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安心事件是神的錯

2019/4/26 — 14:21

圖片來源:蘋果動新聞片段截圖

圖片來源:蘋果動新聞片段截圖

「在當今這個時代,如果有個獨裁者想要鞏固自己的權位,並不需要做出對新聞下達禁令這種顯而易見的暴政措施。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就是確保新聞機構持續不斷傳播各種沒頭沒尾的新聞快報,大量轟炸觀眾,絲毫不用說明事件的脈絡,同時又不斷改變新聞議程,也不闡明各項議題之間的相互關聯,而且不時穿插兇殺案和電影明星花邊的聳動報導——這樣足以弱化大多數人掌握政治現實的能力,並且摧毀他們改革政治情勢的決心。如此一來,現狀即可因為新聞的洪流——不是禁絕——而恆久維持下去。」    —艾倫.迪.波頓( Alain de Botton)

這幾天不管走到哪裡,都聽見男男女女在評論偷食事件,有人說,如果低俗的市民願意把八卦用在審議《逃犯條例》修訂的會議上就好了!我覺得這種期望完全是不切實際——試問一個連食飯都要躲在公廁內的清潔工,連尊嚴都保不住,又怎會有時間、勇氣、空間去想逃犯條例可能引發的問題?而且香港人也絕非冷血,曾幾何時,十萬港人為國民教育上街,成功令政府擱置課程指引,然而時而勢易,縱觀反對東北撥款、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反對一地兩檢、反對DQ、反對國歌法等遊行,參與的市民均不算多,有的甚至只有幾十人,很多人對政府的冷酷和現實環境都感到徹底失望,呈現「半放棄」狀態。

選擇關注花邊新聞而對「正經事」視而不見並非香港特有的現象,在英國,一場皇家婚宴報導的瀏覽量同樣會比加沙地區以巴衝突的新聞多上幾百倍。為什麼大眾經常漠視重大的暴行和苦難?奧瑞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 )知覺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把這種狀態稱為: 「精神麻痹(Psychic Numbing)」。他指,當我們看見一人生命有危險,會情不自禁想施以救助,這是「單體效應(Singularity Effect)」,但當求助人數遞增,情況變得令人難以承受,關懷之情便隨之瓦解。他解釋,這是因為單一對象較易引起人的視覺聯想,另一個原因是,若要跟對象建立情感聯繫,我們必須投放專注力,如求助者從1人變成100人,甚至1000人,10000人,我們便難以維持專注力,往往會選擇放棄,因此悲劇越大,往往越少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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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脆弱和心散是地球上人類共有的特質,那麼能夠拯救人類的,就只有神——黑格爾認為,現代性的特徵,就是新聞取代了宗教,成為我們主要的學習來源和權威的檢驗標準——教徒聽到這裡可能會生氣——可是縱觀我們每天走在街上,在餐廳,在地鐵裡,絕大部分人都是低著頭跟「神」溝通,從前虔誠教徒的晨禱和晚禱被日以繼夜生產的新聞取代,每個人——即使是政治冷感,也渴求接觸新聞,否則難以安心地生活。可惜的是,我們的「神」並沒有為我們提供適切的指引,在片面的陳述中,印度男人等於「變態」、「禽獸」,只會強姦幼女,欺凌妻子,因為鮮有報導講述印度的歷史故事、偉大人物,而絕大部分人可能連印度的位置在哪也不知道(相反,日本人謹慎有禮,愛情潔的習慣不時被報導,所以我們對日本發生地震會深表同情,而對很多印象模糊的族群表現冷淡)。當「神」無法為我們跟值得關注的人和事建立連結,甚至一味的煽動情緒(例如無止境地嘲笑王國興把遊戲片段當作李小龍打擂台的歷史真跡),信徒學會的只是嬉笑怒罵,而最後剩下的,只有憤怒、失望和無力感。

以「安心事件」為例,車廂內的空間算是私人空間還是公共空間?如果是私人空間,那它是屬於乘客的私人空間,還是司機的私人空間?如果乘客反偷拍司機的醜態可以嗎?如果一個殺人犯在的士內透露犯案的細節,司機把他舉報算犯法嗎?如果有天中共的天眼監控系統及評分制度在香港實施(well,有乜出奇?),有人在的士車廂內提及「港獨」會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捕嗎?——大部分傳媒都沒有利用個別事件去啓發讀者把思考延伸到更廣泛的層面,最後我們只停留在「哇!的士司機見義勇為呀!」「許志安會唔會去告佢架?」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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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工作者不應小看自己的力量。以今天(20-21/4)紐約時報國際版頭版為例,左面的社論標題是:「貪污的力能更使人恐懼(Corruption is the bigger force to fear)」右面則是「衝突溫床上的謊言文化(A culture of lies in a hotbed of conflict)」老套,毫無娛樂性,但也可能因為是老套又無娛樂性,才能給國民最好的教育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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