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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周耀輝(上)— 無視邊界 靈巧像蛇

2016/1/1 — 19:18

「我一向都不太慣於停留於一個位置之中。我最擅於、樂於做的,都是跨界的事。」

2015年,發生在周耀輝身上的重要事件,不得不談他去年為亡母所著的《紙上染了藍》一書,該書獲香港文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

首次由流行歌詞跨界到嚴肅文學領域,怎會不是成就?周耀輝卻不以為然。也許源於他的成長過程,早已為他培養出視「界線」如無物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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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前與年輕朋友交談,才被對方形容為很「跨」的人,是跨界的「跨」。對於周耀輝,「跨」已是常態。今次得獎的意義,「重點不是要得到殿堂的肯定,而是在於發出問題:『甚麼是殿堂?』然後最終會發現『為甚麼要有殿堂呢?』」對他而言,去敲問何謂殿堂,比得到殿堂的接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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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邊界 跨越主流與另類

過去一年,周耀輝繼續「跨」,除了填詞、奪得文學獎、出版新書,也策展網上聲音展覽,當然還有教學工作。

「我成長在較少界線的地方,我在徙置區長大,家裡經常不關門。這是無邊界、近乎樂園的童年記憶。」當他開始長大時,卻馬上看見界限。

由於小時候很胖,作為男校中不諳體育運動的肥胖男生,立即懂得甚麼叫「被排斥」。當時他很想進入主流但不得要領,後來慢慢就想到:「嗄!我怎麼要玩你的遊戲呢?界線是你們定的!通常劃線的是當權的人,他們劃線(的目的)就是要不讓你進入。我覺得條線不一定要這樣劃,我自己重新再劃!」

他得出結論,「界限」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推某些人出去,界內的人便自然會享有某些特權。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可是,面對界線後如高牆般的龐大建制體系,不斷隔絕打壓界線外的人,周耀輝如何獨善其身?

圖片來源:周耀輝Facebook

圖片來源:周耀輝Facebook

林夕曾經形容自己創作2008年北京奧運主題曲是「人生污點」。如果林夕有《北京歡迎你》,周耀輝也有《黃種人》。翻閱周耀輝與高偉雲合著的論文著作《多重奏 — 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我發現關於《黃種人》的一個有趣故事。

與建制角力 必須靈巧像蛇

2004年,周耀輝被要求為謝霆鋒寫一首關於中國人的歌,他便在歌詞中間接提到中國歷史上的暴君,如原歌詞中有句提到「陪葬」,另一句就提到黃種人傷害了黃種人,暗喻鎮壓六四事件,他又刻意避免使用「中國人」、「我們」等宣揚中國性的用詞。結果,原歌詞當然通過不了審查,並遭勸告「總體用詞不當,應具體強調中國人民的自豪及不屈的鬥志。」

雖然,他最終選擇妥協,加入「黃種人/走在路上」、「五千」等字眼,但仍堅拒用「中國人」這個詞,但事情發展最終都讓他感到挫敗。他本試圖改變民族歌曲的主流論述,卻被謝霆鋒用他的方式衝擊了其努力,在歌詞中加入了其避免使用、帶有集體意味的詞語,並清楚的劃了一道與世界各地非華人的界限。在含蓄曖昧的歌詞後,謝霆鋒加入了這樣一段繞舌:「天下那兒看不到黃色的臉/鮮紅色的血/流在十三億的人/你說這是我的憤怒/我說這是我的態度/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只有我們中國人」。周在書中形容,那是「又一重打擊」。

如他所言,他並非激烈抗爭的那種人(見下篇),可是面對建制,如政權、資本的壓逼,他會選擇反抗,還是妥協?

眼前的周耀輝似乎不太認同這種非黑即白的提問方式。

未知是否與他曾為政府打工有關,周耀輝仍相信,「政府」並不是一個龐然大物,笑指這樣想是高舉了政權,「就算它是隻怪物,它都有很多個頭,每個頭都說著不同的話。(面對政府這龐然多頭怪物,創作時)我們反而要『靈巧像蛇』。」

他在這裡引用《聖經》裡〈馬太福音〉的「馴良如鴿,靈巧像蛇」,「我們要天真,必須毋忘初衷,但又要靈巧。有時與政府,有時與資本,要看如何跟他們周旋、談判、交涉、一人讓一步,看看如何發生。有時我們在創作上,可能會有點『蝕底』,但又可能可以爭取到一些東西。」

這種與建制周旋和以妥協換取成果的方式,有大用嗎?未知,也未必重要。或者如他在書中所言,與龍作戰是他的樂趣,「假如我的寫作是一次射精,千萬分之一可能帶來『後果』,其餘的都是樂趣。」

時代遠去:唱片生意萎縮,反令創意絕處逢生

1989年,用真名創作〈天問〉和〈愛彌留〉等悼念六四歌詞時,他還在政府新聞處工作。「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百姓瑟縮於惶恐下/誰挽起弓與箭/射天空的火舌/誰偷仙丹飛天/月宮安守青天/縱怨天/天不容問/嘆眾生/生不容問」,這種歌詞如果生於這個世代,小小一個新聞官不被秋後算帳才怪。

周耀輝也認同時代比以前更敏感,但更重要的是,現在打工根本不可能有空閒、空間容許你創作。他質疑,不論在政府,還是私營銀行,如果想做副業,有時間嗎?「我們那個時代,打一份工,沒有那麼辛苦。我們的年代比較幸福,現在無論做甚麼工作,是更辛苦,是『賣命』!你整個人都賣給份工,你還可以做甚麼?」

雖然整個唱片業都已經萎縮,發片量下降,但他認為,在這種氛圍下,以純粹創作的角度, 其實頗多姿多采,雖然賣得少,賺錢少,但譬如周博賢、My Little Airport等創作人,都會創作出比較有趣的歌曲,有點絕處逢生的感覺,因為少了商業負擔,「不一定是錢的的逢生,而是創作的逢生。反正你寫多『大路』的歌曲,都不會很hit...... 那不如算啦,不用做那些大熱歌,我便做一些好玩的歌,最少我可以爭取一班支持者,夠啦。所以我覺得流行音樂『勁咗』,而且較另類。」

你不會從周耀輝口中,聽到批評香港整體創作環境狹隘、政府扼殺創意空間等的批評等鋒利「sound bite」;他不是不敢向權威發炮,但他總是溫文儒雅地告訴你,他不會隨便妄下評論;而且,他認為現今的香港,在從事創作方面比他年輕的時代更好。

寄語「小朋友」:你都未試,怎知不行呢?

「我們那個年代,強調獅子山精神嘛、中環價值嘛,你肯走『正路』,即大家都想你走的路,你基本上是走到,還會走得幾好,即賺到錢買到樓。我大學畢業,一做政府工,就買到樓。現在得嗎?不。」

於是,社會逐漸逼人走「歪路」。「有些同學因此『挺而走險』,放棄主流的路,開闢新道路。因為已沒有所謂『易走』的路了。」這種狀態下,周耀輝看到了希望,看到「絕處逢生」的感覺。

他喜見網絡流通,可發表作品的平台多了,創作的論述亦多了,連政府都講創意,社會對「創意」二字比以前友善。不足的是香港的環境,香港的環境經常告訴小朋友「你不行」,多於跟他們說「你可以」,令香港的小朋友大多欠缺自信。於是,告訴小朋友「你可以」,就成了周耀輝的使命,「我認為我的貢獻是,幫他們找回這個城市不會鼓勵他們有的信心。」

不得不提,周耀輝口中的「小朋友」,雖是指年紀比他小的朋友,但兩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周耀輝位於浸會大學內、細小但整齊簡約的辦公室內,牆上掛滿與小朋友合作的藝術作品,桌上左邊放著一疊厚厚的文稿,是他指導小朋友合著、關於「邊界」的文字作品,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將於2016年出版。

這些小朋友,當中大部分是他的學生。他們總覺得「不可行的,不用試了。」周耀輝指他可以理解,但他總會反問:「怎會不行呢!」他認為自己的功用是,幫他們去找資源,替他們去開一些門,然後告訴這些年輕朋友,「你都未試,怎知不行呢?」再鼓勵他們保留自己的天真。

假如我當初沒有離開香港...?

天真,對周耀輝來說,非常重要。

在過去不同訪問中,周耀輝都強調過這種天真,這種不斷逼問「怎麼不行呢?」的天真。可是在功利的香港,這種從歐洲回流的天真似乎過於奢侈,甚至有點「風涼」。我懷疑,如果他當初沒有離開香港移民到荷蘭,還能保留這種天真嗎?儘管他故作老練地笑說不會回答假設性問題,但仍娓娓道來一個故事。

佔領行動初期,周耀輝和一班小朋友一起圍坐在政府總部外,仰頭望向政總,他想:「如果那時沒有辭掉政府的工作,我(今日)豈不是坐在上面?」他當時想,坐在政府裡的人現在應該很辛苦,很複雜吧,因為他們都是人,都是香港人。反而,坐在下面的人會較純粹,較簡單。

「當時我只想到,我不想坐在上面,那種不想,不是道德上的, 而是那真的很辛苦。他們如何可以用手段應付如此單純、直率的訴求?!我不知道,不懂得說。」他估計,那時選擇離開政府, 其後又選擇離開香港,可能是出於很想捍衛他內在的天真,才得以繼續天真。

「如果當日我有某些原因,留在香港,留在政府,可能我今日都會做卧底。哈哈。」

文:Gilli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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