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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牌殺人事件》— 顯然易見的惡意 以及藏於心底的寬恕

2018/1/24 — 16:12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海報

《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海報

【文:程思傳】

看《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想起了一句老話:「可憎的人必有可憐之處」── 這是電影的最佳註腳。

雖以殺人事件為片名,這不是金田一式的偵查,也不是福爾摩斯式的探案,倒是英文原名改得貼切: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一切比皆從三塊廣告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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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被姦殺後七個月後,真兇仍逍遙法外,Mildred(Frances McDormand)決意租用三塊屹於公路旁的荒廢廣告牌,以紅底黑字寫著:「RAPED WHILE DYING」、「AND STILL NO ARRESTS」、「HOW COME, CHIEF WILLOUGHBY?」把矛頭指向鎮上的警察,讓這宗沉寂了一陣子的兇案又被放在關注之下。

三塊廣告牌的出版,引起了一陣騷動:Mildred繼續為案件東奔西跑,幾近與整個小鎮為敵;探長Willoughby(Woody Harreslson)決定重新著手調查;警員Dixon(Sam Rockwell)極為不滿,諸多阻礙──一個受害人,一個正義警察,一個暴躁警察,看似典型的組合,卻在過程中製造了一個接一個的突如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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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案子重新帶回所有人的目光之下,除了換來關注,也因打破了平衡而惹來無盡的衝突。這些衝突不盡是肢體的對抗,更多的是顯然易見的惡意,模糊了一個人在追求正義與陷入復仇之間的界線。是以,無法對這個喪失女兒的媽媽投入全部的同情,也無法完全痛恨那個隨意使用暴力的警察,而電影一再呈現了這種荒謬,讓觀眾無法在戲院內梳理對角色的感受。

電影無法擺脫惡意,Dixon那種恃權賣弄的暴力,對廣告公司職員Welby(Caleb Landry Jones)的虐打以致幾近謀殺的動粗,甚至Mildred因不滿就拿起電鑽,把牙醫的指甲鑽斷都是最明顯的展現;但是,更多的是見於看似無害的日常對話,如Willoughby與Mildred坐在韆鞦傾談,期望以自己患癌的消息換來Mildred的體諒,沒想到她不以為意,甚至說她在賣廣告之前早就知道—— Willoughby 倒抽一口氣,銀幕以下的我們也是。

事實上,在Mildred與Willoughby的相處中,她對他不是全無關心。始終在小鎮生活,二人早就認識多年,而這也是讓她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然而,當她把自己定義為受害人,把他看成是無能的執法者時,她沒有辦法對他投入半點私人的感情,也讓仇恨蓋過一切──這種仇恨的背後不盡是對警察的不滿,也有著自己對女兒的歉疚。所以,她無法梳理自己的情緒,只得一直以受害人姿態生活,對著所有人毫無保留地顯出她的恨意 / 惡意,包括愛她的,以及她愛的,以抗拒社會對她的一切。

從Mildred的角色瞥見,或者說明為什麼這幾個角色讓人如此難以代入,投以完全的感情,也是這電影為什麼讓人充滿驚喜──幾個主角的性格極端,一直選擇他人(觀眾?)最難以理解的選項;他們可憎,卻又可憐。這是編劇(兼導演)Martin McDonagh的功力,如何讓電影一直無定向地推進卻又能自圓其說,走出了一般電影的套路。以姦殺案為背景,卻沒有把追緝兇手為電影的首要任務,反倒把焦點集中在三個主角,談復仇,談惡意,卻又在這種充滿著惡意與傷害的情況下,談到寬恕與體諒。

或者因為戲內一直瀰漫著濃濃的惡意,當電影先後幾次談到寬恕的時候,竟然是出乎意外的溫柔,不需言說,僅是幾下細微的動作,見於倒出的一杯橙汁,或是險些被燒毀的一份檔案,就把這一切說明。甚至以暴力的方法改變了個性最為衝動的Dixon,在最應該顯露惡意的時候,他沒有把惡意繼續累積,一句平淡的「除了你,還有誰?」彷彿把前事抹走,重新做人。在被接納(Willoughby的信件)與被饒恕之中,他被改變,也因他的改變,改變了另一個人。

幾個讓人既憎又憐的角色,一次又一次的峰迴路轉,未到最後的一刻,只得隨著戲中人物無定向地選擇他們的人生,直至最後看見了一開始無法想像的一幕。《廣告牌殺人事件》成功展現了兩種極端的情緒──那一種顯然易見的惡意,還有藏於心底的寬恕,沒有讓電影一味惡意到底,沒有讓電影一直充滿惡意。把他們帶出了胡同,前往未知的出發──曾經擔心這是另一次的惡意,然而想著想著,補上了那一種心態的轉變,那段旅程或者只是一個新的開始。


作者自我簡介:看電影的人,映後會寫筆記。Facebook Page:《程思傳的偽文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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