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專訪】周博賢:我不知如何創作下去

2015/7/18 — 11:18

一個多月前,來自網路媒體藝頻的記者 Ikey ,來到佐敦山林道的 Ban Ban Music 錄音室,與周博賢做了一個長篇訪問。

訪問主題是他監製的全新工運大碟《野火》。工運大碟,即以工人故事為主題的概念大碟。唱片收錄十三首歌,由七隊非主流、也不十分有名的「素人樂隊」,加上十二個來自不同行業的工友合力創造而成。

碟面有兩個 logo:一個是策劃團體職工盟,另一個則鮮有人聽說過,叫做 Selfie Music。

廣告

最後 Ikey 把這次訪問,連同職工盟、參與樂隊及工人故事,寫成一篇長篇報道。如果文章長度能夠反映作者用心,那這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稿,或許能夠說明,Ikey 認為《野火》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

事實上除了她以外,《野火》出奇地贏得了大量香港傳媒關注 —《東 Touch》、《經濟日報》、《蘋果日報》為它寫過數千字專訪,《星島日報》、《明報》、903、SocREC 報道過它的消息。

廣告

甚至《紐約時報》都為它送上篇幅。

《野火》吸引的眼球,比許多主流歌手唱片都還要多。而這關注,你已經很難區分,它是來自周博賢的名氣、抑或音樂質素本身、還是它的工運概念 — 這三者在周博賢身上,從《姿色份子》(2005)打響名堂,到《雞蛋與羔羊》(2014)廣為人識,至今恰恰十年,已經連成一線。

人們已經不會再覺得,周博賢做社會關注音樂,是一件怪事。

只是《野火》與過去十年他走過的音樂路,確實有些微差異:《野火》只是他的製作,不是創作。在《野火》中他擔任監製,負責給樂隊與歌手提意見。但他不是創作人。他沒有為《野火》創作過一曲一詞。

還有兩個月就到雨傘運動一周年。還有兩個月,周博賢已經停止創作了,一年。

有兩件事動搖他的創作心。雨傘運動是其中之一。另一件事,是他的學業。四年前,他在嶺南大學入讀文化研究碩士,至今年畢業。

我問他,讀完之後有甚麼得著?他說,愈讀愈迷茫。

「讀過之後,睇返自己舊作品,會覺得有點幼稚。」

幼稚?說周博賢?不是吧?周博賢一路走來,用音樂寫纖體廣告、八卦雜誌、亡命小巴、菲傭、窮人,言之有物,怎會幼稚?

如今他回顧往日,卻說那是一個「可以不那麼沉重」的時代。

「近年我自己都變得沉重了。」他說。

他仍然相信音樂對社會有用。他仍然希望 — 正如他做《野火》那樣 — 結合流行曲與社會議題,發揮某種正面效果。但轉念間他又會覺得流行曲有限制。總有些甚麼,他想向社會傳達,但透過流行曲,他做不到。

下不了筆的時候,周博賢感覺難受。

「其實有好大創作意慾,但創作甚麼?怎樣創作呢?」

他形容自己的腦袋像一嚿鐵。

資料圖片:周博賢

資料圖片:周博賢

 

(一)天真

Ban Ban Music 裝潢簡潔,應有的傢俱器材如桌椅、沙發、喇叭、咪高峰、鍵盤、電腦,應有盡有。但這便是全部。有別於許多風格化到好似精緻咖啡店或者嬉皮士私竇的錄音室,Ban Ban Music 的風格,就只有「平實」二字。

這個音樂品牌始於 12 年前。2002 年,曾在港大修讀法律的他,正於音樂品牌「大國文化」擔任法律及版權事務總經理。那年在一個大學歌唱比賽中,他遇上了謝安琪。覺得這個女生大有可為,隨即介紹給公司試音,卻被公司以路線不適合為由,拒絕錄用。於是在翌年初,他便乾脆辭去「大國文化」的工作,與謝安琪、夏森美組成獨立音樂品牌,自行出碟。這個品牌就是 Ban Ban Music。

那也是周博賢首次,正式用音樂介入社會。

「這是我和 Kay 合作時的共識。」周博賢說。「我們都對 90 年代下來千篇一律的情歌有點生厭。心想既然自己做音樂,不如就做自己喜歡的吧。加上我覺得自己寫『情』寫得不好。反正有這麼多人在寫,也不需要我加入啦。」

於是,他與謝安琪擬定了一條迥異於主流的音樂路線,一條以抨擊固有價值,關懷社會弱勢為主題的路線。

手腳冰冷的筋竭衰老的
晚間借宿於街角的對佳節有否興趣
失去依靠的早晚空肚的
猛火裏丟失所有的誰又來問暖一句
—《愁人節》

開始一天的工作像機器
照顧棄嬰極疲憊
無邊的家居須仔細地清理
每一餐匆匆要處理
到深宵才能停下喘一口氣
—《菲情人》

此刻我坐在門內
置身這小巴飛車總決賽
能否終有幸踏門外
愈望愈感慨(有太多未放開)
雙親寄望在期待
與好友昨日正吵着回來
縈繞的掛慮尚存在
愈念愈悲哀(上錯車是意外)
—《亡命之途》

出道一年,謝安琪的名字已見諸香港報章雜誌。而周博賢則以她幕後功臣的角色,若隱若現。當時有記者問謝安琪,怎樣看周博賢?謝安琪如此形容他:「一位出色、有社會使命感的音樂人。」周博賢在港人心中的形象,由此奠定。2008 年,《經濟日報》訪問周博賢,標題大剌剌給他送上五個字:「為人民填詞」。2010 年,因為他的一把長髮,人們開始稱周博賢為「音樂界長毛」。

這便是周博賢口中那個「無咁沉重」的年代。

「現在很多事情已無辦法不牽涉政治。」他皺眉道。「講其他東西,好像已經變得言不及義 — 這就是我所說的沉重:面對大是大非,你還講其他事情,係唔係唔啦更呢?」

 

(二)乾塘

2013 年,黃家駒逝世 20 周年。當時《蘋果日報》曾就此訪問過同樣用音樂介入社會的周博賢。周博賢如是說:「佢有啲歌對我係有影響。特別係佢嘅風格意識,歌裏面流露住社會性、革命性嘅意識流,我覺得藏喺我血液裏面。」

今日再跟他談家駒,他仍會說自己欣賞其創作天份。至於所謂社會性,他彷彿可以退後一步看了。「我覺得更多是後世人 mediation 的結果。」比如說那首社會抗爭常客《海闊天空》,周博賢就說,歌詞中所謂不怕孤單,追求理想,其實是一個 empty signifier。

「那是一個『空洞能指』。追求理想是甚麼呢?甚麼都可以是理想。變相它就成為一個很好的載體,你放甚麼入去都可以。」他攤手道。然後,再補上一句:「讀過文研,就會多了許多這些 terms。」

如果說有樂隊真正讓他走上音樂介入社會的道路,那不是 Beyond,而是達明一派。

時光倒流到 1987 年。其時周博賢剛考獲倫敦聖三一學院 LTCL 鋼琴演奏文憑,正在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讀預科,準備高考。當時他第一次聽到達明一派新作《馬路天使》,並沒覺得特別好聽,腦海裡想的反而是:這歌編曲真是非常奇怪。

但隨著電台一播再播,他漸漸喜歡上這首歌來。終究所謂「奇怪」,不過是聽不慣而已,未必代表不好,他想。

然而搖撼他心靈的,不僅是旋律本身,更是達明一派向他證明,音樂可以緊扣社會。「馬路天使」這首歌,描述的是喜愛聯群結黨,招搖過市的街童心情。達明一派沒有道貌岸然地批判這些街童,反而著墨於描繪他們對社會的反抗,在生活空虛中的迷失。因為達明一派,周博賢發現,原來只要創作人堅持用音樂傳達意念,寫出來是會有人聽懂的。

3 年後的 1990 年,周博賢已經憑藉 3A1B 的高考成績,成為港大法律系學生。這一年達明一派推出名作《十個救火的少年》,周博賢如今回想,依然覺得它是太精彩太難忘的一首歌。

「對我來說,達明一派是一個先鋒。」他說。23 年後,當他與謝安琪決定獨立發展,開始思考他們的音樂道路,他仍會想起達明一派。「我想,既然他們做得到(用音樂介入社會),我其實都可以一試。」如是才有了我們如今認識的周博賢。

至於周博賢為甚麼入讀法律,是源於《龍虎豹》。《龍虎豹》不是雜誌,而是他兒時看過的一部 TVB 劇集。劇集中何守信做大律師,替人伸張正義。周博賢看在眼內,覺得既威風又有意思。

最終真正教到他伸張正義的,卻(一如慣例地)不是讀書,而是上莊。入學第一年,他以新鮮人的身份渡過六四。隨即在第二年擔任法律學會外務副會長,為 1991 年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做了許多教育工作,也因為要在外面開會,認識了許多當時的社運青年。

莊員生活,教育他對社會應該有所關注。

畢業後,他在律師樓任實習事務律師,專門處理民事訴訟,搞意外賠償、遺產申請、離婚手續,卻哪裡是何守信?便心想,還是及早轉行為好。想轉行做音樂。問題是以他當時的能力,做音樂無法維生。於是兩年律師實習後,他便離開香港,前往多倫多約克大學讀音樂。

「那時候已經想到要用音樂介入社會?」我問。

「倒沒有這種清晰概念。只純粹希望靠音樂維生。」他說。

今日周博賢的音樂定位,還是要等到與謝安琪合作時才真正摸索出來。非主流的風格,意外地受大眾歡迎。如此做了六七年,佳作漸多。

而周博賢的腦汁,也開始乾塘。

用音樂介入社會,需要對社會有所觀察。周博賢確確實實從各個範疇感受到了社會制度的不平等、不公義。可是他發現自己沒有足夠能力,把這些零碎的觀察,組織在一起。

他須要一套框架,或者一些理論去梳理這些觀察。而偏偏他過去所學,無論是法律還是音樂,都是技術範疇的事。

「我又不是會主動睇書的人。」周博賢搔搔頭顱後面的辮子。「所以去到那個 moment,我覺得開始要接觸這些知識,甚至要 enroll 一個 degree 去逼自己睇書。」

想做音樂,但發覺自己不夠知識,於是去讀音樂;想介入社會,但發覺自己不夠學養,所以 2011 年,他入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可能我就是這樣──每次發覺自己唔夠料,便去讀書。」

 

(三)迷茫

我直接對他說,嶺大文研似乎已經反映了他一種社會政治理念。「左膠。」他自己搶先笑著補充。

但他不是因為想成為左膠而去讀嶺大文研。他說,自己之所以會選這一科,只是因為身邊朋友不少來自這個學系,其他人也對嶺大文研也口碑不錯。

他用心讀。當同學只需要兩年畢業,他把課程攤分成四年。人家一個學期讀兩科,他只讀一科。與其說這是因為他工作繁忙,不如說也是因為他不願意讓自己太過輕鬆畢業。課程提供的 readings,他要求自己盡可能讀完。

在我和周博賢交談的時候,正在旁邊拍攝的攝影師王偉健,其實是他的同班同學。作為朋輩,他給周博賢的評價是「勤力」:「上堂時他會主動問問題、提意見。從他說的話,你可以知道他是有用心睇 readings 的。」

「我又唔係要個 degree 來幫我就業,只是純粹自己想讀。明明本來是想逼自己睇書,唔睇又有乜意思?」

他沒有特別選擇與音樂相關的科目,而把焦點放在彌補自己在文史哲上的不足。他讀 Foucault、讀 Roger Silverstone、讀 Paul de Guy,用文化迴路的理論談 Beyond。

四年下來,一方面他漸漸能夠用較有條理的方式,講述他曾經用音樂談過的問題,比如說《菲情人》的外傭到底面臨怎樣的結構性困局,《衣帽間》反映的是資本家怎樣刺激社會消費意慾……昔日的觀察變成了今日的論述。

另一方面,他愈讀愈迷茫。

「讀完之後我唔知點創作落去。」他坦白說。「其實都幾大鑊。」

當觀察變成論述,他便懷疑自己的創作未必能夠容納論述。周博賢想,流行曲有各種各樣的限制,比如長度、曲式、風格,諸如此類。除非你放棄讓它流行,否則曲中總要有些副歌部份,讓曲詞重覆,否則聽眾難以記住。可是在字數已經不多的流行曲中還要搞重覆,那又如何能好好講述一個社會議題呢?從這個角度講,《十二月二十》就是一個失敗例子。這首歌是一個故事,講世界末日,有錢人可以上方舟,窮人就只能在陸上等死。整首歌故事完整,但無一句重覆歌詞。

「好難記,連我自己都記唔到,點期望聽眾記到?」他皺眉道。

如果是無嘢好講,也就罷了;讀完書,有嘢想講,才發現其實好難講,講唔到。

講唔到,是因為自身功力未夠,還是流行曲本身做不到?周博賢不知道。

 

(四)困頓

恰恰與他讀書同期發生的,是雨傘運動。

Gladys Wong 是周博賢在 Ban Ban Music 的兩個職員之一。當周博賢在傘運期間夜夜進駐佔領區,至清晨食過早餐才回家,她和同事就在辦公室替老闆打點一切,好讓他能放心休息,晚上再戰。

「那段日子他把自己搾到最盡。」她回憶說。「又讀 master,又要佔領,又要處理公司的事。」她欣賞她的老闆,覺得他非常厲害。

至於周博賢本人,則說了另一個謙虛得多的版本:「我好慚愧,自己沒做過甚麼,都是參與一下,有甚麼可以幫手就做甚麼。」

事實是那段日子他主持過民主教室,出席過民主論壇。睡過好多個晚上佔領區,搬過好多物資。儘管衝龍和道那夜,他沒有在前線與警察搏鬥,只在後方支援。「一把年紀,打死都幫唔到手,要人救就無謂啦。」好幾次有人聲稱要拆大台,他則在中間做和事佬,看看是否可以與反對者「傾吓偈,疏導吓。」

無法創作。「因為思緒太混亂。」許多問題好似一團毛線,在他心入面糾纏。一方面目睹社運圈分裂,周博賢覺得欷歔。「會令我思考所謂團結的問題。」他覺得其實也不必一定團結,各有各做法也是可以的,但最少不應該抽對方後腿。「唔好互𨳒,互𨳒無意思。」但現在的局勢就是會互𨳒。「有沒有辦法解決呢?抑或這是香港民主發展必須經歷的章節呢?」周博賢不知道。數十萬人已經上街,而政府依然無動於衷。面對這個無恥政權,上街有甚麼用?抗爭有甚麼用?唱歌有甚麼用?難怪有人會不認同唱歌,會說是「民主唱 K」。「我自己都會問,要做甚麼才能令這個政權跪低?」周博賢也不知道答案。但他不是很認同民主唱 K 的講法。「唔覺得音樂 in general 無用」。音樂可以團結群眾,也可以紓緩佔領帶來的心理壓力。雖然他承認,在水深火熱的時刻,唱歌未必適合。「如果嗰邊衝緊呢邊香蕉奶又唱,我都會同意有問題。」還有一種佔領時非常流行的說法,叫做「抽水」。他覺得,其實所有二次創作都是抽水。評論一個文本、電影、音樂,也可以說是抽水。甚至批評梁振英,其實都是抽水。所以抽水本身不應該是問題,反而著眼點應該在於,你抽水是不是對社會、對公眾有貢獻。如果有,那就沒有問題,甚至是一件好事。即便如此,他暗地裡也害怕自己為佔領做了些甚麼事,寫了甚麼歌,會被插抽水。「我自己唔 bother,但無謂節外生枝去令人射錯 FO(focus),所以都無創作。」

他就一直沒有創作,直到現在。雨傘拋給他的問題他還在想。雨傘帶給他的經驗,他還在苦惱,該怎樣轉化成流行曲創作。

「其實我好想創作,好想發表。但不知道要說甚麼,該怎樣說。這個位卡住了,還未疏理好。」他把放在旁邊的水瓶打開,又蓋上。「總不可以求其寫吧。」

 

(五)音樂.介入社會

正是識盡愁滋味,才欲說還休。心靈震顫過後,本來信心滿滿周博賢,如今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從這個角度講,《野火》是他的實驗,也是他的實踐。

誰想每日這麼感慨
時間有沒有得更改
勤奮沒年月的辛酸
賺得足夠是否不再
──《辛酸》

做到隻狗 做做做做到想嘔
晚晚飲酒 飲飲飲飲大個頭
天光返工 日日做只等放工
終於收工 點解我仲係咁窮  真無用
──《坎坷》

商家的陰險在社會中埋藏
看看我高溫熾熱的野火 逃離枷鎖
身邊工友撐下去 總稱王
鬥志更多  我地未怕惹禍
──《農村包圍城市》

這種實踐尤其反映在他製作《野火》的過程上:起用素人 Band,讓工人參與製作,是為充權,讓他們知道原來自己也有能力出碟,發聲,做音樂。職工盟安排樂隊演出前與工人對話,聽他們的心聲,背後意念則是希望樂隊不僅懂得唱,更懂得關心工人狀況。

樂隊 MUSZE 成員阿史曾經為演出《辛酸》,與歌中主角「四眼妹」約了一夜聊天。他說,這讓他對工人辛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做完《野火》之後,才知道原來工運還有好多問題,無人知,無人解決。」​

周博賢的員工 Gladys Wong 在製作過程中也有意外收獲。一天職工盟要為專輯拍 MV,但湊不夠演員。他們於是邀請 Gladys 參與。

Gladys 反問,不是應該找真正的工人嗎?

「他們點醒我的是,原來我也是一個工人,因為我都係一個打工仔。那一下我省悟到,所謂『工人』原來不只限於我過去想像的樣子。」

周博賢的實踐,也包括在他處理《野火》的宣傳方法上面。「為《野火》我做了較多訪問,好讓更多大眾能夠接觸到工人權益的議題。」周博賢說。他希望,將來當工人再有工業行動,香港人可以比較有同理心,會明白到,問題源頭不在工人,而在令他們罷工的老闆。

《野火》大碟在七一推出。遊行時在職工盟街站發售,賣得不錯。本來打算印行一千,現在要加印五百,銷量可比商業公司新進歌手。

但當然銷量不是一切。職工盟負責《野火》大碟的何偉航清楚地說出《野火》三個目標:一)讓工人心聲透過音樂,傳承下去;二)加強工人身份認同,讓他們知道,有人願意幫他們發聲;三)透過讓工人參與製作,擴闊工運抗爭的想像。

何偉航說,就結果而言,《野火》帶給他莫大驚喜。「周博賢提供的意見,令這張專輯可以更加流行。有別於許多社運界推出的唱片,《野火》入屋機會更大。」

聽眾觀感呢?有好有壞。那位為《野火》撰寫長報道的 Ikey ,喜歡聽大碟中 MUSZE 的作品《辛酸》。晚上夜闌人靜,她在辦公室一邊寫稿一邊聽,不覺把自己的父母與歌中主角連繫起來,彷彿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辛酸。聽著聽著,竟眼濕濕了。

但她也會有這樣的疑惑:「倒是不知這些歌,能否達到它們本來的目的 — 讓那些本來不關心工人權益的人,開始留意?」

樂評人林綸詩則有另一種感受。聽過《辛酸》一曲,一方面她認同背後的好意圖與使命感,但對曲風與題材的配搭,則不敢苟同。我請她短評一下這首歌,她回覆說:

「當小清新配上寫實,得到一幅幅是尋常城市人的辛酸。若沒有 MV,差點看不到需要點題的基層工人。這樣的曲風該如何襯托及突顯工人的辛酸,是值得再花點心思的。」

「這年代,好的意圖很多,但好的作品卻越來越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問周博賢,如果《野火》是實驗和實踐,那他到底實驗了甚麼,實踐到多少。

「我想,說『未』實踐到多少,會比較容易。」他坦白說,自己要實驗,要實踐,要學習的,還有很多。

他捫心自問,推出《野火》是否會令老闆變得同情工人?「無可能。」那麼,工人聽了專輯,又是不是會充滿力量?「我亦唔相信。」

「甚至會有(工)人覺得,(你張專輯)關乜事?我做到咁辛苦,你唱歌有乜用?」

音樂,有乜用?

「我始終相信,音樂有些甚麼,可以影響到人的情緒。」周博賢說。「否則為甚麼音樂會被打壓、被唱衰?就是因為音樂可以有效動員──就算不是政治上的情緒動員,最少對宣洩或者鼓勵士氣,都有一定作用。」

回想自身過去經驗,周博賢還覺得,音樂可以提出問題,刺激思考。例如《衣帽間》可以詰問,我們所追求的物質,是否真正生活所需?又好像《雞蛋與羔羊》,A 餐與 B 餐,你會點揀?周博賢希望,音樂可以讓聽眾思考這些問題。

他仍然相信音樂。不然他就不會在 Ban Ban Music 以外,創辦 Selfie Music 這個《野火》首次貼上的 label。周博賢說,他希望這個 label 「集中講多香港少少,未必需要顧及大陸的合作單位」。

現時 Selfie Music 仍在發展半路,連 logo 都未落實。但它將會是周博賢的一個新開始。

畢業、後雨傘、新 label。2015,儼如周博賢的分水嶺。音樂上,思想上。

「唔知係咪分水嶺。」他笑道。「唔知會分咗去邊?」

「我還在思考中。可能去返流行曲又唔定,但又可能是更不同的流行曲。唔知呀,可能咋。」

前路還不很明朗。

「但是未知道答案前,總也不能讓自己頹落去啦。」屈指一算,自雨傘下來他欠的稿債、功課債,都還得七七八八。是時候還歌債了。

「你信就去做,唔好問有無用,覺得啱,就去做。」

這本來可以做為訪問的結尾。但才剛步出錄音室幾分鐘,他立刻就給我在 facebook 打了一段文字:

「訪問完立刻有嘢想補充。我想現在正思考的問題中,還有是雨傘運動後更看到流行音樂的局限,可能是由於曲式和長度的關係,發現流行音樂較適合提出簡單的概念,需要冗長解釋的現像可能較難在流行曲中呈現(亦可能因為自己功力未夠,所以亦同時思考如何將較複雜的概念簡單深入淺出哋寫出來),所以覺得流行較適合提出疑問、引發思考、鼓動/宣洩情緒和講出立場。但要較深入分析問題,講出問題的多面性,則可能超出了流行曲的範疇。所以自己亦會思考用其他方式(如寫長文,做研究,寫書、劇本等)去將自己所學所想呈現出來。當然未有定案。」

他還在思考他的道路。

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個音樂人、一個創作人、以至僅僅是一個關心社會的人,停止了他的思考,那我們還談甚麼社會、創作、音樂?

 

文/楊天帥

 

-----------------

2015 年 8 月 16 日

《WildFires Live 2015》

2000-2230

西灣河蒲吧

查詢:27708668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