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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文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每個人都該去想,自己要的自由在哪裡

2018/3/29 — 13:47

【文:婉昀(女人迷編輯)、Audrey Ko(女人迷主編)】

女人迷專題「女人的幸福仕事」,專訪使用三語寫作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聽她說故事,妳會相信,我們都有能力替自己找到生命的出路。

如果你是對日本感興趣的閱讀人,新井一二三這名字,一定不陌生。新井一二三是土生土長日本人,32 歲那年開始中文寫作,自此以中文書寫安身立命。今年 56 歲的她,已經出版了 26 本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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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生經歷豐富,在地球上繞了一圈,大學期間以公費到中國留學兩年,遊走雲南、東北、蒙古等地,回到日本擔任「朝日新聞」記者,後移民加拿大,修習政治學與新聞學,並開始用英文寫作。1994 年到香港,任職「亞洲週刊」中文特派員,同時在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等發表專欄、散文及小說。我遞上名片寫著 Story Teller,她眼睛馬上放光,「Story Teller!多棒的工作,我也是一個 Story Teller 阿!」

目前在明治大學任教的她,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書寫深入女性經驗的大觀園,像紅樓夢裡的薛寶釵,通透人情世故,練達地分享她作為女兒、母親乃至寫作者的各種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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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似人們對日本人 x 作家 x 教授的刻板印象,新井一二三笑的時候有些靦腆,說起話來卻是朝氣蓬勃。她換上我們準備的室內拖,輕鬆以中文寒暄,像是朋友在自家玄關的親近感。

在華文世界,台灣讀者對她也熟悉親暱。從年輕一輩吹起哈日風的二〇〇〇年代開始,新井的中文作品產量多與快,中文書寫又接地氣,常常讓人忍不住懷疑「她到底是不是台灣人」。

不過,在大量引進日本翻譯文學的台灣,日本作家大可舒舒服服使用母語書寫,一個日本人到底為什麼要以外語路徑寫作,而且一寫就是不間斷的 24 年?

中文寫作,讓我得以自由

新井開場就直率地說,她從小在家庭與日本社會裡,感覺自己格格不入。19 歲那年,她在早稻田大學與中文相遇,當時學習中文的人還不多,中文像美麗的祕密基地。與中文相認、互相寄託的感受,她形容是很近似於戀愛的。難以使用母語訴說的意念,託付在外語裡,使她感到解放,也幫助她逃離母親和母語背後的父權文化壓迫。

新井從兒時家庭經驗舉例,「母親或其他人對我的態度,和對哥哥非常不一樣,母親對哥哥很呵護,對我卻是充滿嘲諷,小時候以為是哥哥長得比較可愛的關係,後來慢慢發覺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不只在家庭裡,她發現哥哥是男的,她是女的,整個社會的待遇都不太一樣。「到了二十歲上大學,已經可以說是滿肚子的苦水,不吐不快了。」

她和身邊同學訴說,卻很難被接納和理解,「在日本文化底下,對家庭有抱怨是不孝的,久了即使心裡有故事想說,也說不出來。」

新井發現,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日文思考上,「使用日語思考,會出現文化上的干涉。」她以中文說得直接,「用中文思考,日語無法想的事情,得以清晰浮現。」

語言學研究觀察到,第一語言(母語)和第二語言(外語)存在不同的記憶庫裡。用中文思考與書寫,似乎在隔絕於日常生活、一個能夠鎖上門的房間裡進行。當我打開這個空間,就誰也不能進來。——新井一二三《媽媽其實是皇后的毒蘋果》

說到這裡,她巧妙運用英國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的作品《自己的房間》譬喻,「女人要寫作,需要有鎖上以後誰都不能進來的空間。中文就像是這樣的空間。在那裡我是安全的,得以安心分享自己生活、心裡脆弱的部分。」

不只是女作家,或許很多女人都能體會這句話。新井有兩個孩子,一面培育孩子,一面找時間寫作,事實上也不容易,對她而言,孩子是重要的、最具創造性的 project,「帶給我的學習和禮物遠比我給他們的多。」另一方面難辦的是,用日語寫作,親人也看得懂,「拿起筆寫作,現實生活會有很多干擾。干擾也往往來自我們所愛的家人。」

我不禁思忖,外語寫作,或許真能替女人撐開一個心靈空間,從既有生活的情緒勞動中解放開來。不只是解放,新井補充,使用外語得以拉出一段距離,較客觀地處理自身經驗與情緒,梳開內心雜亂不堪的結。

「使用中文或英文寫作,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新井提出了很新鮮的觀點。

「情緒和感情是很危險的,你很難控制,」她用日本料理的生魚片(刺身)形容,「我的情緒和經驗,像是市場上還帶著血的魚,外語則幫助思考理性化,像廚師的料理工具。經過外語思考寫出來的文章,就是料理好的刺身了。」

沒有女廁的早稻田教學大樓,與女性主義的相遇

把生魚料理成刺身的工具,她是在大學裡找到的。在那個年代,日本綜合大學女性身影很少。更不要說她就讀的早稻田政治經濟學系,系上一個女老師都沒有,女學生佔不到 7%。

「也是因為這樣,整個教學大樓沒有女廁所,上廁所必須跑到院子裡的一間小平房,專門給女性做的廁所去上。」新井詼諧語氣生動訴說往事,我聽得瞪大眼睛,眼前浮現電影《關鍵少數》女主角急踩高跟鞋從辦公室奪門而出,穿越中庭,頂著艷陽或大雨,到園區另一端上廁所的荒謬情景。

「我上的中文班,五十個人裡面,我是唯一的女生。」不只是同儕和老師,新井發現書裡的思想家、哲學家,百分之九十九也都是男性。她說起往事不太掩藏情緒,真性情,講起來仍有激動,「大學課堂時常討論階級問題,可是我經常感到疑惑,怎麼能沒有看到性別問題、沒有看到女人地位的問題。我說出來,老師們聽不懂,同學們更聽不懂。」

系上夥伴聽不懂她的語言,就找聽得懂的人說去。新井開始閱讀女性主義書籍,參加相關活動。「活動領頭的是戰後嬰兒潮(註),1946-49 年出生的一代人。日本著名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也屬於其中之一。」

也是在新井讀大學期間,上野千鶴子出了第一本書:《性感女孩大研究》。

談起這本書,新井眼裡仍有光。「『性感女孩』(Sexy Girl)原是只會出現在男性雜誌上的詞彙,沒想到一個女性學者卻以學術興致使用它。記得其中一版封面設計還很大膽:一張沒有眼睛的女孩臉孔,大紅色口紅放在嘴邊,以示廣告常用口紅暗示男性生殖器官。」

新井觀察到上野千鶴子對廣告手法很熟悉,又懂得在保守日本社會裡宣傳自己,「上野千鶴子做學者之前,是在廣告公司裡工作的。」

性別思潮進入日本大眾視野,也和廣告有深刻關係。新井從自己的生命時間裡抓出記憶,「記得我初中時候,1975 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受聯合國活動影響,日本開始出現一些女性主義團體。」

「當時,日本電視有個泡麵廣告,廣告中的女孩子說:『我是做的人(私作る人)』男孩子說:『我是吃的人(私食べる人)』有個女性主義的團體,把這則廣告當作性別歧視的象徵和代表,去食品公司總部抗議。後來很多報紙做了大篇幅報導,日本人才開始知道有性別歧視這回事,知道女性主義是要改變這樣的現狀。」

「雖然一開始一般社會不太能接受,覺得太激進了,但卻也覺得她們說的話好像也有道理,不能完全否定她們。」

女性主義進入日本大眾視野的歷程,最初並不是以「主義」 ism 的姿態現身,而是一種話語空間。聽著新井談日本歷程,我想或許女性主義更適合當作一種語言來理解,在父權社會打開原有論述場域沒有的討論空間。

從語言來說,也更能理解女性主義怎能共存那麼多不同流派。女性主義者們各自點出的問題不同、拆解問題的工具也不同,自然不是一種教條/主義,更近似於同一語系的不同方言了。

記者室裡的床,女人不能躺

大學畢業之後,新井到中國做交換學生,留學兩年,回國後以第一名中文成績考進朝日新聞社。她的中文能力,照理應該做朝日新聞記者的中國特派員。可是在當時,全日本的報社女記者佔比是百分之一,職場上性別歧視還很嚴重,一個女人進大報社當記者已是恩賜,還想做特派員?主管聽了搖頭,認為她大膽到簡直到喪失常識的程度。

「我的主管第一天就跟我說了:絕對不派妳去中國。」當時的朝日新聞,還沒有女性做特派員的前例。新井被派到遠離權力中心的仙台,她摸摸鼻子去了,連續六個星期沒有假日地工作,晚上 12 點到家,早上 7 點上班,連洗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仙台新聞小分社的休息室裡有張床,讓記者工作累了可以躺下休息一會,但是上司告訴我,因為你是女記者,沙發可以坐,但房間裡的床不能躺,最好連房間都不要進去。」主管擔心男女共睡一床出狀況,「可是對我來說,男生累了可以躺,我卻沒有地方休息,必須坐直在沙發上,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時間一久,她開始精神不濟,月內連出好幾次車禍,最後決心辭掉工作,離開還不願接納她的日本,到加拿大唸書,展開新的生活。可是到加拿大生活,從一個全國性媒體記者,成為落難美洲的新移民,生活甚至比在日本辛苦,也讓她明白外國月亮並不比較圓,認識了這件事,反而成了她出國最大的收穫。

「對日本人而言,學英語最大用處是克服對白人的自卑感。」她坦白說,「會講英文,才會去認識對方講的內容不是特別厲害的,剔除不必要的劣等感以後,就會覺得比較自由。」

我要的東西,得自己追求

劣等感,也會增添一個人的不幸感受。新井的母親並未受高等教育,受自卑感所困,容易嫉妒,也覺得自己動彈不得。

「我記得特別清楚,二十歲的時候,母親常忿恨地對我說,『你們要的東西,我都給了;我要的東西,沒有人可以給我。』我問她要什麼,她始終不說。」這曾讓她很難受,如今,她對母親也有同情的理解。「在她們的時代,社會給女人太多委屈,在她的世界,她是灰姑娘,她就像在問:『我的白馬王子在哪裡。』等別人帶來救贖。」

「也在那時,我突然理解了,人活著最重要的事,就是先滿足自己的需要,去想自己要的自由在哪。我想去外國讀外語、受更好的教育,也是克服上一代的劣等感,或是母親覺得很委屈的狀態。我那個時候已經覺得,我不要白馬王子了,我要的東西,我自己去追求。」

在世界走了一圈,現在新井遇到困境或難題,拿起電話撥給新加坡的朋友,新加坡人可能提供她沒想過的看法;和加拿大朋友聯繫,加拿大人又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不同語言在她的大腦裡,也像化為不同國度的朋友,告訴她,妳的處境或難題在不同文化裡,都可能擁有不同解方。當妳能切換觀看自身的角度,路不會只有一條,心也就寬了。

最初是為了逃離日本,去到國外讀書、寫作和生活,我問她,在那麼多不同地方生活旅居,妳終於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了嗎?

新井張開雙臂,露出開朗笑容,「世界就是我的安身之所了。」

新井一二三,像是日本文化的基因變異種,這樣的變異體質促使她出走到更廣闊的世界,與相異文化交流。即使回到日本任教定居,中、英、日語和女性主義,都替她在腦袋中打開更廣闊的空間,學習不同的思考方式與文化之後,「當世界成為我心靈空間的一部分,我也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不論在哪裡,我都能安身了。」

 

註:戰後,日本社會從廢墟中重建,以經濟繁榮為唯一指標地發展起來,但在許多年輕人眼中,這進程卻是壓抑且令人生厭的。六零年代與歐美的學生運動幾乎同一時間,日本戰後嬰兒也掀起了安保運動等學運,與全球同時體現青年面對主流社會和傳統價值觀的反抗。這一代人掀起的思潮運動,對日本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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