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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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1 - 15:46

【專訪周雲蓬】《中國孩子》十年:我不假裝憤怒,常態的生活就是溫和

在著名詩人北島創辦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開幕演出上,來自中國的盲人民謠歌手周雲蓬,唱了一首久違的《中國孩子》。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著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裡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變成了一筐煤 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 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有人抹著臉上的淚水,也有人只任憑眼淚滾落地面。觀眾席裏,一片寂靜;但空氣中迴響孩子們咿呀的聲音,又如此震耳欲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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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雲蓬三個字,對香港而言,也許是陌生的;可在中國大陸,他早已是個傳奇。9歲失明,15歲彈結他,19歲上大學,21歲寫詩,24歲開始漂泊,做流浪歌手。這段早年的經歷,熟悉中國民謠的人能信手拈來。

一人,一琴,一杖。江湖秋水,長河落日。他從八十年代瀋陽鐵西區的路燈下,一路走到如今,成了人們口中,中國民謠音樂的代表。十年前,一首《中國孩子》,像憤怒的利刃刺穿中國的社會,尖銳地插進人們的心中,成了悲劇裏的孩子們深邃的墓碑。

十年過去了。當年創作如此鋒利的周雲蓬,現在仍然憤怒嗎?

 

*          *          *

關於孩子:十年過去,《中國孩子》還在唱

「今年在幼兒園發生的虐童事件,看到新聞,我覺得,有機會要唱一唱《中國孩子》。」表演結束後的周雲蓬,坐在窗邊,語氣不急不慢。他有渾厚又溫柔的聲音。香港室內的冷氣,讓來自北方的他,把自己裹進了羽絨服裡。

在中國大陸,《中國孩子》並不是一首可以輕易公開演出的歌。在香港詩歌之夜的演出上,聽到周雲蓬說出最後一首歌,是《中國孩子》時,現場觀眾沸騰了。

「關於孩子的災難,一直都在發生。只要有,那麼唱《中國孩子》,它就是有意義的。」

周雲蓬是關心孩子的人。在失明30年後,2009年,為資助貧困盲童,他出了一張《紅色推土機》音樂合集,邀請中國民謠圈內好友,無償創作歌曲。2013年,他又發起「金色推土機幫助貧困盲童計劃」,舉辦「摸讀北京」盲童夏令營。「我們不唱孤兒之歌 / 也不唱可憐鳥 / 我們的歌是紅色推土機 / 轟隆隆的 / 有力量 / 我們的歌是金色推土機 / 升級啦 / 發著光!」

他知道,盲童要的不是可憐。他在散文中寫自己的失明:「我屬於這個八百萬分之一純屬偶然,這正如你的健康一樣,是偶然事件。」

這樣的他,在這一天的詩歌之夜盛會,選擇唱《中國孩子》。

「我覺得詩歌由一部分的屬性,應該是接近現實、呈現現實的。就像杜甫的詩,《三吏三別》,呈現那個時代的現實。所以在詩歌之夜唱《中國孩子》,也是應該的。」周雲蓬說,「詩歌不完全是草原、月亮和遠方。詩歌的另一方面,是現實。」

在此次演出中,他別出心裁,給《中國孩子》加了詩人北島的《回答》。

……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

— 北島,《回答》

「《回答》讀起來就是一種質問、提問型的詩歌。《中國孩子》也是這樣的歌曲,去問為什麼。所以我把它們放在一起。」周雲蓬解釋,「我直接把《回答》放在《中國孩子》那段孩子們『呀呀呀』的聲音後面。因為孩子的質問是最有力的質問,我們不能違背孩子的提問,不能遺忘加在孩子身上的苦難。」

「《回答》本身就很有力量,說是回答,其實通篇都是提問。『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還有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其實《中國孩子》也有這種主題:強勢是強勢的通行證,弱勢是弱勢的墓志銘。叢林社會的法則就是這樣,而文明社會則是倒過來的。所以北島當年提出的問題,過了三四十年,《中國孩子》還在唱,因為問題還在。」

「我們以歌的形式,還在提問,還在質疑。中國孩子有災難,那未來的人還會繼續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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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作:誠實面對自己,我不假裝憤怒

答問題時,周雲蓬會努力前傾身體,靠近發問者。他有一種真誠的語言,去表達自己。

十年前,因為一首《中國孩子》,周雲蓬被譽為「公民歌手」。近年來,不少樂迷和採訪者留意到,周雲蓬不再有當初《中國孩子》那樣尖銳針砭社會的作品,而轉向了唐詩宋詞為基礎的創作方向,比如2010年的《牛羊下山》,或2014年的《四月舊州》。對於這個轉變,他如此解釋:

「我覺得,這才是常態,而《中國孩子》那樣的歌曲才是意外。在生活中,災難是意外,平靜、溫和,才是常態。我不可能一直做批判性的歌曲,一張一張唱片那麼出。那才是反常的。」

「《牛羊下山》,或者古詩詞,這是我生活的常態。實際上,要我一直寫這些(批判的)歌,我也寫不出來。因為憤怒是很耗費你的體能和心理能量的。就像火山一樣,不可能總是在噴發。火山休息一千年噴發一回,我覺得人也是如此。憤怒是反常的東西。出一張《中國孩子》,你得出好幾張《牛羊下山》。」

對於能否維持創作人憤怒的狀態,周雲蓬認為,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我不去假裝憤怒,或者逼迫自己必須時時憤怒。我覺得常態就是那樣,我要遵循自己的心理和生理規律,誠實面對自己。如果現在的我沒有那麼憤怒,那我就寫不憤怒的歌。」

他認真說,「要真實,不要自欺欺人。」

周雲蓬不願在創作上畫蛇添足,更不願把音樂當做滿足道德優越感的工具。

「不是說當你看到社會事件令人憤怒,把它唱成歌就可以了:噢,我的良知得到滿足了,我終於又是一個批判歌手了。不是這樣的。《中國孩子》有很強的概括意義、象征意義,它不只停留在克拉瑪依大火。有時我想寫歌,但我覺得《中國孩子》更加確切,更能表達我內心的憤怒。有《中國孩子》就夠了。我不需要為孩子們再寫一首《中國孩子2》、《中國孩子3》,那是畫蛇添足。」

除了不必畫蛇添足,為滿足道德感而創作,周雲蓬更認為,音樂不是把憤怒的情緒唱作成歌就可以的,當中還涉及藝術創作的技術性問題。

「幼兒園虐童,你當然會憤怒,但它未必能唱成歌。它在音樂上有技術性的環節——能不能把它唱成好聽的歌。」

「衡量音樂的第一標準不是有良知,或者社會擔當,因為那是新聞報道,或法律的責任。音樂最重要的屬性還是要好聽。否則它就不是音樂,而是別的了。」

「《中國孩子》,拋棄現實意義和政治意義,它首先是一首好聽的歌。它不是因為批評『領導先走』、社會現實,所以大家聽得過癮;而是因為這歌的旋律是動聽的,哪怕它是不快樂的,它是吶喊的。好聽也可以是悲壯、悲劇的。好聽的歌,才能流傳開來。如果光靠悲劇就能感動聽眾,那看新聞報道就好了,不用聽《中國孩子》,拿著報紙看就可以。」

「但音樂不是那些東西。」

米蘭·昆德拉曾寫:「媚俗讓人接連產生兩滴感動的淚滴,第一滴眼淚說:瞧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們,真美啊!第二滴眼淚說:看到孩子們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類一起被感動,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淚才使媚俗成其為媚俗。」

周雲蓬拒絕第二滴眼淚。

 

*          *          *

關於自我:個人的生活是唯一真實的生活

周雲蓬對生命的體悟有兩個轉折點。

十年前,周雲蓬開始步入中年。「覺得自己離杜甫更近。李白那種意氣風發的、少年張狂的詩,也喜歡,但好像離這種遠了一些。杜甫的詩,很沉鬱,有那種中年人的心態,更內斂一些。他很多很現實的詩,比如《石壕吏》呀,《潼關吏》呀,《新婚別》《垂老別》呀。寫當時的小人物,被收稅的官員欺負。這種事到現在來說,也是很現實的題材。他能把這寫成詩,很不容易。寫詩本身就不容易。」

周雲蓬把杜甫的詩,編成了《杜甫三章》,成了代表作之一。

「《贈衛八處士》,那種感覺就是:兩個中年人見面,下著雨,趕快到後園弄點兒韭菜,煮一碗黃粱米飯,喝幾杯酒,然後聊聊往事,『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這跟現在也很接近呀。大家都是網上微信聊天,見一面,然後明天就匆匆地別離了。」

……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 杜甫,《贈衛八處士》

「所以我唱這些詩其實也並不是懷古,而是唱現在的現實。如果僅僅是懷古,對我來說就沒有意義了。我不是感懷唐朝,或者回憶懷舊;其實我在杜甫的詩裡面,感受到現實的影子,和現實的共鳴。比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國現在多少貪官,而同時又有多少山區孩子,午飯都吃不飽,那是強大的差距。杜甫的詩有批判性和現實性,所以我才喜歡唱。」

第二個轉折點,是去年。周雲蓬生了一場病。「腦梗,腦子裏血管堵住了。住院,輸液,弄了十幾天。從醫院出來,這種想法越來越強烈:個人的生活是第一位的。」

周雲蓬說,早期的作品,目光放在外面的社會;而現在,則比較多從個人的內心出發。

「人們總愛問:你最喜歡哪個時代?可我們並不能穿越到宋朝唐朝。現在看到的過去,都只是歷史的記載。書上寫的,未必是當時真實的狀態。我覺得,個人的生活才是最真實的。個人的生活是唯一真實的生活。」

「比如妳坐地鐵回家,男朋友等著妳,妳覺得幸福、美滿,那就是妳的生活。有的人回家就要吵架,就覺得生活像地獄。所以時代跟妳的關係並不大。即使妳生活在盛世,可妳回家和伴侶吵架,妳的生活就是亂世。」他咧嘴笑了起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管時代是盛世還是亂世。把個人的生活過好,是對我們個人而言最有意義的事情。短短幾十年生命,也不知道下輩子還能不能做人。好好珍惜這幾十年,這是真實的生命的意義。」

回想成名前,在北京流浪的日子,那也曾是周雲蓬一部分真實的生命。「街上唱歌並不是很丟人的事情。我去紐約看很多藝術家在廣場唱歌,水準比我們在音樂廳唱得還要高。她們非常快樂地在那兒唱著藍調唱著爵士。」

「那時候有那時候的快樂。在北京街頭的日子,生活充滿了激情。天天在那兒數毛票兒,掙得的一毛兩毛,一塊兩塊,高興壞了。實際上那時候我唱得太好了,圍觀的人把路堵住了,所以城管來管理。那種快樂,現在還真沒有。今天在會議中心唱歌,不見得一定比那時候快樂。」

他多年前寫下這樣的句子:「我情願像一團泥那樣癱軟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願成為廣場上站得筆直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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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由:大象被鎖久了,鏈子打開也不會跑

在中國大陸,無論網絡言論,還是藝術創作,繞不開的,還是「敏感詞」、「敏感話題」。從八九六四、憲政民主,到女權運動、同志平權,從公共的新聞、評論,到個人的閒暇娛樂,一隻看不見的手,或明或暗地伸入人民的頭腦,在「允許看到的內容」旁邊,拉起一條警戒線。政治的、性別的議題,都有可能成為新的敏感詞,成了網絡上被消失的「404」。

「網絡言論的界線,基本上和創作音樂的界線差不多。言論上不讓說的,唱成歌,也不讓。」周雲蓬這樣描述創作在大陸所受的限制。

「至於有沒有限制我的創作,我還真不知道。它也沒有公開,拉個繩說:別過去啊,就在這裡頭。我發現時間長了,這界線就存在我心裡了。我感覺我心裡會自我約束。這是最無形的界線,是最可怕的界線。就是你自己自律了。」

「我聽過一個故事,說馬戲團把大象用鎖鏈鎖在樹上。有一天起火了,其實鏈子已經不存在了,但大象因為栓的時間長,它已經不跑了,以為那鎖鏈還在,最後就被燒死了。」

「時間長了,妳心裏就有一種障礙了。並不是外在的界線捆綁了你。我在想,我心裡的約束,是有的。所以當談論自由的時候,要看你的內心,有沒有對自由的渴望。」

「有的時候,我好像都沒有那種渴望了。」

「對,沒有那種渴望了。」他重複了一遍。

「所以後來覺得挺自由的。當你沒有這個渴望時,你覺得:我在這個界線之內,還挺自由的啊,我還能轉個圈兒。不錯,我自由了。」他大笑起來。「每個人對自由的理解還真不同。有的人覺得能飛翔才是自由,有的人就覺得,能在地上爬一爬,太自由了。」

「我首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對自由還有渴望。我要有對自由的渴望,這是我的第一位。如果有一天我沒有了對自由的渴望,我就覺得,我不自由了。但如果我還有,我就說,我還是有希望的。」

擔心成為那頭大象嗎?周雲蓬說:「我並不在乎。或者說,我們生活在這裏,其實我們,別無選擇。電影審查完,剪掉一個多小時。這種事情習以為常了,就成了正常的事情了。」

「我覺得談不上絕望,就是要一點點改變。有機會唱《中國孩子》的時候,我就唱。有努力的空間,就努力一下。慢慢做,別把自己一下子爆炸了。能做多少做多少,這對於我,比較真實。」

「敏感詞」的水深沒有明文標示,但周雲蓬認為,還是要去試。

「我們不要把智慧全部用在什麼『游刃有餘』呀,『躲開骨頭』呀。智慧不應該用在躲避,而應該用在衝破障礙。如果用在繞開障礙,那你的智慧毫無意義,成了投機取巧。智慧是伴隨著勇氣。我覺得我的智慧,就是不斷就嘗試——哪兒可以,我就去做這些事情。」

 

文 / 楊子琪

攝 / 王偉健(立場新聞)、黎家鋒Kav Lai 黄振強 dennissoap(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