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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本土思潮X古典音樂 指揮陳敬明:香港要顛覆世界!

2016/10/17 — 9:34

「全世界古典音樂人都保守到震,香港的當然亦不例外。」陳敬明說。

去年六月,他在≪立場新聞≫讀到一封由本地音樂人聯署寫給香港管弦樂團的公開信。信謂港樂在 2015 年樂季,僅邀請了一名香港指揮家演出,質問港樂到底為誰服務。

陳敬明嗤之以鼻。「即係侵多幾個香港人玩,就叫為香港服務?」他在文末如此留言:「梁振英夠係香港人,佢又係咪為香港人服務?現在 Jaap(港樂音樂總監)是荷蘭人。即是港樂為荷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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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引來海量批評。網民反斥陳敬明為一己私利,盲目維護港樂;又說他自己是香港人也不幫香港人;也有人質問,為業界爭取權益有何不妥,著他就算不幫忙,最少別踩一腳。

「說穿了,那些人考慮的不過是香港音樂人有無演出機會,而不是香港人有甚麼可以聽。」陳敬明只是道。「『為香港服務』與『為香港音樂人服務』,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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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刊登那天恰是六四。當日,陳敬明沒去維園,卻在港大集會。不過儘管他坐在台下,卻一直未有專心聽與會者發言。

他想的是另一件事。

「讓我搞,我會如何令古典音樂『為香港服務』?」

一年後,他成立了「香港本土管弦樂團」,並自稱為全球首個「真.本土樂團」。樂團的首演,掀起了一場古典音樂界罕有的罵戰。

(一)屬於香港的馬勒

為了十月五日的創團演出,今年整個夏季,一行多達 92 名成員的「香港本土管弦樂團」(下稱「本土樂」)密鑼緊鼓排練。

樂團演出的曲目是馬勒第一交響曲(下稱「馬勒一」)。正常來說,四個月練一支交響曲,對這百名樂手來說是綽綽有餘。然而這一次不同。因為,他們必須摸出屬於「本土樂」的獨特排練辦法。

「這句好像奏得有點太鬧皮笑臉。」在八月一次排練中,陳敬明向單簧管手 Billy 說。當時他們正排演第三樂章,旋律與《打開蚊帳》同宗的那一部份。

「對你來說這是甚麼?」那是陳敬明排練時常問的問題。

Billy 思索良久方道:「──是抵擋警棍的紙皮盾牌。」

「那試試稍為再悲涼點。」

Billy 吸一口氣。「我會努力。」

世上除了「本土樂」以外,大概沒有人會用「抵擋警棍的紙皮盾牌」去形容樂句。然而對這百人而言,這種形容方式卻是最合理不過。

因為樂團要用馬勒一表現雨傘革命。第一樂章描寫睡醒的佔領者走在清晨的金鐘;第二樂章歌頌佔領者建立的社區秩序;第三樂章講述佔領後期抗爭者的無措;第四樂章則是清場時警察與抗爭者的衝突。

在傳統管弦樂團,演繹方式大多由指揮家話事。指揮家則主要透過研讀作曲家的年代、生平、文化背景、創作動機去判斷怎樣演。

「本土樂」徹底推翻了這種做法。陳敬明要求各樂部思考每一樂句在雨革中的象徵和感覺,然後在樂團上討論。討論的結果就是樂團對樂曲的詮釋。作為指揮的他不作解讀,只負責主持討論、提供建議、協助執行,像(正常的)立法會的主席。

對樂手來說,從天而降的解讀「自決權」是禮物,也是挑戰。

「累呀,十分累。」Billy 在休息時間告訴我。「不只是體力上的累,更是腦筋的累。」

他解釋說,奏音樂有如唸文章,同一篇文章可以有千百種唸法。選哪一種,取決於你對文章內容的態度。

「比如說『命運自主』四個字,你可以輕蔑地吐出來,也可以激昂地喊出來。五線譜上的音符亦同樣,演奏者須要思考用甚麼方式演繹。」

於是在今次音樂會,樂手對雨傘革命的認識是否深刻、立場是否清楚,便是演出成敗的關鍵。所以除正常演奏排練外,「本土樂」還要舉行讀書會、電影放映會以及展覽觀賞等活動。

Billy 直言,他本來只是個「掛條黃絲帶就當做咗嘢」的人,經過四個月排練後,方對整場運動的意義稍微多了點體會。

我問他,這體會是甚麼?

他掙扎了好一陣子後,斟字酌句說:「我覺得雨傘革命是香港一次大 PK。但正因為 PK 過,因此才能站起來。」隨即補充:「其實我覺得自己的認識還不夠。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多麼希望走在雨革前線,那就可以第一身體會,『抵擋警棍的紙皮盾牌』是怎麼回事......現在只能看二手資料猜想,較難奏出深層次感動。」

「不過我會努力。」

演馬勒要走在抗爭前線?別說笑了。有些人──絕大多數人──打死也不會認同 Billy 的觀點。他們說,馬勒是生於 19 世紀末的奧地利人,卒於 1911 年 5 月 18 日。他怎麼可能為雨傘革命作曲?

(二)馬勒怎會佔中?

「香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蓄意亂港之政棍利用少年反叛心理,煽動無辜者不問是非,試圖推翻一切。茲『破壞』已成文化潮流,連音樂亦不倖免。那所謂『香港本土管弦樂團』,竟稱馬勒之作是描寫佔中,實屬國際級笑話!大概他們連馬勒是何方神聖都知之不詳,也許以為他姓馬名勒,是佔中七子一員……」

──≪香港音樂也病了≫,張明輝,≪經濟日報≫,2016 年 7 月 10 日

任職於港大的本地古典樂評人張明輝一席話,是主流樂界對「本土樂」反感的最佳寫照。

因此,在陳明輝說「香港音樂也病了」一周後,我邀請了陳敬明一同前往拜訪他。

那是一個天朗氣清的上午。陽光直刺刺射進我的雙眼,讓我十分不舒服。陳敬明不用受罪。他醒目地戴了一頂寬邊 CAP 帽。加上一身鬆垮垮的衣服,不知道還以為他是個 hip hop dancer。

前往港大路上,他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希望一陣唔好搞到個老屎忽爆血管。」

我們敲了下張教授辦公室的門,聽到他說「Come in!」之後內進。他與我和陳敬明握手後,請我們就坐。又問我們喝甚麼。我們各自要了一杯水。

然後,張教授說:「怎樣開始?不如先請建聰講講你的觀點?」

「何不直接由你的批評開始?」

張教授低頭頷首,少頃道:「我也不知該如何講起,因為你由基本觀念開始,全部都錯。」

如是戰幔拉起,長達兩小時的比武開始。

張教授的觀點是,指揮家固然對樂曲有詮釋空間,但前提是這詮釋必須以作曲家的意志為基礎。「詮釋不是你愛怎樣便怎樣。詮釋只是用來彌補五線譜無法言傳的部份」。所以指揮家才要讀書,演奏俄國作品要對俄羅斯音樂風格理解、演奏西貝流士要對西貝流士的人生有理解。

「任誰都可以隨意演繹,那音樂家還讀甚麼書?不必讀啦,日日出來佔中就得啦。」

陳敬明則認為,指揮家不為作曲家服務。指揮家的工作不是梁振英揣度阿爺旨意,不是臆測作曲家想說又未說的部份。指揮家向聽眾服務。聽眾是此時此地的聽眾,所以音樂也應該是此時此地的音樂。

「樂譜只是個杯,最重要的是杯中酒。」陳敬明說。

「其實你是否知道馬勒第一交響曲講甚麼?」張教授挑戰。

「若然可以言傳,哪又何須音樂?」

「你無謂無知扮高深,它寫的是愛情──」

陳敬明擺手。「愛情是馬勒下筆的動機,不是『交響曲講甚麼』。」

「所以你認為用人家寫愛情的曲來描寫佔中是正確?」

「雖然我不想這樣講,但 In case 你質疑我對樂曲的認識──馬勒一的四個樂章分成兩部份,第一部題為『那些年輕人,年輕、成熟、苦惱等』,第二部是『富於人情味的喜劇』,四個樂章分別是『無盡期的青春』、『一帆風順』、『觸礁』、『從地獄到天堂』。我不認為這樣的結構令人聯想到雨傘革命,有甚麼問題。」

「你刻意扭曲作曲家的原意,是對音樂史的不敬。」

「我敬我的樂手,我敬我的觀眾。」

「我不認為你尊敬觀眾。」張教授說。「觀眾應該可以有自己的解讀空間,為甚麼要聽你的?」

「第一,這不是我的解讀,是樂手的解讀,我只負責協調。第二,我不認為觀眾曾經有過自由的解讀空間。從來沒有人告訴我,聽完馬勒後會想到香港。甚至沒有人告訴我,聽完馬勒後會想到自己的愛情。他們不會,是因為沒有人允許他們這樣做。所有人──特別是專業人士──都會說,你錯了,古典音樂不是這樣理解的。」

「所以歷史上所有指揮家都錯了,唯獨你是對的?」

「沒錯。」陳敬明點頭。「這就是我的意思。」

張教授挨在坐椅靠背上,笑了。他終於沒有爆血管,真是難得。

(三)我不敢說自己是指揮

2004 年,全球名聞遐邇的指揮家迪華特出任港樂藝術總監兼總指揮。那一年,陳敬明正埋頭準備會考,但仍為大師到臨深感振奮。他就像當時許多人那樣,覺得迪華特必定可以大幅提高「香港音樂水平」。但「香港音樂水平」實際上到底指甚麼?他沒有多想。只要能夠在文化中心音樂廳,目睹迪華特揮舞指揮棒,那就夠了。

「那是一種好像『拜上帝』的感動。」

當年的陳敬明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只是個平凡的應屆音樂會考生。家住沙田第一城,中產父母對他管束頗嚴。儘管他們對音樂一竅不通,然而出於望子成龍,陳家早在孩子四歲時已安排他學鋼琴。

然而陳敬明的興趣從不在鋼琴上──較之於叮叮噹噹的琴音,他對管弦樂的恢宏氣勢更著迷。因此,陳敬明如非必要,閒時很少彈琴,卻專門聽音樂。他最愛就是馬勒。許多個下午放學回家後,陳敬明就正襟危坐於寶藍色的沙發上,細聽不同指揮家如何解讀馬勒巨著。

兩個月前某下午,我與陳敬明的母親會面。甫碰頭,她便對我說:「敬明以前正常好多。」

我問,「正常」是甚麼意思?

「他竟然推掉了倫敦愛樂的聘書!」

我說我沒聽說過這件事。

「人家請他去做助理指揮,他不去。」她繼續道:「我一直不同意他做音樂,搵唔到食啊!我知道他是為理想奮鬥,可是做母親的擔心兒子生計,難道又有錯?好吧,你說要做,我無法阻止。難得做到出人頭地,卻竟又放棄。這實在不可理喻。」

後來我向陳敬明提及此事,他聳肩道:「不是請我啦,只是叫我去談談。」

時為 2014 年末。其時陳敬明雖未變得「不正常」,然而在中大音樂系畢業後一直任職香港時代樂團副指揮的他,已開始對古典音樂有質疑。

他不是討厭古典音樂。他討厭的是古典音樂活動。每個細節──音樂廳的宏偉建築,坐位的高貴顏色,樂手穿的優雅禮服,中場休息時的衣香鬢影,演後指揮家出入後台多次接受觀眾祝賀的奇特慣例,演後的 VIP 聚會,他全都討厭。

「現在的音樂廳是個時空囊,它與囊外的世界沒有關係。」陳敬明說。「1893 年德伏札克寫 New World Symphony,是當年白人社會對黑人文化的回應。百多年後我們又在香港演 New World Symphony,那是甚麼意思?為甚麼要與一個世紀前的美國黑人對話?不是說不可以演,但我們是否該問,為甚麼?」

「而太多古典樂人從來不問。他們樂此不疲去談論第 132 節的小提琴長了半拍,第 247 節的長笛吹錯了 f 而不是 ff[1],又或鬥講 Erik Satie 的騎呢佚事。你問他們對一句樂句的感受,對一篇樂章的省思,問他們德彪西教曉了你甚麼,他們會話你痴線。」

「一句講晒:離地。離地到核爆。」

「離地」這個詞語,是陳敬明向本土派學的。整個佔領時期,他一直與他們守在前線。與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談得愈深,他就愈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意義──有朋友創作關於香港的戲劇、有朋友拍關於香港的紀錄片、有人寫香港的書、有人唱香港的歌。而他卻在音樂廳,為多數是中產與上流社會的人演布拉姆斯 1877 年創作的第二交響曲。

「我不敢跟人說,自己是個指揮。」

佔領運動結束後一個月,陳敬明在一次演奏後的酒會中,收到一個中年人遞上的名片。名片上是倫敦愛樂的標誌。三天後,那個中年人向他發電郵,請他談談前往倫敦愛樂考助理指揮的可能性。

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樂團,倫敦愛樂可以給他的是遠大的前程、接觸一流樂手的機會、走向國際的道路,但那同時也是一條離開香港的路。對陳敬明來說這不止是工作的選擇,更是人生交叉點:在「離地」的世界出人頭地,還是在本土「落地」做開荒牛?

陳敬明兩個都不選。

「我要在本土做開荒牛,在世界出人頭地。」

(四)可以 Re-Run 的古典音樂會

「香港本土管弦樂團」如是誕生。

第一步是招募團員。陳敬明深知這想法複雜,要說服樂手加入,肯定不是吹個水就能做到的事。因此,他首先寫了一份計劃書。計劃書有 98 頁 A4 紙長,巨細無遺地記錄了陳敬明的創團理念,談述了對樂手的獨特要求(關心香港、獨立思考),小至樂團的教育工作方針(不是推廣古典音樂,而是透過古典音樂發展本土思潮),都有說明。

最讓他頭痛的,果然還是錢。陳敬明可以先行墊資,但那終究不長遠。傳統樂團每隔一周或最多兩周,就會有新戲碼上演,演個兩場便又換畫,好讓觀眾多購票進場。為此樂團每場演出的排練時間其實很短,往往只有數天。「本土樂」的做法涉及冗長的研究與討論,若最終只演兩三場,財政上根本完全不可行。

在此,陳敬明誇下連他自己都覺得困難的海口:「我要令樂團的每個節目,都可以演出十場、二十場、三十場,甚至會 Re-Run。」

我跟他說,香港的古典音樂聽眾沒有這個數字。他回答道:

「就是因為古典音樂『離地』才會無聽眾。從來沒有人給過香港人一個聽馬勒的合理理由。你說因為馬勒偉大所以要聽。這是廢話。愛恩斯坦夠偉大啦,我怎麼不去讀雙對論?莎士比亞又偉大,我又要背他的全集?畢加索又偉大,我又要去看他展覽?個個都睇都讀都聽,我咪好唔得閒?偉大不是合理理由。」

「合理理由是兩個字:香港。你沒有看見≪十年≫有多旺場?」

陳敬明手執計劃書,向自己認識的樂手埋手,逐一介紹,期望他們有所共鳴,願意加入「本土樂」。當然是義工。薪水是樂團有收入後的事。然而許多樂手根本不想聽他說話,連計劃書也不瞥一眼;另一些則在聽完陳敬明解說後,表示不認同這種「業餘做法」;也有樂手直言,他做不到,因為他一直接受的訓練就是表達作曲家的情感。他們自己本身沒有情感,也沒有屬於自己的想像力。

陳敬明不斷被拒絕,不斷被拒絕。直至一年之後,他才終於湊出一張百人名單。「本土樂」創團成員約三分一來自時代樂團;三分一是陳敬明大學時代的師兄弟姐妹;餘下的三分一是他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

2016 年 6 月,「本土樂」正式成立,並召開首次會議。會議上團員共同決定以馬勒一作首演,主題則為雨傘革命的回顧。在一個團員的幫助下,他們成功借用中大的演奏廳演出。日期為十月十五日。只演一場。

樂團其中一人的父母,是某中學的校長,「本土樂」得以(偷雞)廉價租用禮堂作練習及會議場地。每個星期五,各成員在完成自己本業後,便會在該處練習,往往練至通宵達誕。

一如陳敬明所料,最花時間的,還是樂手對樂譜的研讀與討論。這時候陳敬明就發揮「主席」作用。比如說第四樂章在一輪激烈風雨後,出現雨後陽光的生氣。小號手認為雨後陽光的一段,由於與第一樂章對應,因此是「回憶佔領期間的社區氣息」;但大提琴組則有另一觀點,他們認為那應該是「清場前的最後一個上午」。最後在陳敬明協調下,這一段給理解為「被擊潰也永不放棄的希望」。

既是集體創作,自有互不認同的時候。同樣是第四樂章,開初的小提琴部被長笛手認為是描寫「黑警的凶狠」,但小提琴部自己卻認定是「抗爭者的勇猛」。

「誰會想做黑警啊。」陳敬明笑道。雙方一度爭辯得臉紅耳熱。矛盾亦在陳敬明主持下得到解決──他建議與各樂部一起聆聽其他版本的演繹,判斷小提琴在該處應該拉得「凶狠」還是「勇敢」。兩個詞語的差異連用文字也難以描述,可是在音樂的語境下卻是一聽了然。

「這就是音樂的偉大之處。」陳敬明說。

我參與了他們這場討論。過程中陳敬明的表現與平日盛氣凌人的態度大相逕庭。大多時候他只提建議,不發表看法。發言往往只在整理各家論點,突出討論問題。

「始終我是指揮,又是 founder,我不想有人覺得講到尾,又係我話晒事。」

最終樂團一致決定小提琴要做「黑警」。我偷偷問團長阿立──也就是第一小提琴代表──會否不滿,他笑道:

「對共產黨就話唔可以妥協啫;對戰友,OK 啦。」

隨著演出逼近,他們的音樂也漸漸成形。八月,售票開始。陳敬明嚴陣以待,對宣傳策略(雖然主要是用社交媒體)一絲不苟。

「將自己認為重要的音樂送到聽眾耳朵,是樂團的責任。」

首三天,票房成績一潭死水。沒有人對一個新古典樂團有任何興趣。然而一些傘後組織得知活動與雨革有關後,開始在專頁上張貼「本土樂」首演的消息。更熱心的組織甚至拉隊買票,「屯門社區關注組」就一口氣買了二十張。關注組發言人坦言從來沒有聽過古典音樂,但是這次不同。「以前我覺得自己唔會聽得明,今次我覺得自己無可能聽唔明。」他說,因為他也曾是雨傘革命的抗爭者。

結果一千四百張門票,兩周內全部售罄。

我私下買了兩張票,一張給自己,一張給張教授。張教授一度聲稱不想「污染耳朵」而拒絕出席,然而在我跟他說完「很期望你能把這這音樂會批評得體無完膚」之後,他屈服了。

(五)屬於香港的馬勒

音樂會名為「馬勒都要真普選」。演出那天是個星月朗照的周六夜。無論台上台下都沒有人穿西服套裝,但樂手們還是統一地穿上了灰色 T 恤和藍色布褲──他們認為統一的衣著,是對演出的尊重。

節目開始,演出卻未開始。首先陳敬明在台上花了一分鐘講解節目背景。然後,他請台下觀眾,花五分鐘時間閱讀場刊上的解說,好在演出時能更加理解他們的心血。

五分鐘。陳敬明好像白金漢宮的御林軍那樣肅然站立不動。樂手亦以莊嚴的神情,迎接他們稱為「本土古典」的首場演奏。時間到。陳敬明向台下聽眾深深鞠躬,回頭,開始演奏。

第一樂章,小提琴拉起第一縷晨曦。管樂聲部漸入,佔領區中睡醒的人漸多。單簧管與低音管短促的樂句為佔領區注入活力。然而由定音鼓和大提琴製造的凝重氣氛卻在此時換入,並在其後縈迴整個樂章──那是對時局不妙的警惕。不過與之交錯的,卻是令人愉快的自由空氣。最終樂章在盼望勝利的心情中結束──畢竟那時還是佔領初期。

第二樂章,樂團著重演出儼如機械運作的節奏感,象徵佔領區裡頭分工合作的精神。負責引領節奏的大提琴顯得特別鮮明。明亮的弦樂是對自發建立的公民社會的歌頌。其後圓號引領樂章轉而描寫社區中的人情味與可愛之處。這一章在返回分工合作的節奏後作結。

第三樂章呈現的是運動後期的膠著形勢。樂團把低音提琴奏出的肅殺之氣理解作佔領者對運動的失落與迷惘。定音鼓的腳步聲彷彿將抗爭推向失敗。雙簧管其後雖然提出某種美好的想像,然而近乎自嘲的諧謔感卻揮之不去。曾經有過的勝利想像不再。樂章在敲擊樂部微弱的腳步聲中消逝。

最後一章起始於清場衝突一瞬。警察的行動由弦樂部表現。他們以暴風般的氣勢企圖破壞佔領區的一切,擔當抗爭者角色的管樂部則與小提琴扭打。以鈸為首的敲擊樂部每次響起,都是衝突雙方一記激烈的碰撞。小提琴隨後變換角色,描寫示威者被擊潰的傷感。不過這段傷感十分短暫,第二波攻擊又復襲來,這一回甚至比第一次更狠。示威者在多次無用的抵抗間,回憶起第一樂章那清晨的美好景象。全曲以抗爭者仍不放棄,期望戰勝暴政的願景作結。

掌聲如雷。當中或許含有對樂團處女演出的仁慈,可是全場一千四百多人起立致敬,無一例外的場面,我還真是第一次見。

陳敬明果然沒有像傳統做法那樣進出後台,他僅僅跑進去了一次,為了拿咪高峰。

「謹將掌聲,送給香港。」

也沒有 VIP 酒會。觀眾拍掌至場地開咪趕人,才肯散去。

我走入後台恭喜樂團,發現他們已在討論下場演奏甚麼。單簧管手 Billy 建議用幻想交嚮曲演茶餐廳的一天。「第二樂章的舞曲明顯就是拉絲襪奶茶。」阿立聽罷笑道:「鴉片絲襪奶茶![2]」陳敬明則說:「不如先諗諗 Re-Run?」

離開的時候,我發現了張教授的身影,問他對演出的感受。

「我從未看過這樣的東西。」他丟下這句意味不明的話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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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是 forte 的意思,表示強;ff 就是比 f 吹更響
[2]:據說白遼士創作此曲時曾服用鴉片

(本專訪純屬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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