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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淇 內斂的詩譯者

2015/6/22 — 17:40

【文:宋子江】

宋淇(1919-1996),筆名林以亮,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人。去年出版的《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讓我們欣賞到宋淇方方面面的才華。戰時在燕京大學就讀時,他和好友吳興華等人就已經開始譯介西方現代文學。1949年,宋淇南來香港,其後他在香港文化界很多方面都有所發展,包括詩歌、翻譯、電影、紅學等。同時,宋淇又和張愛玲、夏志清、夏濟安等人有很深的交情。張愛玲去世以後,其文學作品的版權交給宋淇和鄺文美夫婦處理。《張愛玲私語錄》讓我們讀到宋淇和張愛玲之間的信件摘錄,兩位文人的交往亦令人艷羨。

夏志清在其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忘推薦宋淇的幾篇討論詩學的文章,包括〈詩與情感〉、〈論新詩的形式〉、〈再論新詩的形式〉等。當然夏志清寫成這本名著,也少不了宋淇的幫忙和建議,在香港把關於張愛玲、許地山的資料寄去太平洋彼岸。宋淇以筆名余懷在19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的文學雜誌《人人文學》上發表了這三篇文章曾(後收於1976年在台灣出版的《林以亮詩話》),其中不難看出吳興華對他的影響,在當時也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詩學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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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學》攬聚了一群當時的南來文人,他們均不認同變色後的大陸,而雜誌則是這些右派文人遺民抒懷、憑文寄意的場域。力匡(1927-1991)便是這群文人的代表,他們的詩比較接近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形態,詩行有整齊的音節,詩節有整齊的韻腳。當時,宋淇也為《人人文學》寫文章引介華爾華茲、柯勒律治、拜倫、濟慈、雪萊等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人人文學》這個詩人群體和1920年代末的新月派在詩學取向上不無相似之處。

宋淇對詩歌的敏感和自覺,使他無法認同右派文人讓充溢的情感凌駕於詩歌的美學之上,因而寫了以上提到的三篇文章以及詩作〈勵志詩——給無忌、力匡〉,勸告文友回到純粹的文學或詩學領域中來。詩作中的一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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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那些康乃馨,和那些濃馥的玫瑰

那些令人低徊的歲月,啊,那些纏綿

你的任務只是緩步向前進,不是流連

因為掛在你額上的,只有忠貞的月桂

這節詩排列整齊,每行字數相約,韻式是 ABBA,但是字句的鋪排和游弋又比典型的浪漫主義詩歌有更大的空間。後來宋淇又在《文藝新潮》中發表了詩作〈噴泉〉來呼應自己的詩學主張。

再通讀宋淇的三篇文章,可以看到他亦並非全盤否定浪漫主義詩歌。他主張揚棄其惡俗的感傷,卻並不排斥其詩形和格律,這一點除了在他的詩論和創作,也在他的翻譯中也都得到比較具體的呈現,也突出他作為詩譯者非常內斂的一面。而且,在翻譯中,不難看出他以詩形制衡情感的想法。

宋淇非常偏愛桑簡流翻譯的《草葉集》(1953)。《草葉集》的作者是惠特曼,詩人放聲高唱其浪蕩不羈的情感,其中很多作品並不受格律的制約。桑簡流翻譯時,則把尾韻和行間韻加到譯文中去,宋淇對此大加讚賞,並賜字「詩的鎮腳」。後來,宋淇在其編譯的《美國詩選》(1961)的序言中,寫到兩點非常有趣的地方。一方面他批評五四以降的自由體詩歌「過於自由」;另一方面他在選集中排除了十九世紀詩人朗費羅,認為他模仿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痕跡太深,又進一步指出浪漫主義詩風中那種「惡俗的感傷」更是不合時宜。

宋淇提出的兩點和他在《人人文學》中發表的詩論是一脈相承的,而他自己在翻譯詩歌的時候,對音韻格律的要求自然也非常高。在《美國詩選》中,宋淇翻譯了惠特曼的“O Captain My Captain”,以下是譯詩的其中一節:

我的船長不回答我的話,它的嘴唇蒼白而僵硬,

我的父親對我的手臂沒有反應,它已經沒有脈搏和生命,

我們的船已經安全地下了錨,它的航程已經終了,

這勝利的船從可怕的航程歸來,目的已經達到;

和《草葉集》中絕大部分的自由體詩作不同,惠特曼的原詩有固定的韻式和音步。誠然,由於語言語音上的不同,宋淇不可能把原詩的音步翻譯出來,但是他採取了桑簡流的辦法,在譯詩中加入繁複的行間韻,使譯詩在音韻和節奏層面上和原詩的進路相若。若非宋淇是一位內斂的詩譯者,如此精緻的譯筆是不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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