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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茹國烈和他的西九軟件藍圖

2015/7/27 — 17:15

半個月前的七月十四日,一個關於西九表演藝術的私人聚會,在中環有名的 live house backstage 舉行。

那時還沒有參加者知道,這個場地將會在一個月後,因為敵不過加租而結束營業。

聚會其中一個來客,叫 Georgina 。儘管她在舞蹈界打滾已有好幾個年頭,但對西九文化區,她還沒有很清楚。當然她知道西九是甚麼,知道它要蓋場館,也知道,這個計劃已經講了十幾二十年;但她還是不太了解,西九對她的事業、對藝術家的創作,以至對整個文化生態,具有怎樣的實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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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半後,天色暗淡下來。人客漸多,當中多數是年輕一代,儘管也有幾個資深舞蹈家。他們都是行內人,彼此稔熟,便自行三五成群,圍坐聊天。Anna Chan — 本來是演藝學院表演藝術教育中心主任的她,現在是西九舞蹈藝術發展主管 — 在場內到處遊走,與人客交流。

不少人客都曾是她的學生。「比張新卡片你先!宜家唔係老師啦!」而與此同時,另一個 Anna,Anna Cheng,則在門外擔當 receptionist。Georgina 說,這位舞蹈表演藝術經理加入西九前,是個資深舞蹈製作人。「她的人脈與工作能力,都是業界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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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分鐘後,兩個 Anna 的老闆,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也到了。業內許多人都慣稱他做茹老闆。穿白恤衫黑西褲的他向水吧要一杯 Ginger Ale 的時候,恰巧 Georgina 就在旁邊。初次見面的他們展開了一段關於藝術行政人員前景的對話。茹老闆以過來人身份,跟這位後輩說,先在小型藝團工作,再轉入大團發展,更能掙取工作經驗。

Georgina 對茹國烈印象不壞:「Louis 係好嘢來的。首先業界對他評價一向不錯;他以前做 ADC(藝術發展局)的成績亦有目共睹。」

「我信他有心 lead 住業界向前行。」她說。

七點半,聚會來到戲肉。

西九與舞蹈界在 backstage 聚會

西九與舞蹈界在 backstage 聚會

一直以來西九面對最大的批評之一,是「有硬件無軟件」,如今茹國烈要向在場眾人發表的他的軟件大計了。

他將要在西九,建立一個藝術「大台」。

「這是一項高風險工作。」那夜之後,Georgina 有如此感想。「但我看出他有強烈信念,認定事情非這樣做不可。」

「而且,他已經付諸實踐。」

 

(一)表演藝術的死局

茹國烈的藝術「大台」藍圖,早在一年多前開始計劃。包括 Anna Chan 在內的一眾表演藝術部門主管,經過多次開會討論,最終在三個月前,敲定這個由一個黑圓、三個灰圓,與及十七個小圓組成的圖表。

茹國烈形容這幅「大台」藍圖是個里程碑。最少在藍圖落實後,他的工作心情也有了轉變。

而在這之前,他曾經為工作而灰過。

「當整個香港藝術環境都好似無一條出路,咁西九又點做『世界級』呢?」

不只是他,許多業界人士都說過,香港無出路。

首先,整個藝術生態充斥著一套買 show/賣 show 的邏輯:藝團是賣家,買家則是政府、藝術節等主辦單位。創作淪為好像商品那樣的東西。與此同時,香港觀眾不夠、場地不夠、演出資金不夠、創作時間不夠。這四者的不夠,令作品的生命變短暫。花上半年甚至一年排演的作品,很多時只演兩三場就完。因為一件作品生命太短,藝團為了生存,只好生產更多作品。但生產的作品愈多,有限的觀眾、場地、演出資金、創作時間便又會分得愈薄,最終導致作品重量不重質,難有佳作誕生。

根據藝發局在今年 5 月 20 日發表的「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摘要 2012/13」,該年度一共有多達 4,216 個表演藝術節目,然而總場次卻只有 8,497 場。換句話說,平均每一個節目只演兩場。從劇本創作到演員排練,從道具製作到音響設計,花上如此多心力卻只能演兩場,不僅浪費了創作人的心血,藝術家也難以透過反覆演出,吸納意見,完善自己的作品。

但香港真的沒有場地嗎?大會堂、文化中心、高山劇場、牛池灣文娛中心、香港體育館、荃灣大會堂、元朗劇院......單是康文署的大型場地,就有十六個。只是這些場地在推動藝術發展上,作用有限。茹國烈曾任康文署場地伙伴計劃委員會委員。他的觀察是,由於康文署是政府機構,在操作上難免要公平為先。

圖:葵青劇院

圖:葵青劇院

「甚麼叫公平?就是我給他這些資源,我給你的便要是類似的資源。」

最公平的手段,莫過於按章辦事。因此康文署的許多計劃,均以設定條款、填表申請的形式進行。至於藝術質素,則由於無法以規章衡量,被摒除於決策考慮之外。比如康文署出租表演場地的方式,便是不問質素,基本上人人先到先得。從一個角度講,這可以說是民主公平;但嘔心瀝血的藝術創作與粗製濫造的娛樂節目,竟獲派同樣資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一種制度不公。

這些問題,香港業界多年來已是怨聲載道,只恨無計可施。茹國烈在 2010 年加入西九前,曾經做過 3 年藝發局行政總裁。但這個職位也不能讓他扭轉困境:「藝發局的理念來自英國 art council,目標也是令藝術家可以公平、平均地拿到公共資源。這概念是不能轉的,也不應該轉。」

解決方案到底在哪裡?討論到最後,業界人士往往會得出這個結論:制訂文化政策。癥結是香港沒有文化局,也沒有文化政策。如果有文化政策,那它就可以取代純粹公平公正的原則,選擇「偏頗」發展某方面的文化藝術。可是業界講到口水乾,文化政策始終得個桔。每年的施政報告,不是冷待文化範疇,就是純粹派糖。但為甚麼派糖?怎樣派才好?派給誰才好?香港文化到底該怎樣發展?政府從來擘大個口得個窿。

面對這個困境,西九的誕生,或許是個契機。

「因為西九是一份『直線』的工作。」茹國烈道。「也就是說,它不是重複的,而是有清晰起點、清晰目標。每個部份都可以有新發明。」

包括他在內,所有關注西九的文化工作者,都期待打破這個困局的答案。一日找不到答案,一日西九就會與康文署沒有一點分別,而茹國烈的理想 — 扶持香港藝術家,協助他們走向世界 — 也會灰飛煙滅。

可是,答案是甚麼?

 

(二)西九的軟件藍圖

Backstage 的舞蹈界聚會上,茹國烈準備向在坐賓客解釋他的答案

全場屏息以待,數十上百雙眼睛注視著他,他手上的電腦遙控器卻不知為何用不了。

「唉呀?唔知開咗未?」他自言自語。全場一陣哄笑。弄來弄去都弄不好,他不得不拜託同事坐在電腦面前,為他人手控制 Powerpoint。

螢幕上閃出一共 21 個圓。

茹國烈為西九未來的場地,擬定三個發展方針:學習參與、創作發展、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上,西九重視與香港以至海外其他藝團及場地的網路關係;創作發展方面則強調培育人才及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學習參與方面,推動公眾教育及倡議工作。

在他心目中,未來一件作品將可以花更長時間進行研究與發展。作品不再需要被逼極速完成,而可以先經反覆琢磨、修改、試演,待成熟後再登上大舞台,與公眾見面。作品足夠成熟,便有條件吸引更多觀眾;有更多觀眾,便有條件延長作把品壽命。一件作品毋須再只演兩次便收場,而有機會長時間公演,甚至反覆重演。與此同時,創作人亦有條件在反覆演出的過程中,繼續修改作品,令它更臻完美。最後怎樣?西九把這件接近完美的作品,透過「文化交流」網絡,推向世界。

在這樣的方針下,場地分配上將最大程度向「伙伴計劃」靠攏,以便他們獲得更多資源創作。「租用人」次之,最少則是自家製作的節目。一共二十一個圓被外面一個名為「合作伙伴」的大框架穿連,意味西九的場地必須長期保持與外界緊密聯繫。因為倘若沒有了合作伙伴,西九便只能是一座用來餵蚊的「蚊子館」。

這就是西九的軟件藍圖。

「我想告訴藝術家,西九不只關心場館的事,更會關心作品是怎樣創作,觀眾是怎樣培養,演出後可以怎樣發展,在哪裡巡迴。」茹國烈解釋。

藍圖的概念,一部份由茹國烈的表演藝術團隊提供;又有來自他上任以來與業界交流的成果。追根溯源,卻也有不少經驗,來自 2000 至 2007 年。這七年間,他出任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藝術中心的性質與西九不無近似之處,同樣需要以「伙伴合作」為發展重心。因此茹國烈時至今日,也經常會想起自己當年在藝術中心做過的計劃。比如說當年的「小亞細亞」交流項目,就有西九今日做「文化交流」的影子;曾在藝術中心駐團的進念二十面體與詹瑞文的「劇場組合」,也成為茹國烈做「伙伴計劃」的參考。

只是當年藝術中心資源緊絀,可以拿出來與人合作的東西不多。「人手少、場地少,一張寫字檯都拿來與藝團合作。」茹國烈說。

如今,我們談的是造價 200 億以上的西九。

「大方向就在這裡確定。」茹國烈交叉雙手道。「當然在具體落實層面,還有許多地方需要規劃,這是我未來半年會做的事。」

只是討論並不在此結束。更大的爭議在後頭。藍圖上面的一行文字,寫道「改善香港表演藝術生態」。這條綱領一方面明言,西九表演藝術將以支持本地生態優先,拒絕行邀請外國藝團搞娛樂大 show 的方向,消除西九變成迪士尼式旅遊項目的質疑;但另一方面,你會問,怎樣才叫「改善」?誰可以話事,判斷何謂「改善」?

這個問題牽連是如此之廣,廣得足以動搖下面每一個圓圈:怎樣決定合作伙伴?怎樣決定培育哪個藝術家?怎樣決定為哪件作品專注做研究發展?怎樣決定,把哪件作品推向世界?為甚麼推的是這件作品而不是那件?誰說了算?

AD 說了算。

 

(三)有大台,便有拆大台

「AD 是一個場地藝術上的總負責人。」茹國烈解釋道。「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場地建立出一個藝術形象。」

有別於康文署,西九的目標不是全民藝術,人人可以輪流上台表演;而是著墨於集中推動一些「值得推」的創作。這意味著它在嘗試建立一種藝術上的話語權。從這個角度講,未嘗不可把茹國烈的理想理解為建設一個藝術「大台」。而 AD,就是這個大台的話事人。他可以左右,甚至決定誰可以上台說話,誰不可以。大至在舞台上演甚麼節目,與哪些藝團合作,小至場內的餐廳與店舖的形象,甚至租場租給誰不租給誰,AD,都有他的影響力。

「這是香港場地發展的重要一步。」茹國烈說。

在外地,不少表演場館已開始實行藝術總監制,如台灣的兩廳院、英國的 Sadler's Wells Theatre、澳洲的 Dance Theatre 等。香港歷史上則從來沒有一個大型場地,實行過這套制度。大多數場的藝術考慮,比如說要選擇搬演甚麼節目,一般由「節目部」(program department) 決定。茹國烈當過總幹事的藝術中心,就是使用這種形式。雖然「總幹事」的頭銜聽上去甚有話事權,他形容當時自己比較像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主要處理業務營運,「至於藝術的形象,其實不是總幹事能放太多時間管的。」

西九戲曲中心

西九戲曲中心

茹國烈決定要行藝術總監制,是他加入西九之後的事。而啟發他走這條路的,是戲曲中心。

「當我知道第一個場地是戲曲中心,我就清楚明白一定要有藝術總監。」茹國烈說。「因為它不止是一個場地,更肩負發展戲曲的角色。這項工作『總經理』做不到,只能靠 AD 去做。」

今年之內,西九將會為戲曲中心聘請藝術總監。獨立戲曲評論人秋盈認為,這個制度方向正確。「你必須要有識得戲曲的人做 Quality control。」她說。

「問題只是怎樣做。」

有大台,就有拆大台。茹國烈已經預視到,AD 制必然會引起爭議。

「香港一諗起藝術總監就好緊張。」他說。「他會不會是一個獨裁者呢?他怎可能認識所有 art form 呢?他會不會有偏好呢?會不會同某些人特別 friend 呢?如過有,會不會不夠公平呢?」

秋盈認為,首先這個藝術總監不會易找,因為他除了須要認識廣東粵劇外,還要了解其他地方的中國戲曲。其次,這個藝術總監又必須以自己的呎去量度戲曲水平高低。單是這一點就夠讓他招來諸多非議。她可以想像,外界向他施加的壓力將會無比巨大,甚至令他有志難伸。

「加上表演藝術圈子複雜,人們分黨分派,彼此涉及很多利益關係。由一個人做藝術總監,真係好困難。」因此她提議,如果以委員會 (committee) 形式取代單人的藝術總監,實行起來或會比較容易。

茹國烈承認,現時還未想清楚藝術總監制的細節。由於沒有可供參考的本地案例,今後西九須要摸著石頭過河。

但他堅持,西九不能怕困難與非議,便迴避藝術總監制。

「我們始終要行這一步。」

在他心目中,理想的 AD 必須與業界關係良好,保持溝通。面對質疑,面對批判,他都要站出來負責解畫。場館藝術總監與藝團藝術總監不同。前者擁有的是場地,後者擁有的是作品。沒有場地,作品在街頭演也可以;但沒有作品,場地便甚麼也不是。

「不要以為藝術總監就是皇帝。他的每個決定都要與人互動。他不是卡拉揚,Berlin Phil (philharmonic) 奏乜,佢話事。」

AD 如果要做好份工,就必須與外界建立關係。如果無法與外界建立關係,他就要落台。

「其實,我份約都係兩年咋嘛。」茹國烈給自己打個哈哈。「AD 都係有上有落,會轉架嘛。我也認同無人可以面面俱圓,如果有一個人, 50% 說他 very good,20% 說他 ok,30% 說他好差,我覺得都唔錯啦。不過要是那 30% 的人 keep 住叫他去死,咁咪轉人囉,這也是好事,因為可以令不同視野的人上場嘛。」

「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流水不腐。Keep 住轉,就會有新思維出現。」

「我也是用這個講法,convince 自己同其他人的。」

 

(四)藝術,可以幫助社會進步

藝術總監制之所以能夠成立,很大程度是因為他會上台落台。然後你又會繼續問,誰有權捧一個 AD 上場,令一個 AD 下台。如何保證 AD 不會赤化?不會崇洋媚外?不會是建制派?……如此沒完沒了。

但你終究無法用設定條款與守則的方式,去處理這所有矛盾。因為藝術不是官僚。用官僚方法管藝術的是康文署。如果你不要做康文署,你就要接受藝術是主觀的事實。

當你接受藝術是主觀的事實,那一切質疑便大可簡化成單一問題:你信唔信。

你信唔信西九,信唔信茹國烈。

剛過去的周三下午,我來到西九辦公室與茹國烈見面。西九現在有兩個辦公室,一個已使用多年,在尖沙咀港威大廈。另一個較新的在文化區內。我去的是後者。到步後,我向 reception 小姐報上名字,她讓我在接待處等待。我看到接待處放著一組西九文化區的規劃模型。前排顏色鮮艷的多是文化場館,後排透著藍光的,是地產物業。

許多人認為西九是地產項目。確實,文化區內只有約六成樓面面積會用來發展文化設施(亦包括附屬的零售、餐飲在內),其餘四成仍用來發展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等。因此西九不僅是文化界的事,也是地產界的事。對後者來說,西九是一塊肥肉──無敵海景,靜中帶旺,接駁地鐵、高鐵,加上文化藝術加持,高貴優雅華麗時尚盛薈盡顯豪宅氣派。西九文化區的地產,絕對是香港未來十年最有潛力的生意。

因此,獨立音樂人黃津珏才會說:「我不能忘記西九的原罪。」

所謂「原罪」,就是指用文化藝術包裝地產、商業。他承認,西九對許多獨立音樂人有一定吸引力,特別是當文化工作者進駐的工廈,租金愈來愈貴,業界愈來愈無法負擔創作成本,就更難抗拒西九帶來的機會。

「我就仲有幾根硬骨頭,可以拒絕個引誘。」黃津珏說。一直以自生自滅的方式搞音樂的他,始終認為文化不應該與商業和官方想像掛勾,而是要自下而上,自然生成。

「我不希望將來香港人以為自己要去到西九先體驗到文化。」

我問他,你覺得西九怎樣才可以做好?他答說:「我無諗過點做先會好,因為文化發展本身就不該如此。」

面對黃津珏的「原罪論」,茹國烈道:「原罪之下都可以做點甚麼吧。即使西九是個有缺陷的體制產物,也不代表它不能夠做好事。」

倒是對於茹國烈,黃津珏的態度要溫和些。

黃津珏與茹國烈初次碰面,是在五年前。當時有感香港倚重地產的政策扼殺了文化發展,黃津珏發起了「生勾勾被活化大遊行」,與 300 名文化工作者把一道因加租而被逼遷走的藝術工作室大門,送到藝發局,表達訴求。當時藝發局行政總裁就是茹國烈。他「收門」後僅回應說,會收集意見向有關部門反映。

類似的官話,每日在報章雜誌睇太多。只是講的人多做的人少。但一年之內,藝發局果然交出一份調查報告。

「我認識的茹國烈是務實的,說得到做得到。」黃津珏道。「只是聽說西九好多鬼佬高層好仆街。一個有心人可以做到幾多事,很難說。」

茹國烈可能是現時香港文化管理界裡面,最受認同的人物。最大原因之一是他會願意與業界真正交流。有文化工作者想反映意見,他會約他們面談。無論是音樂、戲劇、舞蹈還是戲曲,有人邀請他去觀演,他都會去。

「無理由請我都唔去啩!」他笑道。

他會看大型演出如 W 創作社的《小人國》,卻也是工廈小劇場的常客,如劇場工作室的《皇上晚安》、同流的《許三觀賣血記》、天邊外劇場的《盧亭》……訪問當日的前夜,他又看了香港戲曲節的《武皇陛下》。茹國烈每個月平均看十場演出左右。

「唔睇咪離地囉!」他笑道。

還有甚麼比花時間觀看藝術家的作品,更尊重藝術家?

「茹國烈真的會抽時間來看。」「好戲量」創團藝術總監楊秉基說。十多年前,茹國烈已看過「好戲量」的《駒歌》,最近他又看過《女兒紅》。「過去無論是藝發局主席還是職員,叫極都唔來睇。唔來睇,乜都唔知,點溝通?」

茹國烈說,他看戲不是為了溝通,而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西九不是公務員,沒有終身約。我們從藝術界進來,離開後不又是返回藝術界?我們本身就是藝術界一部份。」

花大量時間看演出的代價,是讓本來已經很忙的生活更忙。兩個星期前,他在 facebook 貼上一張血壓計圖片,寫道:「我太忙沒去覆診。停藥兩個月,血壓好高。今早醫生問我,咁你有冇做運動,我(細聲)話冇。一 D 都冇?(更細聲)一 D 都冇。醫生鬆一口氣:咁都好 D。」一眾文化工作者,有名氣的,初出道的,紛紛留言,著他多點休息,多做運動。

一個人工作有多用心,大家看在眼內。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茹國烈一定可以把工作做好。他終究只是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而已。他還有一個行政總裁當上司。這個上司最先是上任僅五個月便走佬的謝卓飛 (Graham Sheffield) (「無咩好講,聖誕後都見唔到佢,哈哈哈。」茹國烈說。);然後是剛以家庭問題為由請辭的連納智 (Michael Lynch)(「這是神一般的人物。他可以令不同界別的人都對他信服。」);繼而是新官上場、AO 出身的栢志高 (Duncan Pescod)(「佢都明我做乜嘅。」)。他們在更高的位置主導著西九的發展路向。

也就別說,在這些人之上,還有由林鄭月娥擔任主席的董事局,從政治角度掌權話事。西九有太多問題,不是茹國烈能控制。

當中最大又最令人憂慮的,當然是錢。

因為超支問題,茹國烈坦言他有過許多掙扎。為了填補造價的空洞,西九必須發展商業與地產。月中,林鄭月娥首次讓西九兼任「發展商」,透過發展利潤補貼文化藝術的建設開支。茹國烈坦言,西九的商業和地產確實不少,只是他補充說:「事實上,如果商業部份成功,藝術壓力也會減少吧。所以我真係需要商業和地產方面做得好。如果做得不好,我份藍圖幾好都無用。」

那樣,又會不會成為本末倒置,令西九變成許多人所擔負的「地產項目」?

「始終西九是商業為藝術服務,而不是藝術為商業服務。」他認真地道:「如果將來藝術是為商業、為地產服務,咁你叫阿珏來搵我,我落台。」

對藝術,茹國烈有一種純真的追求。五年前,他對戲曲一無所知,一年看不到一次。加入西九後因為工作需要,他不得不認真學習。他不無興奮地告訴我,去年他聽阮兆輝唱南音《霸王別姬》,那短短一段是如何讓他感受到肝膽俱裂的痛。看蔡正仁做崑劇《撞鐘 ‧ 分宮》,演落難崇禎帝最後一夜,那震顫的鬚髯傳達國破家亡的悲涼,又是如何讓他一世難忘。

「一個老文青會覺得幸福,就是這些東西囉。」他笑道。

二十多年前他不老,卻也是一個文青。當時他是一個愛好戲劇的 IT 人。讀書也是讀 IT。同學放學去黃金商場,他去大會堂看劇,讀《紅樓夢》。畢業後繼續做 IT 工作,左腦寫 program ,右腦寫劇評。

「藝術是超脫的。」那時的他這樣想。「藝術是逃避主流社會的方法。主流咁煩咁悶咁老套咁 cliché,透過藝術,人們才可以尋回新鮮感,安慰心靈。」

如今不再年輕,他的藝術觀恰恰相反。我問他,藝術的意義是甚麼?他想了三秒,說:「藝術是主流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它可以幫助主流社會反省。猶其現代藝術,因為它更強調自我反省與批判精神。」

他讓我看,不久前讀到明末劇作家湯顯祖的一段話:

「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無不迂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或語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咍,或窺觀而笑,或市湧而排。乃至貴倨弛傲,貧嗇爭施。瞽者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歎,跛者欲起。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饑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留,臥可以興。鄙者欲豔,頑者欲靈。」

這是湯顯祖的「至情」論。人間有情,而有情的最高境界是至情。戲劇 — 或廣義來說,藝術 — 就是至情的感悟與演繹。因此透過藝術,人可以在冷漠與麻木不仁的狀態中重拾「情」,最終是「人有此聲,家有此道,疫鬁不作,天下和平」。

「所以藝術是值得投資的。」我一揚眉。當然他意識到,把「投資」與「藝術」混為一談,容易被人斷章取義。因此他又補充:「不是說文創 — 不是說藝術可以搵到錢。」

「而是,藝術可以幫助社會進步。」

 

文/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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