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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流亡作家馬建:文學也許軟弱無力 但總比沉默好

2018/11/12 — 22:09

訪問當天,馬建相約記者在酒店的空中庭園見面,他說他不敢離開住所太遠。

訪問當天,馬建相約記者在酒店的空中庭園見面,他說他不敢離開住所太遠。

大館以「不願成為促進政治利益平台」為由,拒絕提供場地舉辦香港國際文學節兩場馬建的講座,使這位遠居英國的流亡作家一夜間成香港媒體焦點。最後大館又突然改變主意,決定按照原定安排舉行講座,令人啼笑皆非。

訪問當天,馬建跟記者約在酒店的空中庭園見面,他不敢離開住所太遠;畢竟英國還有妻兒等著,早已非當年隻身走天涯的浪子。剛結束電視台錄影,對面的六旬老人呷一口咖啡,談起他與香港的羈絆,他的創作,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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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過後第一個落腳地——香港

1983 年,中國展開「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針對文藝界與知識分子進行言論審查;同年冬天,還是記者的馬建從公安局出來,警察對他說:「再不老實,就把你消失掉。」在那之後,他帶著水壺糧票,還有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離開北京,開始在中國流浪,渴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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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在中國流浪,就是要嘗試一下自由是什麼;其實也是在尋找自己,你走的越遠,離自己越近。」流浪三年,馬建走遍大江南北,西藏拉薩、甘肅敦煌、蒙古烏審召、雲貴一帶等偏遠地方他都去過,最後停泊在香港,一待就 11 年。

「本以為香港只是流浪的一個點。」但後來很快感覺到這地方是自由的,捨不得離開。1986年剛到香港,他認為那是「文化碰撞的開始」。當年馬建一來就交到馬國明、何良懋、陳雲這群朋友,認為他們是一批有思想的年輕人;又在灣仔青文書屋住了半年以上,把書店裡的書全都看完了,接觸了許多以前沒讀過的哲學、當代藝術、現代文學等,像是德國行為藝術家博伊斯 (Joseph Beuys)。「一個大陸人、一個在極權社會生活的人,到了自由社會,必然有一種極大的渴望」對自由與未知的渴望,讓他像海綿一樣,去吸收這城市的一切,包括文化、思想,觀察香港社會。

儘管是在翻身都有困難的的籠屋、夏天熱到幾乎要趴在桌子上的鐵皮屋裡寫作,馬建還是認為當年的香港社會對他而言,是很優秀的寫作環境。「你的思想不受任何約束,可以自由地發揮,慢慢找到你是誰。」他笑言自己住在南丫島鐵皮屋的時候,還偷過空置房子裡的家具、廟裡的食物,跟老鼠共度漫漫長夜。「(生活)走投無路,但寫作的慾望是很好的。」

於是,馬建在香港完成了自己第一本長篇小說《思惑》。

馬建直言很愛香港,過去把它視作自由的燈塔,是寫作的溫床,然而九七年的「平穩回歸」卻讓他對這地方感到無比失望。

馬建直言很愛香港,過去把它視作自由的燈塔,是寫作的溫床,然而九七年的「平穩回歸」卻讓他對這地方感到無比失望。

根,在哪兒?

馬建直言很愛香港,過去把它視作自由的燈塔,是寫作的溫床,然而九七年的「平穩回歸」卻讓他對這地方感到無比失望。

政權移交前兩年,馬建與潘星磊等南來文人進行了一系列反對回歸的活動,像是舉著中國國旗往海裡跳,在街上敲鑼打鼓撒紙錢喊「共產黨來了」,潘星磊更冒著被捕風險,在維園用鐵鎚打歪維多利亞女皇像的鼻子,把紅漆潑向銅像。看著他滔滔不絕控訴當年香港人與藝文界的無動於衷,以及他們孤立無援的情形,大概可以想像二十三年前,他跟也斯吵架的畫面。現已  65 歲的馬建,看看窗外樓房,再看看對面兩位二十出頭的記者,依舊不忿,卻也多了幾分唏噓。

「一代人的麻木,必然給下一代人帶來生存的困境,甚至死亡。」

然而,上一代人真的麻木到歡迎中國共產黨來臨嗎?

馬建曾經讀過西西的《浮城誌異》 。小說寫於 1986 年,即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兩年,故事以瑪格列特的畫作《庇里牛斯山的城堡 (The Castle in the Pyrenees)》為對照,描摹一座懸浮半空的城市,而城裡人只能隨著浮城漂泊。

對馬建來說,小說在問一個問題﹕根,在哪裡?

在馬建與韓麗珠、吳美筠的講座上,韓麗珠指,香港人對政權移交產生的不安全感以及身份焦慮,直接反映在八十年代到現在的香港文學。如她所說:「香港的歷史背景形塑了香港文學。」也許,香港人並非「麻木」,只是「失去根源」或「無根」,還有那永遠徘徊不定的狀態,讓人不知所措?

從虛構回到現實,馬建知道一百多年前英國人佔領香港時,這裡可能只有一、兩個漁村,真正的「本地人」太少,現在已經很難再找得到。「香港就只是個移民城市,像泡沫一樣......她像是一個幻覺,但生活在幻覺裡的人又非常真實。」儘管現實與虛構間總是充滿矛盾,他相信香港這地方定會有一種文化、語言、生活方式,甚至是幾代人之間的關聯,凝聚彼此。

而「根」,對於這位已經 65 歲的流亡作家而言,「僅僅縮小到一個語言」。

這一年,馬建不時想自己的墓地要在哪裡,是埋到青島的父母身邊?還是倫敦某個墳場?但到頭來,他發現最後葬身何處,其實差異不大。不像他的上一代,漂泊多年的馬建沒有落葉歸根的執念,那個用老家或地域概念定義的「根」已經不存在了。然而,他對中文卻有份執著。1997 年,馬建離開香港,他赴德國魯爾大學任教中國當代文學;1999 年移居倫敦成為英國職業作家,至今將近二十年,他卻沒有學過英語。「語言就是我的根,我在這裡面寫作,我在說一個人物,一個作家總是跟一個小說人物活在一起,我還是跟中國人活在一起;這就是根,是一種精神需求。」馬建到過香港、德國、英國,但他筆下的人物卻始終未離開過他出發的國度。

至於香港的「根」究竟在哪兒?馬建也無法給出一個很具體的答案,他只能告訴記者:「你們父母那一代,也許還依戀於他們過來的地方。到了你們這一代,這個根其實就在自己的身體裡面;你們往外伸,找一個根,可能是假的,只是在欺騙自己。」

馬建在剛過去由香港國際文學節於大館所辦講座中,以自己的新著《中國夢》為題,進行演講。

馬建在剛過去由香港國際文學節於大館所辦講座中,以自己的新著《中國夢》為題,進行演講。

「文學或許軟弱無力,但在寫作裡,你是自由的」

「每寫一本書就等於體驗一本書。」因此馬建會用方言創作,去跟角色溝通,去活在角色裡面。例如《北京植物人》他寫了十年,就當了十年的戴偉,一個參與了六四而因傷變成植物人的大學生。於是,他不斷揣摩植物人是一個怎樣的狀態,最終抓住一點:「肉體是死亡的,靈魂活著;記憶還在那裡轉,但無人知曉,因他永遠醒不過來。」那時候,馬建曾兩度開煤氣自殺,陷入瘋狂邊緣。

2005 年,馬建受法國《閱讀》雜誌評為 21 世紀全球最重要五十位作家之一。《九條叉路》、《拉面者》、《你拉狗屎》、《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怨碑》……他的小說總是以現實與歷史為基礎。

同樣地,馬建最新發表的政治寓言小說《中國夢》回應習近平的「中國夢」——令國家變得偉大的政治理想。主角馬道德為文革長大的少年,後來成為「中國夢」辦公室主任,「這兩個角色合在一起的時候,對他來講壓力非常大。他要把過去的夢全部刪走,才能抓上今天的中國夢。」他希望藉由小說裡的七個夢,提醒大家一個極權國家的逼近,並強調記憶的重要。

但其實馬建所有批判中國社會的小說,均無法在大陸發行,真正的「局內人」連看到他的作品都很難,更遑論政治覺醒。他明白自己始終只是個旁觀者,要真正改變現狀就像天方夜譚。 

「也許影響不了那麼多人,但起碼要守住自己。」 

今晚馬建就要重新回到家人身邊。離港前,他去了沙田醫院探望臥病不起的中國地下文學老戰士、自我放逐的反烏托邦詩人孟浪。他站在病榻前,俯身貼著孟浪的耳朵,跟他講起八十年代在深圳創辦文藝雜誌、寫小說的往事,希望喚起孟浪的記憶。

孟浪是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名譽會長,現在動不了;而現任會長馬建當年從中國大陸到香港,現在又要離開這曾令他感受自由的地方,回到英國,是流浪,還是「逐自由而居」?

馬建說:「文學可能軟弱無力,但至少在寫作裡,你是自由的。」

馬建在機場「離港」二字下拍照,但願他還會來香港,那時的香港也仍是自由的香港。(圖片提供自馬建好友聞海)

馬建在機場「離港」二字下拍照,但願他還會來香港,那時的香港也仍是自由的香港。(圖片提供自馬建好友聞海)

孟浪與馬建 (圖片由聞海提供)

孟浪與馬建 (圖片由聞海提供)

文/ 鄭晴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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