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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敦煌的宿命 踏出敦煌的抉擇

2017/9/20 — 20:16

作者在敦煌逗留三天,觀賞了莫高窟和榆林窟二十幾個洞窟(作者提供圖片)

作者在敦煌逗留三天,觀賞了莫高窟和榆林窟二十幾個洞窟(作者提供圖片)

  一直以來,筆者對於敦煌的認識十分膚淺,除了聯想到輕盈飄逸的「飛天」,以及「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的詞解之外,距離的感覺不僅只是地域的遠近、卻是歷史上和文化上認識的隔閡。  有幸早前參加了朋友組織的「敦煌文化之旅」,行前惡補,讀了一本書,聽過三小時講座和看過十輯《河西走廊》紀錄片,有點感觸。 其後在敦煌前後逗留三天,得到顧問級專家范姓老師引領和悉心解說,先後觀賞了莫高窟和榆林窟二十幾個洞窟,其中有好幾個還是屬於並不等閒開放的「特窟」,令筆者眼界大開,深深感受到敦煌藝術文化的博大和輝煌的歷史。

數百年以來,敦煌的洞窟飽受自然災害的破壞和人為勾當的蹂躪,早已被棄置和遺忘。 可是對於一些全心盡意守護敦煌的人來說,敦煌就像荒漠中的一片流沙地土,他們栽了進去便往往不能自拔,愈陷愈深而招致沒頂,賠上性命。  在四十年代始至七十年代末的環境極度惡劣和資源十分匱乏情況下,第一代的常書鴻先生和第二代的段文傑先生,以及伴隨他們的不少敦煌守護人,終生委身於在敦煌荒土上的挽救和保護工作,付出莫大犧牲而無悔無憾。  就以當年早負成盛名的留法油畫家常書鴻先生為例,只因在賽納河畔書畫攤檔中看過一冊敦煌攝影集後,便著魔中蠱似的毅然回國,走進敦煌去,從此便難以抽身出來,盡其一生看顧護理著敦煌而不惜自毀本身的藝術生命。 筆者在常先生簡陋故居中欣賞到的幾幅油畫都是他四十年代的舊作品,見證著塵封久遠的藝術造詣,隱隱感到常先生面對敦煌魅力迷惑而作出抉擇的痛苦,恐怕這真是鬆解不開的緣份和逃脫不掉的宿命。 筆者以為,從另一個角度看,藝術家為了保護藝術文化寶庫而放棄藝術創作,是角色錯位的歷史悲劇,也可說是陳寅恪先生「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痛心疾首一語的外一章。 

上兩代的敦煌守護人一直致力進行治沙防水、 加固洞窟、 修補壁畫、重塑雕像和研究整理工作,走進敦煌後便不能踏出敦煌。 相對而言,張大千是唯一的畫家能夠真正擺脫困守敦煌的宿命,吸收敦煌藝術文化豐饒養分之後,經融會貫通而納為己用,並且投射在國際藝壇上,敦煌藝術因而得到高度弘揚,可謂功不可沒。 或者是非功過難論斷,張大千在莫高窟住了兩年半,以有損原作面貌的不當臨摹手法作了近二百餘件摹本,常先生和一些敦煌守護人對於張大千頗有意見,不過始終厚道並沒有撕破臉。 「他認為張這個人很聰明,學得很快,變得很快,一變,學來的就變成自己的了。」(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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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藝術文化經過這些年來的保育工作,如今已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的旅遊點,有設備完善和先進的展覽廳,以現代企業化方法規劃和管理,並且在研究中心運作的配合下,整體發展的成績無疑相當可觀。 據了解敦煌市近三百位藝術工作者從事敦煌文化不同範疇「藝術市場」的生產工作,畫作、字幅和雕塑等在商場和食肆展示,有市有價,內銷外賣。  他們不少都是聰明和具潛質的藝術家,藉著前輩守護人留下來的「藝術產業」謀生置富;他們走進敦煌而始終停留戀棧於現實台階,並沒有真正踏出敦煌,更上層樓的在藝術創作方面發揮;他們的取態和常先生等一眾敦煌守護人當年的抉擇真的是天壤之別。 「真正修煉藝術,必須遠離功利主義和市場主義……欲大境界者,必大超脫,而功利都是銹蝕心靈的毒藥。在功利面前,人似乎都難有抗體,但必須適可而止。」(註二) 這樣數來算去得以傳承敦煌文化而發揚光大的似乎還是只餘張大千一人了!  

筆者畢竟認為,敦煌不是歷朝藝術文化的「標本」,卻應該是有生命力的延續發展,尤其在富有敦煌燦爛文化特色的藝術創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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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非我:《在敦煌》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 第59-60頁。

註二:非我:《在敦煌》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 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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