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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問題 —《小偷家族》

2018/8/1 — 15:39

《小偷家族》劇照

《小偷家族》劇照

若然我覺得是枝裕和的《第三度殺人》比勇奪康城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好,大部分人心裏大概會想:這個人真沒品味、根本不𢤦看電影、不解親情為何物⋯⋯大家為安藤櫻的演出而感動,也為戲中的故事轉折而揪心,亦開始了對血緣及親情的反思,這些對電影產生的感覺都是可以理解和明白的。但是,這樣就真的代表它是一部好電影嗎?問得再具體一點,能觸動你的情緒是讓電影成為好作品的必然條件嗎?

在說《小偷家族》之前,我想淺談一下是枝裕和的處女作《幻之光》,這是一個關於寡婦悼亡的故事。乍聽之下,不難感覺它是悲傷的、憂鬱的、情深的電影。無錯,這三個形容詞都跟電影主題吻合,但導演是枝裕和(當年)的處理方式會令你重新審視自己對感傷的定義。在《幻》片裏,觀眾不會看到女主角如何哀悼亡夫,她如常地生活,做一個典型的家庭主婦,再嫁某郎,打理子女的起居。但她不是沒有傷心,而是傷透了心,像《情繫海邊之城》的Lee,將傷痛藏在心底最深處,無法釋懷。不過,戲中也不是完全沒有讓女主角表現自己悲傷的時刻。臨近結尾,她跟隨了一場喪禮儀式,來到海邊望著焚燒的棺木,她接著向面前的現任丈夫哭訴:「我不明白。為甚麼他要自殺?」她說此話不斷抽泣。是枝裕和處理整場情感滿溢的戲,態度是克制、迴避的。他把鏡頭放到岸邊,用一個極遠景鏡頭,把兩人拍得很小,亦成為了落日下的剪影,完全不能看到他們的表情和服飾,觀眾僅能聽到他們,無法看到女主角的情感釋放。因為這根本沒有釋懷的可能。而全片都是貫徹這種含蓄的態度。我們無法從演員的表情、對白、情節得到很大部分的滿足,電影欲言又止,沒有明言,只能意會。

來到距離《幻之光》十五年後的《小偷家族》,不難發現是枝裕和的轉變。佐藤忠男曾經對他有如此評價:「比起故事,他更關注一個人的內心。」然而,《小偷家族》的曲折離奇及其煽情場口,好像印證了他已非當年重視人物的自己,他現在變得更「感情用事」。直接舉一例,安藤櫻那場贏得影評人、觀眾掌聲的「表演」,導演要演員直接在鏡頭前表現悲慟的情緒,直接哭訴血緣和親情的非必然性,直接向觀眾說電影的中心題旨。換著當年的是枝裕和,他會這樣處理角色的情緒嗎?無疑,你可以說這是導演選擇控訴日本社會破損的有效方法,但這難道沒有岀現過於露骨、蒼白、畫公仔畫岀腸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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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會把普遍評價較遜色的《第三度殺人》置於《小偷家族》之上?這很大程度關乎是枝裕和對故事戲劇的創作態度。前者基本上打從第一個鏡頭,你已經知道這是一部關於犯罪、人性善惡、追尋真相的電影。我們很早已經從役所廣司和廣瀨鈴的角色知道他們關係殊不簡單,主角一層一層地發掘、摸索其中的真相,轉折不斷,故事扭到最後才告訴你:根本沒有真相。劇本始終如一地奇情,忠於一個要把觀眾愚弄的方向,甚至添上一抹虛無主義的色彩。那《小偷家族》呢?它的問題在於,戲劇的奇情無法為電影帶來甚麼具力度的社會批判,只好當作一個故事看待。

《小偷家族》主人翁跟近期的《歡迎光臨夢幻樂園》題材有點相似,同樣是一群被社會漠視的貧窮戶,但與後者比較,便可見到劇本的失實。電影前大部分寫的都是生活,怎食怎偷怎住怎樂,好像是下等人的生活寫照。柴田家是窮,但他們擁有偷竊及其他賺錢的技能,生活雖苦,仍算自給自足。但劇情進入後段,我們發現電影不怎寫實,一些角色之間的關係感情(如柴田治和亞紀、亞紀和祥太、婆婆和祥太)又欠描寫,彷彿一個家庭,分支幾段關係情節,那麼一開始他們是怎樣聯繫彼此,結成「家族」,劇本選擇留白,令人感覺劇作的虛構性,其實不是源自一種社會觀察(後面甚至岀現聳人聽聞的弒夫案件,戲劇性大於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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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緣和親情的關係,《誰調換了我的父親》拍過。疏忽照顧兒童的問題,《誰知赤子心》拍過。人性善惡,《第三度殺人》拍過。有句老話:「導演一生只拍一部電影」,意即每個作者總有自己的作品母題,顯而易見,是知裕和的電影就是說家庭。但創作人又有一個傳統忌諱:「不要重複自己」。這是悖論嗎?非也,但凡從母題發掘到新事物、新觀察,都是值得表揚嘉許的。可惜,《小偷家族》只是引證是枝裕和停步不前的事實。金棕櫚獎名不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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