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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為一位不歧視人的思考者

2018/7/30 — 13:10

今早讀了一篇文章,關於「歧視」。它提出歧視不僅僅存在於低智識的人,高智識的人同樣也會產生嚴重的歧視,只是,歧視的對象有所不同,例如他們歧視的對象可能是:狂熱的宗教徒(無論是普遍的宗教抑或是新興宗教)、Cosplay、追星族......等等。很重要的一個標準,就是認為這些對象的「自主性」、「理性」在從事「崇拜」與「迷戀」行為時自願地將它捐棄。也就是說,不同立場來詮釋這些對象的行為時,有人將它詮釋為「熱誠」,而高智識的人則將其詮釋為「非理性」以及「受到操控」

這種「歧視」觀點的存在是百分之一百存在的,因為它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崇拜與迷戀「理性」以及全然推崇個人的「自主性」也是一種「非理性」以及「受到操控」。

所以,真正要提出的問題是,倘若「歧視」的存在是源發自一種自身的信念,那麼,消除歧視的方式,就不只是針對不對這些「對象」提出看法,而是反問自身的信念從何而來?從而,將對外的觀點,轉向成對於自我意識的分析與詮釋,最終達到的目的便是,讓自己真正脫離「非理性」與「非自主」的思考,然後才能免於「被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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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這與高智識/低智識,抑或者是身分的高低就不再有關,也就不存在所謂階級意識(你低我高、我高你低)的問題。而是在反思「我」甚麼時候會陷入一種「崇拜」與「迷戀」之中,且在本質上,這兩種精神狀態,本身就缺乏了自覺,而在缺乏自覺的情況下,人的思考範疇就會變得狹隘,因為發現「選擇」變得相當稀少,「我迷戀的」與「我崇拜的」對象,基本上都會具有相當的「同質性」。也就是說,倘若是在思考當中運作的(具有自覺性的)精神狀態,人是能夠察覺我何時進入這樣的精神狀態,以致於我能決定我是否要進入這種精神狀態。可是,甚麼時候這種「同質性」的「對象」出現時,我們的情緒會直接將察覺的機制給關閉,進而進入一種「生物性」,宛如「向陽性」、「趨光性」、「厭氧性」的「本能」而無法自拔。

可是這樣的「本能」又不是真的是「生理」的食慾、性慾或者是保衛機制這樣源自天生的,而是往往來自於成長過程抑或是面對當下的壓力與問題,久久無法處理時,被異化成無法用短時間的思考,而必須透過長時間變成距離來檢視的複雜心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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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會有一個老問題,到底是「歧視」決定「思考」?還是「思考」可以改變「歧視」?這個問題的先後邏輯其實是在問,一個人能不能跳出自己原本思考的「框架」或者是「慣性」進行思考?

我想,能或者不能都不是這個問題真正的答案,對我來說「時間」與「經驗」的交互作用產生的變異,以及一連串變異所產生的「滾動式修正」(rolling amendment)才會是真正的答案。

也就是說,當我們從高智識的人對崇拜、迷戀行為產生的歧視,談到歧視的本質就來自於對於崇拜與迷戀行為的不自覺,所以,理性崇拜者、思辨的迷戀者同樣會俱備觀念偏差以至於用這樣偏頗的觀念去定義他者的行為。於是,真正能避免這種觀念偏差的方法,就是不以「定義他者」為思考的出發點,轉為思辨自我思考時第一時間出現對他者所下的定義,進而找出自我思考的框架與慣性,並且,反覆為之。最終,我們要達到的目的就不只是批判「崇拜」與「迷戀」背後的「歧視」,而是讓自己因為不斷反思而成為一個不歧視的人。

反思,是理性,努力為他者成為一個不歧視的人,是感性賦予理性的動力。或許真的都不夠努力,但是,就像先前說的,必須讓時間與經驗交互作用產生一連串的變異,再在這些變異之中,產生「滾動式修正」。

在現代,人非常非常難不與時代有所互動,有互動,便受其影響,受影響,就必然會有所改變,所以「我們要改變時代,卻不要被時代改變」這句話,是一種理想式的口號,而不會真正發生。但是,我們卻能在自覺自己被如何改變之中,反思時代的現象,以及現象背後所帶有的精神,從而我們不是批判那樣的精神,而是去明白這樣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而我們又是如何被影響的,而被影響之後,我們改變了甚麼?甚麼是我們在這些現象形成前有/沒有的,可是在這些現象形成之後我們有/沒有了?

這些思考,是讓我們免於在偏狹的觀點之下,形成對他人的錯謬批判,同時,也是免於無論是對外界的崇拜與迷戀,抑或者就是對自我的崇拜與迷戀。簡單來說,就是在覺得自我欠缺的情況下,往往我們對外產生崇拜與迷戀的心理,而在自我想像當中,我們便對自我產生崇拜與迷戀的心理。

另外,我想談的是,創作作為一種創作者跟受眾之間的聯繫,對我而言它的第一步,絕對不是「創作者」之於「受眾」,甚至有的時候,有些人會將其當作唯一的一步。然而,這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因為,這樣的思維,就會把「我覺得你們應該知道些甚麼」以及「我覺得我知道你們需要些甚麼」的自我說服變成創作的核心。倘若我們能夠換個想法,如果第一步,就先從「創作者」跟「自我」之間開始,依序地問下去,也就是 ──

第一個問題:我,為什麼要創作?
第二個問題:我,為什麼要創作這個作品?
第三個問題:我跟這個作品的關聯性是甚麼?
第四個問題:這個作品如何跟我如何觀看、理解、詮釋時代(現象)有關?
第五個問題:這個作品所詮釋的時代(現象)跟群眾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第五個問題:這個作品能夠穿透現象(表象)而剖析出甚麼樣的時代精神?
第六個問題:我所剖析出的時代精神是一種偏見,還是一種事實?而我如何在作品中自我辯證?
第七個問題(承上題):如果我的思維會讓我產生偏見,那我透過甚麼樣的過程去修正這樣的偏見?而這樣修正偏見的過程對於受眾而言有甚麼樣的意義?這個過程是否也需要讓受眾看見?
......


不知道到多少個問題之後,我覺得才會進入到,創作者用甚麼樣的方式來跟受眾進行交流。

「如何」做(know how)一個作品跟「為何」做(know why)一個作品,在我們的創作環境中,大多是思考前者多過後者,但是,是否也因為如此,創作往往變成服務了各種崇拜與迷戀,同時也讓原本應該開闊的視野,變成了一種歧視?

這段時間,寫得少,但想得很多。其實,我開始想的並不是創作,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是,漸漸地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身就是一種人對待創作的方式,一個人不管再怎麼掩飾,企圖創造出一個在作品當中的自己,被顯現的,卻永遠都是自己的企圖,而不是企圖塑造的那個自己。作品,永遠誠實地反映創作者。只是受眾如何在作品當中投射自我,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在想的是,我如何避免陷入迷戀與崇拜而不自知?而在早上看到那篇文章時,就在想我是否也是一種以為自己是高智識的人以致對崇拜與迷戀行為有所歧視?然後才有了這篇文章的書寫。

最後,我想談的是,近期參與也看了一些討論關於「戲劇顧問」(Dramaturge)在香港及台灣的論壇或者論壇的紀錄,都在討論這個職位的職責為何?

個人淺見,戲劇顧問的職責,就是協助導演,在他的觀察、詮釋、定義、敘事、構作戲劇的過程中,對每一個階段,提出自己的觀察、詮釋、再定義、敘事以協助他構作戲劇。有人可能會問,憑甚麼戲劇顧問的觀察、詮釋、再定義、敘事有助於協助導演構作戲劇?那就是在戲劇顧問需要培訓的能力就是質問自己、懷疑自己,以達到上述所說的,不斷地在變異中滾動式修正。所以,他在導演的觀察上再觀察,同時自我觀察這個再觀察,進而對導演提出的詮釋進行再詮釋,進而在導演進行的再定義中為其再定義,在導演的敘事上,進行解構再結構。

所以,一個戲劇顧問,他不一定是一個著作等身、汗牛充棟的大學者,但是,他必須是一個如同先前所說「努力為他者成為一個不歧視的人」也就是以極大的感性(對時代的熱愛)去賦予理性(對時代/自我產生無限質疑)的人。簡單來說,他必須是:

一個在理性層面的「追尋者」、「提問者」;
一個在感性層面的「敏知者」、「同理者」。

而這四件事,是一個戲劇顧問的價值,也是這個職位無法停止與停滯的特質,因為一旦開啟了這追尋、提問、敏知、同理,這四件事情,就會發現,它將成為一種人格,深植在生命當中。

任何人俱備這樣的人格特質,都能成為戲劇顧問,所以有人會說,導演為什麼自己不能就做自己的戲劇顧問呢?可以,事實上,每個創作者都應該兼備這種特質,但是當創作者在現實當中面對時間的壓縮時,在面對處理戲劇構作過程中除了戲劇構作之外,龐大的人際、宣傳......與作品本身看似無關卻息息相關的事情時,必然無法兼備,此時,就需要有戲劇顧問,甚至不只需要一人,還需要一個團隊。

我想透過這篇文章,去述說一種無論是在現代社會,或者限縮至戲劇的創作環境當中都亟需的人格特質(或者是因為現代社會中缺乏,以致理所當然地戲劇的創作環境當中亦鮮見),而這樣的特質,是可以養成的。

「一個為了他人努力不成為歧視者的思考者」的特質,是可以養成的,在任何事都有可能被崇拜,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迷戀,任何人事都有可能被歧視的現代──

我們可以期許自己成為這樣的人。

能夠被人生顧問的,才能成為戲劇顧問。

(題為編輯後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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