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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周耀輝(下)— 「網絡廿三條」爭議 寧願公民利益先行

2016/1/2 — 13:25

「根本在烏托邦的世界,創作就不應牽涉金錢。可那是烏托邦,哈哈。你善於造麵包,我會寫詩,我寫首詩給你換麵包,多好。」

說著,周耀輝自己都窘笑,但他的眼神告訴你,他真誠地如此相信。

過去1年,創作「業界」紛紛擾擾,俗稱「網絡廿三條」的《2014版權(修訂)條例》架在尤其從事二次創作的創作人頸上。作為版權持有人,理應被視為建制的一部分的周耀輝,卻旗幟鮮明反對「網絡廿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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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笑他,填詞只是其副業,其間不是打政府工,就是在大學教書,從來未以「創作人」為正職,當然不知米貴。

完全不知道他們在捍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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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輝認真地分析,問題應該分開兩方面討論,首先,條例能否為以創作為生的人士提供保障,其次是條例通過後能否推動創意。兩個問題的答案之於他都為否定。

「第一,我真的看不到它可以帶給我們甚麼利益;第二,政府或者某些人,打著上述旗號,就覺得自己做了事,漠視了更基本的討論,這就更危險;第三,在我們現在這個政治環境下,我覺得這更易成為一個令很多人不能再發聲的方法。」

周耀輝相信,以二次創作歌曲來評論時政,在公民社會中是很健康的行為,應該繼續運行,不應假裝以捍衛知識產權的名義去打壓。因此,他寧願由得這種風氣放任,「我們(創作人)所謂的『蝕底』,也只是『啲咁多』(版稅),同時看一個公民和創作人的利益,我寧願以公民的利益先行」。

他質疑,支持「網絡廿三條」的經常說要保護知識產權,但知識產權只是其中一個支援有意以創作為他們生計的人,而不是推動創作,「人人都可以創作,不用推動的!」

以音樂為例,知識產權所佔部分愈來愈小,不論歌詞或旋律,當中創作者可分得的錢愈來愈少。「所以他們說捍衛知識產權,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捍衛甚麼!可能只是在捍衛一個微不足道的錢(金額)!」或者說,那是捍衛唱片公司的利益,不是創作人。

重新審視何謂「知識產權」

他較具體地指,現在藝人若憑某首歌建立了一定人氣,令他/她可以出任代言人、出席活動、開演唱會等,創作人理應可以分錢,但如今卻是「一個仙都收不到」,原因是目前「知識產權」的概念很陳舊,並沒有緊跟文化產業潮流。至於上述利益該如何量化,就需由行業一起討論,可惜現在連討論的動機都沒有,因為管理藝人的人,根本不會願意把這些錢分出來。

「因此現在某些人說要保護知識產權,我假設他們是善心的,但其實『捉錯用神』。如果真的想創作人分得更多錢,更逼切的是重新審視何謂『知識產權』,否則如何捍衛,都不能為新入行的人爭取得多錢。」

版稅以外,創作人如何創業、退休保障、醫療保障也應討論,「香港很多創作人是自由工作者,在香港做自由工作者,是甚麼都沒有。」他舉例,荷蘭的保險業做得很好,對於自由身工作者,他們有「一人企業」的思考,保險公司亦可為他們設計基金,或在稅務上已可解決生活保障的問題。

立法會上月初試圖二讀《2014版權(條例)修訂草案》,就發生示威區垃圾筒被縱火並爆炸的事件。面對專制政權,部分人相信抗爭,而要抗爭就要激烈。

每個人找自己的抗爭方式

「那就去激烈抗爭吧。」周耀輝鼓勵每個人找自己的抗爭方式,激烈卻不是他的方向,「你見到我個人是怎樣的啦,我真的不可以在街上大嗌..... 哈哈,這是性情的問題。」確實,難以想像一介書生如他,會blackbloc擲氣油彈,然而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因此去年的佔領運動、每年七一和六四,周耀輝都動身走上街頭。

大部分情況下,他支持大家尋找自己的抗爭方式和平台,不同陣線、不同策略都有其可能性,「如果有些人覺得要以激烈的方式去爭取,我很鼓勵。社會需要這些人,社會需要不同的爭取方式和陣線。我反而擔心,社會上只關心爭取民主(政制),但平等呢?這是兩個不同概念。當我說我不參與爭取民主(政制),而我在默默地做情慾革命,卻被人質疑為何不參與他們的『大事業』」。

給讀者的民主,包括再創作

導演許鞍華的電影作品《黃金時代》裡,很多作家都為那動盪的時代書寫,但主角蕭紅沒有這樣做,反而只寫她想寫的,「她是否沒有革命?她是否背棄了時代?我認為不是。」周耀輝認為,那個時代美好的地方在於,蕭紅可做自己的事,其他也許受大時代感動、必須立即作出回應的人,也可做他們的事。「不論當權的人,還是反對的人,都不應只得一把聲音。」

在創作方面,他亦有同樣想法:必須要尊重別人有別的想法。「我作為作者,必定要尊重與讀者的平等,我一定不可以高過讀者。假如我仍然相信社會有平等,這是最終極的平等、民主。」除了對文本的理解,他對讀者的民主,還包括再創作。

他強調,我們追求平等、民主,可以去立法會,而且必須去立法會,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對待周圍的人,同樣也是爭取民主、平等的平台。

 

文:Gilli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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