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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尾貓看「白種人崇拜」

2017/1/9 — 12:29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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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各位讀者可曾記起,早前拙文曾就練乙錚先生「支那鬱結與白種人崇拜」的一文作出評論。練先生在該文引用一幅圖英國著名政治漫畫刊物(Punch)的漫畫,表示象徵著英國的巴麥尊如何用尖酸刻薄的"John Chinaman"來羞辱中國人。圖中的巴麥尊用著九尾貓,正準備懲戒圖中虐待婦儒的華人。

九尾貓是當時歐洲笞刑慣用,亦是香港開埠初期常用的刑具,香港開埠跟九尾貓和司法制度不公息息相關。究竟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在這種社會環境下,香港人會否同樣染上練先生所指的「白種人崇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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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初期的司法不公

香港開埠初期的華人,經常遭受災難般的司法不公和歧視。在砵甸乍接管香港的初期,港英警察和司法部門經常不經司法程序拘捕和扣押懷疑犯罪的華人,動輒罰款、服苦役和鞭笞、刺字等肉刑。例如1858年第8號法例規定,行乞便需處以五元罰款,或者鞭笞五至三十六鞭。當時港英官員歐德也表示,僅僅因為貧窮就處以酷刑,不僅是「野蠻」,而且是「不人道」和「毫無道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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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如何「不人道」和「毫無道理」,我們可以從曾任經歷司(Registrar)的史諾頓(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1855-1920)對疑犯司法處理的描述和媒體對處理手法的批評,了解更多當時的情況。(2)

史諾頓在其書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中表示,香港的鞭刑情況比世界其他國家更為普遍。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刑事,每天都有犯人公眾鞭笞。1846年4月25日,僅是由於沒有持有登記證,不少於54名嫌犯被剪去辮子和鞭笞。(3)

對於任何嫌犯,香港警察一般採取的做法都是「未審先打」的慣例,殺雞嚇猴。不過此種「慣例」並没有任法例賦予權力。(4)對此,史諾頓表示,根據《虎門條約》,任何疑犯"criminals or other offenders were only to be handed over on application."

對於上述事件的粗暴處理手法,一份本地報章作出以下評論:(5)

“Commenting upon the case, a local paper said that ‘the barbarity of the legislation which would brand and mutilate human beings who had committed no crime, but who were obnoxious as being members of a secret society," reference being doubtless had to the Triad and other secret Societies Ordinance, No. 1 of 1845."(粗字體為筆者所加)

報上所指的"brand",究竟是什麼呢?當戴維斯任總督時,國內農民起義,很多天地會成員逃離至香港。為了對付這些尋求政治庇護的政治犯,戴維斯於1845年頒布法令第一號,規定香港警察有權逮捕這些政治犯,監禁期滿後在犯人頰上蓋上烙印(相當於刺刑),送到中國境內然後處決。文中所指的"No. 1 of 1845″,就是以上這條法例。(6)

關於殖民政府的司法管轄權處和酷刑,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根據義律在1841年2月13日提出《善定事宜》關於治外法權的原意,(7)還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第十三款,即「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所有在香港犯事的華人應該交由中方審理,英方只有權同觀(即「眼同」)審理;至於公告中指的是廢除一切「拷訊研鞫」,亦不應理解為廢除將疑犯交由中方處理後中方對疑犯使用的酷刑,而應該是殖民政府所承諾,在香港的司法過程中,包括保甲制中負責法治與司法的當地耆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使用的一切酷刑。然而,實際的操作當然並非依約而行。(8)


圖2。1841年1月28日義律和佰麥在登陸香港後在赤柱所發表的公告。文中承諾廢除「拷訊研鞫」。

圖2。1841年1月28日義律和佰麥在登陸香港後在赤柱所發表的公告。文中承諾廢除「拷訊研鞫」。

鞭刑是體罰,還是酷刑?

對於香港早期的司法制度如何虐待華人的史實紀錄,現存資料都幾乎抹得一乾二淨,不過我們還可以從史諾頓、葉靈鳳、連繼民與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蘇亦工等著作了解當時情況。(9)

早年的鞭笞,一般都是公開在鞭笞刑場進行,而受鞭的次數一般為40-50下。而刑具方面,從首任裁判司威廉堅在1842年的報告中,可以得知早期使用的是竹杖。隨後,可能跟香港治安日漸惡化有關,不久便轉用當時歐洲笞刑慣用,亦即練先生引用(Punch)雜誌漫畫上的「九尾貓」。

九尾貓有九條麻繩,每條繩上都有一個或以上的結,因此每鞭一下便最少有9條疤痕。跟清朝笞刑鞭打臀部不同,西方笞刑鞭打的位置是背部,當鞭打時,刑吏是出盡氣力鞭打背部,因此很容易傷及肺部而傷重致死。

基於英國本土人士和在香港的英國人對笞藤施行的不滿,威廉堅將笞籐問題鬧到去英國,當中原因有三:(10)

1. 施用過濫,對於輕罪都動輒公開鞭笞數十;
2. 刑法太殘酷,要麼犯者體格太弱,要麼行刑前又不經醫生檢驗,受刑後重傷而死;
3. 刑法以華人為限。

對此,提出質疑的港督寶靈於1854年向國會和立法局上提出質詢。寶靈在任期間,鞭笞在停用過一段時期恢復使用。後來,港督軒尼詩也在1877年亦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建議。軒尼詩委托醫官對應否施用笞藤作醫學報告。報告指出,香港笞刑以「九尾貓」為刑具鞭撻受刑者背部並不適宜。自此,九尾貓上的結廢除不用,不過辣貓依然繼續張牙舞爪。(11)

練先生在暗示?

由此看來,由開埠初期至19世紀未的司法不公和的嚴刑鞭打的確曾經存在。(12)假如練先生在文中所指國人對白種人所產生的「洪荒敬畏」之情是基於英國「「對中國造成的災難」和「潛意識裏認為他們的文明比我們先進」所致,那麼本就是來自內地,並在嚴酷不公的司法制度下成長的香港華人,與在巨艦大砲淫威下成長的國人,其實都是殊途同歸。而在國內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恐怖巨砲後前仆後繼湧來香港的內地華人,還要活在未審先打和九尾貓的陰霾之下,香港華人在英國「文明」的統治下受盡綜合兩地的終極苦難,按愈受「白種人文明」洗禮就愈「敬畏」的邏輯來看,毫無疑問,香港華人對英國白種人應該心存最高級別的「敬畏」才是。如此看來,練先生除了透過冷嘲國人來熱諷港人,是否還帶出一個很少人在意的內涵訊息 – 香港人對白種人的崇拜不但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與國人本來就如練先生所說的一樣 – 如出一轍呢?

[文:梁曉遴]


註:

(1)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Vetch and Lee Limited, 1971) vol I, 92.
(2)"there was more flogging in Hong Kong than probably i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accordingly to the population. For her most trifling offence the Chinese were being daily sentenced to be publicly whipped. On Saturday 25th Apr 1846, no less than 54 men were flogged and had their tails cut off – a mode of punishment common in those days – for no other tickets,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sentence was further increased by their handed over afterwards to the tender mercies of the Kowloon mandarins." 同上,92.
(3)1846年的這件事件,事源是一名懷疑偷木材的華人被籐笞。在他們行經灣仔春園街時,有一群華人向警察攻擊。由於無辨認是誰動手,因此便查閲他們的居民登記證。但是由於全部無證,後來警方將一行54個懷疑襲警的華人全部拘捕。但是由於找不到襲警證據,因此便改控他們違反登記法令,判罰五元。當時時香港苦力每月收入大多只有六元,五元罰款當然無法繳付,因此唯有鞭笞二十,剪去辮子,再驅逐出境。葉靈鳳:《香海浮沉錄》(南昌:江西教育,2013),頁52-53。
(4)"The existence of any local law authorising the Magistrates first to punish and then to hand over delinquents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as not known. By the treaty, criminals or other offenders were only to be handed over on application." 同1,93.
(5)同上。
(6)葉靈鳳:《香海浮沉錄》,頁 14。
(7)「嗣後居住香港之中華民人商犯罪者,即交附近地方官,眼同辦理;其寄寓中華之英國商人等犯罪者,即交總管,會同各該地方官,在香港審明眼同辦理」。郭衛東:《轉折 – 以早期中英關係和為考察中心》(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503-504。
(8)1841年4月30日義律任命威廉堅為香港總巡理府,隨即在威廉堅的主持下成立了「巡理府法院(Chief Magistrate’s Court),該法院聯權範圍是,除死刑等重案須提交政府首長即義律親審外,它有權「按照中國法律」審理一般華人案件。《轉折 – 以早期中英關係和為考察中心》,頁504。此外,1849年2月25日的海盜徐亞保在赤柱戮殺兩名英國軍管事件,在高等法院開審時,辯方律師便根據《虎門條約》附件(即《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國官廳對於香港的中國居民有裁判權,犯人應交回中國官廳、用中國法律審訊,香港法庭無權審理。可是法官表示這些條約附件僅指在中國境內犯案後匿居香港的犯人而言,但徐亞保是在香港境內犯了謀犯罪,故應由香港英國法庭審訊。因此他在港受審是非法的,而且是違反條約。《香海浮沉錄》,頁 119-127。
(9)第四節:中国法律及习惯的适用范围。
(10)連繼民:《別了義律公告 – 香港的法制與治安》(北京:中國友誼,1997),頁 234。
(11)《香海浮沉錄》,頁59-60。
(12)"The mode and nature of the punishment inflicted under the Ordinance was peculiarly distasteful to the Chinese, who are, as a rule, great cowards, and who, although traditionally careless of their lives, have a great terror of corporal punishment."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vol II,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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