂團和音樂節上,但阿巴度的老朋友甘茲的話提醒我們,阿巴度的卸任或許有很多原因,或許什麼原因也沒有。「他只是想要離開了,他從來都有這樣的勇氣。」

在生命的最後十三年裡,阿巴度遠離了喧鬧且不乏紛爭的古典樂壇,每年召集一班自己的老友(也是知名獨奏家或著名樂團的首席樂師)在琉森湖畔度過美妙的夏天,也有更多時間隱居在瑞士山間的小木屋中,侍弄花草,看山看水,讀一讀他喜歡的荷爾德林。這讓我想到他推崇的作曲家馬勒,每當厭倦了城中喧囂,也常常退居到湖畔小木屋中,靜心創作不問其他。巧的是,阿巴度與馬勒都是巨蟹座,如果我們借用星座那一套「信則有」的邏輯,便會發現這兩位相隔將近一百年的音樂家不論性情喜好抑或人生經歷,都頗有些相似之處:他們都曾在維也納音樂學院求學,都對文學以及形而上的哲學問題興趣濃厚,都頻繁指揮歌劇,而且,最重要的是,都享受孤獨。

沒錯,是孤獨。哈丁說阿巴度「像謎一樣」;好友甘茲說他「含蓄內斂,專心謹慎」,從不輕易露出鋒芒;連阿巴度自己也說:「我總是把事情留給自己。」 他將經歷的、感受的以及思考的種種都深埋內心,醞釀良久,再借由樂音外化,與人同享。他固然性格爽朗隨和,身邊好友眾多,但不要忘記,對於這個寡言的、低調的意大利人來說,孤獨從來都是他生命的底色,只不過有時候藏得很深,不易被發現罷了。

在紀錄片《聆聽寂靜》中,阿巴度被問及最喜歡什麼樣的觀眾,他說是那些「在演出結束之後久久保持沉默的觀眾」。對他來說,當觀眾跟隨貝多芬、布魯克納或是馬勒的交響曲經歷死生之後,掌聲與鮮花都是不合時宜的,是虛浮的,只有餘音中的沉默才是最恰切也是最優雅得體的讚美。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正在聽阿巴度2010年琉森音樂節上指揮馬勒第九交響曲的現場錄音,當結尾的長音漸漸消散後,阿巴度默立臺上,雙目微閉,足足三分鐘後才邀請樂手起身謝幕。

我想,在那三分鐘全然的沉默裡,這位指揮家應見到了天堂的模樣。

中年阿巴度

中年阿巴度

(原文刊於《三聯 愛樂》,2019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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